1.北京站来了个“康拜因”
  这世界上什么邪人都有，当警察的碰上的邪人更多。那天有个长得跟马天民似的警察，正在北京站口巡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位蛮新鲜。
  这位长得新鲜？
  瞧这话问的，人家又不是菜，谁还能长得新鲜？四十好几快五十的北方汉子，目光略带滞涩，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跟新鲜是不沾边儿了。倒是穿着新衣服，只是大太阳底下，仔细看，新衣服领子上满是黄色的斑斑汗渍。
  人不新鲜，但表情新鲜。
  警察是早上八九点看见他的，当时也没在意。这位发现警察瞅他，还回过头来使劲看两眼，跟相女婿似的。
  看得多了，马天民同志没把他当回事儿——一眼就明白，这位，跟犯法是不沾边的。肯定是东北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且还是第一次来北京。
  您看那衣裳领子就明白。那中山装上头还带着死褶呢！多半是到北京时，在卧铺上换的，要给北京一个好印象。来趟北京，压箱底的衣服都得穿出来。
  火车上可没洗澡设备，你衣服是新的，脖子上的汗不给面子，用不了半天，就这个情况了。
  顺便说一句，80年代初期，来趟北京是了不得的事情。东北有一位管教干部，去了趟北京，回来后进门就揪一个北京老犯出来：你小子敢耍我？谁说天安门底下安轱辘，一到晚上就推回去的？溜溜骗了我三年啊……三年啊，这位都坚信天安门是昼伏夜出的东西，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那汉子盯警察干吗？那是人家要看明白首都警察什么穿戴什么打扮，回去给乡亲们学舌呢。
  他要是知道后来得看多少天警察，肯定犯不着现在这么认真。
  马天民一乐，拔高了胸脯接着巡逻。等到11点钟转回来，就觉得有点儿不对——这人怎么还在这儿呢？
  有心问问，看这位对着北边一个劲儿地瞅，好像没心思理自己。正在这时，一个大妈问马天民附近有没有卖驴肉火烧的，一打岔就把这档子事儿忘了。
  中午吃过饭，打个盹儿，下午马天民接着巡逻，冷眼一瞧，唉……这位怎么还没走呢？！
  只见这位还站在老地方，两条腿跟站桩似的，看那意思从上午到现在连窝都没挪。别的没变化，就那俩眼睛都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了。
  这人肯定有事儿。马天民是个热心的警察，就想上去看看能帮什么。这一迈步，马天民又犹豫了。
  怎么回事儿？
  这位站的地方不合适——他正站在站前广场边的马路牙子上。
  火车站有两个派出所，一个是铁路民警的，一个是北京治安民警的。铁路的不管治安，治安的不管铁路，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两者的交界线就是这马路牙子。
  马天民是治安警，一看，嘿，您站那儿真会挑地方，我去管正好越权，要不我找个铁路的警察来？
  刚一踌躇，忽听后面有人喊：“抓小偷！”
  马天民条件反射地一回头，只见一帮人，举着被褥卷、旅行包，正围着什么咬牙切齿呢。
  “有理说理，我是警察，别打人！”马天民“噌”就蹿过去了，他知道那是把小偷围上了，得赶紧去，稍晚一点，打出人命算谁的？
  一边喊，一边跑，一边还冷不丁地回了一下头，正看见那位抬起袄袖子擦眼睛——马天民心里“咯噔”一下——那么大个的大老爷们，“噼里啪啦”掉眼泪，这肯定是有大事儿！
  马天民好容易把这一帮人摆平，再抬头看，那汉子已经找不着了。
  旁边修鞋的告诉他：“自己个儿奔派出所了，我看像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不对，我看比媳妇跑了还伤心。马天民摘下帽子吹吹，朝派出所方向走去。
  一进门，正看见那汉子坐在椅子上，哭得哞哞的。所里唯一的女警察正拧了条毛巾递过去：“安书记，您擦把脸。”
  马天民进来，旁边人都跟他打招呼。前面说了，北京站俩派出所，这边是铁路的，马天民是治安的。他来，属于兄弟单位来人，虽然这兄弟单位没事儿一天来三回，赶上聚餐说不定还带来俩联防，那毕竟也是兄弟单位，跟自己内部的不一样。
  这一不一样，那位“安书记”误会了——一他以为来的是领导。
  只见这位“呼”一下站起来，对着马天民“扑通”就跪下了，“当当当”磕头，嘴里说什么却是含糊不清，大意是警察同志求你了，帮我把钱找回来吧，把姐夫他们都抓起来……
  马天民赶紧扶他，心里倒吸一口冷气：以他的经验，这人要是哭，问题还有的商量，最怕的就是这种不哭，车轴汉子看着你两眼冒火似的，一磕头满屋子闹地震的主儿。
  “他丢了什么？”马天民问所里的民警。
  那女民警轻声说：“他丢了一辆拖拉机。”
  “啊？”马天民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北京站口丢什么的都有，但是丢拖拉机这种玩意儿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这位安书记，是黑龙江勃利县的一个大队书记。这个地方当时地势辽阔，人口稀少。你别看老安只是一个大队书记，他管的地盘要在日本不比一个市小，在当地也是一跺脚四方响应的人物。这地方的土地还特别好，后来侦破此案的一名侦察员回忆说：“去了才知道，难怪当初小日本那么想要东北这块地方。这儿实在太肥沃了。搁谁谁都喜欢，东北大馒头太好吃了，香！”这地方的庄稼地，种什么长什么，一个人能摊几百亩地，如果照当年的标准，娶不上媳妇的也能划地主。
  就是因为土地太多、太好了，出问题了。
  因为土地虽好，人不够，庄稼收不过来。80年代初期，农业开始搞承包，大伙儿种地都有积极性，众乡亲一合计，最后有人出招了：咱们凑钱买个“康拜因”吧，那玩意儿一开起来你就可以睡觉了，睡醒了调回头来接着睡。一天的活儿，睡两觉就干完了，晚上回家跟老婆乐和一宿不用打盹。
  有人问：“你哪儿有老婆啊？”
  回：“俺直接把‘康拜因’当老婆。”
  瞧，能跟“康拜因”乐和一宿，东北人是不是个个有赵本山的素质？
  慢着，那位说了，啥叫“康拜因”啊？
  东北农民问了：“酱紫你知道是啥吗？走召弓虽你知道是啥吗？嘿嘿，这回也轮到俺们教你咋说话了。‘康拜因’啊，就是Combine的意思……”
  嗯？这还是80年代的东北农民吗？好像当时农村小学一般不教英语。
  还真不是吹的，虽然在网上今天说康拜因很少有人明白，当年的东北农民对它却耳熟能详。
  当年叶永烈先生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小灵通在未来市的大田里，看见一个怪物拉着宽宽的犁铧一路行来，后面的田地就自动插满了秧苗。眼看这家伙慢吞吞地直奔田埂而去，小灵通大惊，喊话无效之后上去一阵乱扳乱拉，终于把这个“危险”的机器停了下来。
  小灵通当然错了，这种怪物是带自动驾驶仪（估计是GPS）的，自己会拐弯……
  所谓“康拜因”，是一种大型农业机械，能耕地、插秧、播种、洒药、收割，除了没有GPS以外，一切都和这种怪物差不多，是东北农民干活的好家什儿。
  我国最初的“康拜因”来自前苏联。后来，美国红色农业专家韩丁到中国，推动的三件农业大杀器——“康拜因”、喷灌和免耕法，此物排名第一。
  被两个超级大国推崇的这种东西，究竟何种形象呢？
  说起来神秘，其实这东西的构造并不复杂，一个拖拉机，带着播种机就能干播种的活儿，带着收割机就能干收割的活儿，和玩具市场流行的变形金刚异曲同工，可以极大程度地代替农民的手工劳动。现在有的材料把“康拜因”只称为“联合收割机”，好像是有点儿片面化了它的能耐。
  多说一句，既然如此好，“康拜因”怎么只在东北使用得多呢？
  这不奇怪，康拜因虽好，但也有缺点：第一，它横行无忌，故此只适用于大块农场，碰到小地块或者梯田这种地貌，它就无能为力了；第二，它需要在田间预留行进通道，对于惜土如金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个令人心疼的浪费；第三，它毕竟是机械化作业，比不得我国农民的传统精耕细作，是要有点减产的。
  老萨怎么知道这些？很简单，萨娘当年就是干农机的嘛！那时候萨娘刚调回北京不久，三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她的同事也差不多。虽然“十年浩劫”让大多数人生疏了业务，但一旦投入工作，这帮中国人的本事即便是作为朋友的韩丁也没想到。比如韩丁带来的脱粒机，核心部件是个满身是刺的钢辊，这边进去老玉米，上面的玉米粒立即被钢辊上的尖刺抓住，那边出来就是玉米豆和“剥光”了的玉米秸，端的神奇，不过售价也让人吃不消。这种带钢刺的辊子在我国没有生产设备，看来不得不进口美国的了。结果萨娘他们弄了个黑铁轴，叫个焊接青工不断对着上面点焊，一点就是一个尖刺，一会儿功夫就把美国带专利技术的玩意儿给做出来，造价等于进口的千分之一。韩丁先生抱着这铁辊转了三圈，差点儿拿那狼牙棒似的玩意儿砸自己脑袋。
  不过，别的东西可以因陋就简，康拜因最关键的部件——拖拉机却不能，这东西只能买正牌子的。
  要说现在，如果需要，只怕卖豆糕的都能兼营拖拉机。商品经济中，什么赚钱大伙儿做什么，天经地义。但是在八一年，拖拉机绝对属于供不应求的商品，那玩意儿有钱买不到。
  那时候你要买拖拉机，是要一机部批条子的。
  农民们对买康拜因非常支持，纷纷表示可以出钱。身为党员干部，安书记最受信赖，负责去找门路，买拖拉机。不能不赞一句，1981年的党员干部，还是很有威信的。
  安书记，工作勤奋，待人公平，在勃利这地方深孚众望，也是个能人，但等到了牡丹江，可就心有余力不足了。走组织程序，那还不得猴年马月？
  当时的干部，腐败不是问题，僵化是问题，拖拉机在库里，审批手续不全，就是开不出来。
  跑完了牡丹江跑哈尔滨，一无所获。这拖拉机，上哪儿买去啊？安书记可就犯了愁。这时候，要真能拿俩钱润滑一下，未必不是好事儿呢。
  这人要是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免见人就叨唠。在去沈阳的列车上，安书记碰上一个姓齐的小伙子。听到安书记的苦恼，小伙子说你别急，我认识一个姓葛的兄弟，特有本事，说不定，就帮你给解决了。
  “兄弟，那敢情好，可让我怎么谢你呢？”安书记万分高兴。
  “成不成还两说呢。”小伙子显得挺实诚。
  到了沈阳，小伙子带来了他的朋友。一聊之下，这位姓葛的朋友说拖拉机有啊，直接去北京吧，我姐夫就在北京一机部工作，你们跟我走吧。
  后来参加破案的警察说，这安书记最大的问题是半辈子碰上的都是老实人……
  这能算问题嘛，老萨这半辈子碰上的也是老实人居多啊。
  警察同志说还有半句呢，加上那时候就八个样板戏来回演还没互联网。
  就八个样板戏，里面人物都跟脸谱似的，可怜安书记在勃利半辈子，也不知道天下骗子长什么样。要搁现在，别说被骗了，心眼稍微不活泛的外国骗子到中国来，能扛住诱惑不买仨拐带回去就算他有定力。
  2.“教授”破案，可比“重案六组”的狠
  安书记跟着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见着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大机关出来的。
  别看是大机关出来的，对农民一点不嫌弃。姐夫很耐心地听安书记讲这档子事儿，说我们有政策要支持边疆农民的，你不要担心。
  但是，申请批条总还得些时日，人家说了，让安书记回家去等。
  这样，安书记老老实实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里头有点儿期待，还有点儿焦急。
  既然这样，咱安书记怎么又站马路牙子上了呢？
  说来话长。终于有一天电话来了，那个姓齐的打来的，让安书记到沈阳。告诉他批条已经拿到了，到北京提货，国家统控物资，紧俏商品，不来拖拉机就得给别人，过时不候。
  安书记急三火四，带着钱就去了。先到沈阳，约定一个饭馆请齐和葛——帮这样大的忙请人家吃饭是应当的。吃饭的时候，葛把姐夫邮寄过来的批条拿出来，盖着大红公章呢，安书记当时一颗心就放肚子里了。
  接着，安书记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来了，俩人寒暄，安书记感谢，姐夫说将来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顾。安书记说没问题，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地造……
  后面？后面俩人去看货，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车站前头，找了个饭馆吃饭。吃饭出来，姐夫说你买拖拉机的钱呢？
  安书记赶紧把装钱的书包拿了出来，姐夫把手里的烟头一甩，潇洒地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你看，怕你着急，发票都提前给你开好了，你拿着。哦，一机部大楼你没有通行证进不去，你在这儿等着啊，别离开啊，我交完钱拿了提货单，咱们去取拖拉机……
  安书记拿了发票，就乖乖地站马路牙子上头了。
  说得热闹，这案子多少钱呢？
  一万多块。
  嘿，那位说了，一万多块？要是在五环路以里买房连一平米都不够，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范围。
  说三个事儿，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个老邻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块遗产，几个子女打得跟范进中举似的，差一点儿动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获本案的干警，级别最高的一位，当时月薪43块，这案子的金额，够他不吃不喝攒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后是给毙了。固然因为其中有别的案子牵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万多块的金额，当时是很重的砝码。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没处理，直接交给了市局二处。
  市局二处何许人也？
  按一位梁家园的老大形容，90年代发生一个凶杀案，报上去后二处来人勘查现场。中间有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女警官，齐耳短发，斜叼一根烟不点，笔记本计算机往膝盖上一放，那边汇报勘查结果，这边“噼里啪啦”报告就出来了。打到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烟往耳朵上一夹，过去掰开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后擦擦手接着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烟，又叼上了。
  办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这位老大说，那气质真是活像电视里的女捕快，威风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处的种儿。
  二处，专门负责北京市凶杀、强xx、抢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队伍，其他部门对他们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这帮人的确能办案子，恨的是这帮人装备好、手眼通天，什么案子到他们手里，别人就只有协办的份儿了。
  这一次，二处来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来的这位探长在北京警界里绰号叫“教授”。
  “教授”，听着新鲜？您别觉得新鲜，警察里头的外号你想不到有多洋气，有一位80多的老大，当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当了教授，在公安大学讲刑事侦查学，也不知道老爷子如今退休了没有。
  办“林海雪原”这个案子的时候，“教授”还不是教授，但已经教出了不少学生，这个案子的细节，就是从“教授”的一个学生嘴里掏出来的。这位如今的刑侦专家，谈起老师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学徒，还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触，是因为一起跟踪追击的案子。公安机关接到消息，有一名杀人犯潜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从外地赶来与他会面。
  有了这个线索，跟着案犯的哥哥走，顺藤摸瓜，显然是非常好的办法。
  在当时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劳改释放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跟踪，切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一帮菜鸟就只能当看客。“教授”骑一辆自行车，亲自出马跟踪。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窝点，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经非常小心了，反复注意身后，确实没人跟踪我，怎么还让人给端了呢？
  开总结会时“教授”说了自己的做法：“也是我运气，他一出门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大喜天赐良机也。我骑车跟上，他下车奔窝点，就掏呗。”
  “那他怎么没发现你跟踪他呢？”
  “很简单，我不在他后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来，看到跟踪对象上公共汽车，“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车，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来米处等着，看到下车人中没有跟踪对象，再立即接着快蹬赶向下一站。跟踪对象只考虑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在前头！
  要不是公共汽车，这个战术就没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儿开，不可能到前面等着；第二，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中途开门，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过它啊。
  从汽车上下来的跟踪对象，确认车上、车下没有跟踪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窝点，结果轻易被抓。
  接着说，“教授”接了这个案子，安书记把情况叙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轮廓：批条，假的！发票，假的！一机部查无此人，去看拖拉机……
  那拖拉机是铁路货场里等着运输的，他们就在铁丝网外头看看，说这个拖拉机行吗（警察说了，你倒是进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书记他们急于买拖拉机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侦察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但作案手法纯熟，应属屡犯。
  齐、葛二人的家应该在沈阳，而那个姐夫的家是在北京，并且离北京站不远。
  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侦察员向安书记问案件过程，“教授”是从另一个案子现场赶来的，到得比较晚，拿了根烟在旁边听——当时二处的编制是一处分十组，“教授”是其中一组的组长。
  现在一说《重案六组》大家都知道，当初二处的确有个六组，不过这真实六组的案子没法拍，因为他们对口的案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的，太血腥，对社会影响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们这边好一点儿，安书记虽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没出人命吗？
  那位给“教授”当过学生的老侦察员听了脸上变色，说分工哪儿有那么明确的，这跟挑西瓜不一样，赶上什么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最拿手的，其实是破碎尸案——北京第一起远程碎尸案，就是“教授”带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组的狠，啧啧，你等我给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说着，就开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黄晓蜂，说他写129师骑兵团写出个麻烦来：《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成书之后，有人告诉他北京军区有一位老领导到处拍桌子找一个叫“黄员外”的，也不知道要干啥。老黄一听这老爷子的名字就有点儿含糊——这老爷子的大名在129师骑兵团如雷贯耳，冀南突围的时候抡马刀追着鬼子骑兵砍出好几里的主儿，据说脾气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干吗？总不是有双胞胎闺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见，人家威望在这儿呢，以后说句话全国的骑兵见我就拿刀砍，我还活不活了？
  见面，老爷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话没说完就奔正题：那谁谁谁明明是我一枪放倒的，你娃怎么给安老刘身上了？
  是这件事儿啊，老黄赶紧解释：这是为了突出重点人物，所以把几个人的事迹放在一个人身上了。给您道歉，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然，这书就写散了……
  一边说一边纳闷：那谁谁谁也不算什么大人物，一个小情节而已。这样的主儿你干了也不是三个五个，毙也就毙了，60年了还死揪着他不放干什么？
  说了半天，老爷子才面色稍缓，算是认可了。末了冒出一句来：“就是嘛，那是我们四连干的，怎么能算到一连头上呢？”
  “嗯？！”老黄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忌讳——129师骑兵团里，一连和四连是最能打的两个连，两个连打起鬼子来生死与共，可下了战场不但连长战士见面要杠肩膀，连四连的马看见一连的同行，都要咬两口。
  都60年了啊！
  老黄说这事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当过兵的，听着光“嘿嘿”地乐，下来说：“这样有荣誉感的部队啊，才他X的有战斗力！”
  看这位老侦察员的架势，二处里边几个组，关系也跟八路的骑兵团差不多。
  言归正传，“教授”听案在二处出了名的文明，一根烟点着，似睡非睡，干警跟他汇报也是这个劲儿。换张良基……有人背后说张局那嗓门不叫嚷，叫“咆哮”，隔两层楼茶杯都能让他震得蹦起来。
  但是“教授”可别说话，他一说话就有人要倒霉……
  你说你不在现场，那拿XX的内裤套脑袋上做鬼脸的是谁啊？这是嫌疑人要倒霉了。
  档案室下班了你就回来了？你怎么不给他们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当警察的啊？这是侦查员要倒霉了。
  这回，安书记案情说得明白，有警察已经开始低声归纳结论了，“教授”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句来：“现场勘查了吗？”
  现场？这案子有现场吗？周围人都一愣。
  “教授”二话不说，拿起衣服就往外走：“就他（一指安书记）站那地儿，我去看看。”
  北京站的马路牙子，千人踩万人过，这还能勘查出什么来？有侦察员赶紧跟上，满脸的不解。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儿粗暴，“教授”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知道那地方，三不管，搞卫生的一天也不去一次，去碰碰运气吧。”
  到了地方，过往的人只怕没一千也有八百了。洋灰地砖的地面，四面全无遮拦，照安书记说，和姐夫在这儿不过谈了几分钟，能有什么留下来的？
  看到地面一片狼藉，不似打扫过的，“教授”吁了一口气。
  跟着“教授”的侦察员脑子灵活，略一回忆，忽然心有所动。
  就在这时候，“教授”已经取出镊子，从地面上夹起一个烟头来，仔细看过，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拿出证物袋装了进去。
  侦察员看看“教授”，瞳孔有点儿散大。
  “教授”乐了：“你猜出我找什么来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对，我猜您是来找那姐夫扔的烟头，安书记不是说了嘛，姐夫把手里烟头一甩，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
  孺子可教也，“教授”乐了。别奇怪咱们警察这样说话，北京这地方是全国文化中心，警察碰上贼都会调侃几句。
  我认识一位警官，当年抓过一个被通缉的唐山骗子。
  两人遭遇以后，警官怎么看这位怎么像通缉令上的，基本确认后开始盘查。这位咬着后槽牙愣冒充北京扛大包的顶了七八个回合。为什么咬着后槽牙呢？不咬他口音就露了啊！
  等到这位把“马家堡（pu）”念“马家堡（bao）”，照他的口音念马家pu准走音儿。警官说你念得不对，这位还硬跟警官讲理呢：“您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家堡（bao）……”
  警官说，你把左边的鞋脱下来给我看看。这位就脱了，递过来给警官。
  警官抄过鞋来，照屁股就是一下——我叫你还矫情，我住北京30年也没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马家堡（bao）！打你个朽木不可雕也的！
  这骗子这才发现上了当，要打，这文文静静的警官翻了脸比土匪还狠；要跑，一只鞋没了，他又不是赤脚大仙！剩下的只能用唐山味普通话连连告饶：“达（大）哥，倭（我）错了，达（大）哥，饶了倭（我）吧。”
  北京八九十年代的警风，这也算一个侧面。
  但是，这侦察员挠头问道：可这地上这么多烟头，您怎么知道是这个呢……
  是啊，这块地上足有一百多个烟头呢。
  “教授”笑了，晃晃证物袋，说，就是它，因为我知道它跟别的烟头都不一样。
  一百多个烟头，一抬手就把要找的那个找出来，警犬都没这个本事，“教授”难道比狗还厉害？
  废话，“教授”当然比狗厉害！你换那狗上台讲个课给大伙儿听听？拿“教授”跟狗比，这怎么说话儿呢？
  这事儿说来其实简单。那年头人都不富裕，一只烟要抽到手都捏不住才会丢掉。围棋名将过惕生先生还有个绝招，能把新烟和快烧完的烟头连接起来，喷云吐雾，仿佛不断。所以，无论比赛中抽多少烟，永远只有一个烟头。
  这个古怪的现象曾令与他对阵的日本棋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个行骗的姐夫，拿到钱以后立即把烟甩了，正好抽剩一个烟屁股的可能性极小。在这一百多个烟头中，夹杂着一根只烧了半截的香烟，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教授”人多谦虚啊，说，我这是运气，运气。
  可不是，一百多个烟头里，只有一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运气；烟头落地，就把火撞灭了，没有继续烧，也是运气。
  破案有时候是需要运气的，但是光有运气可不够。北京“炮局四大姑奶奶”，有一位专门给人看手相的。有一回看来看去，也没找到合适的，队长说看来是个新手干的，算了，找找别的途径。人家姑奶奶是个慢性子，抿着嘴琢磨半天，也没舍得把那指纹放下，说，那怎么成呢？我再找找呗。
  半个月以后，姑奶奶拿着一份档案就来了：“您看，是不是这小子？”
  一枚指纹，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案犯正好留下过指纹，可谓运气好，但要是没有这么个慢性子的姑奶奶，也许，这线索就放跑了。
  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烟，连过滤嘴都没有。“教授”看着烟头，苦笑着摇摇头。
  助手问了，说这不是线索吗？
  “是啊，”“教授”不情不愿地说，“可这线索一来，离破案就越来越远了。”
  “为什么啊？”
  “你说呢？”“教授”把烟头递给侦察员，意思是考考他。
  侦察员左看右看，得出一个结论来：东北牌子，北京应该没卖过。
  对。我估摸着，这姐夫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这仨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在北京找人，没戏。
  唉，您这可就武断了吧。侦察员大着胆子问道，一根烟头说明不了问题，也没准是别人送他的烟呢。
  “你以为我是看见烟才这么琢磨的？那就是一个验证。”
  “那……”
  “四个人第一次出去吃饭，谁掏钱？”
  “姐夫啊，他说尽地主之谊。”
  “他们在哪儿吃的饭？”
  “北京站口对面，一饭馆，我去看过，后来安书记请客，两回都那儿。”
  “哦，本地人请客吃饭，有在火车站门口的吗？”
  ……
  是啊，一般来说，无论哪个城市，火车站口的饮食都不太让人恭维。
  一个细节可能是巧合，两个细节都对上，巧合的概率就不大了。
  北京这边也留人查查，不过姐夫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觉得，这仨都东北的，分头来北京给咱书记下的套，那查起来可就……“教授”摇摇头。别人越找线索离破案越近，他可好，把案犯追东三省范围去了。
  这可怎么找啊？
  “不过……”“教授”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言语。
  后来谈到这案子的时候，“教授”跟侦察员说这是一教训，再多想一步就海阔天空，自己呢，多想了半步，没往前琢磨。
  “教授”想的是：这仨小子可够胆儿大的，要是那安书记不上当，来回的火车票，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案子破了，才恍然大悟：其实，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不管怎样，排查，与东北警方联系，找这三个人，工作开始进行，嫌疑人在划定……
  可是，这种异地作案，蜻蜓点水式的犯罪，破起案来如同大海捞针，确实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首都警察虽然厉害也不是神仙，一来二去，一个月过去了，除了一堆结论被否定之外，没有任何进展。
  安书记呢？
  安书记是死活不回去了。
  无颜见江东父老啊，那点儿钱，有一块的，还有五毛的，全村人家里能拿得出来的，差不多都在这儿了。灰头土脸地回去，老安不寻短见也得窝囊死。
  警察也是讲情理的。北新桥有个侨办，是二处的协作单位，就把安书记放那儿了。白吃白住，算起来，一个月也不少钱呢。
  谁叫人家在北京让骗子给骗了呢？那时候这样的案子不多，警察们还有点心存歉疚的意思。
  问题是，安书记并不是很领情，每天吃完了饭就蹲在门口等警察，眼睛越瞪越大。半个月以后，就奔铜铃那么大去了。
  侦察员们隔三差五去看一次，都有点儿含糊，有人说这老头别是要出事儿吧。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没过两天，忽然有人打电话到二处来，点名要“教授”接电话。
  教授拿过听筒一听，是地安门派出所的。
  出什么大案子了？
  没有。人家就是告诉他：“那安书记，让我们给抓起来了，你们过来看看？”
  3.这大队书记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核实“林海雪原”一案中朝鲜族警察追狗一段的细节，曾和北京处理此案的一位老侦察员通电话。说到中间，顺口提起一位网名“行走40国”老兄的事情，以及他怎样瞒天过海轻取各国签证、因势利导糊弄非洲农民等种种情形，说完之后电话那端半晌无语。
  就在老萨以为电话断了的时候，那边说话了，似乎也很郁闷：“这人可别作案——太不好抓了。”
  放下电话想想，“林海雪原”这个案子，到东三省抓人已经把侦察员们玩得跟杨子荣似的。要是碰上这流窜63国的主儿，警察同志估计得挠墙。
  还好，行走兄就是一个驴客，倒没听说他有意干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真我国警察之幸也。
  好，言归正传。
  安书记被抓起来了？！
  难道此人是骗子？
  简直没有天理了，办这个案子的侦察员，警龄加一块儿超过一百年，连审带查半个月，没一个脑子里想过安书记是骗子。要是让这看着老实巴交的主儿给骗了，大伙儿出门都用布把脑袋包起来——这种事儿还能看走眼，没脸见人呐。
  “教授”急三火四带了一个侦察员，奔地安门派出所去了。
  到进院一看，正瞅见安书记：可不是他么，在墙角那儿蹲着呢，脸涨得跟红布似的，看见“教授”以后一言不发，双手抱头，赶紧把脸遮上。
  看这意思，安书记也是个没脸见人的架势。
  这怎么回事儿呢？
  处理案子的小警察迎面而来，十分嚣张地冲着安书记一指，喝道：“你，蹲好！”一转头就换了一副面孔，很殷勤地请“教授”进门上座，神态极为恭敬。
  可二处的，当年到北京任何一个地方管片儿，都是这个待遇。哪怕是一个小警察，对方的所长局长也会来亲自接待。
  听说这种待遇，老萨第一个印象就是二处太跋扈——这明显是北宋时代禁军欺负厢军嘛，再怎么着，人家那儿也有级别摆着呢。
  二处还真不怎么在乎级别。
  听过二处老处长少华的一段轶事：北京某著名大学一个学者的家人下班回来，忽然发现他已经吊死家中。此学者声望甚隆，没有任何自杀理由和迹象。
  因为影响甚大，各方人马纷纷出动。二处当然也不例外，少华亲自带队出现场，而且到得最快。
  勘查，检验，15分钟后，少华说，走。
  看守现场的警察问：王处，X局长已经在路上了，要不要等等他，汇报完了再走？
  王处撇撇嘴：“这也能叫案子？一个性窒息事故而已。还有别的案子，不等了。”
  牛气吧？
  可是X局长听了一点儿也不生气，连门儿也没进就走了，丢下一句话：
  “少华定的案子，没必要看。”
  事后查证果然如此，事情十分简单，以暴病卒报，家属默然而已。
  南端木、北少华，中国警界的西门吹雪、叶孤城，交到他们手上的案件，几乎每个都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精彩，自然看不上“教授”出事故这样简单到没有拐弯的案子了。
  可惜天寿不予，未能一识英豪，如今，若是怀念二人，只能对着端木的铜像感慨一番了——这铜像不是组织上给铸的，是一个案子的受害者家属，偶然听说端木去世了，特意赶来，送了一笔钱，就是请求给老爷子塑个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信然。
  不过大多数时候，二处下去时受接待的级别比较高，是因为他们到任何一个案子的现场，都意味着这个案子是“重案”。自己管界出了重案，当地的警界老大当然要出面了，还带有向二处学习一下的意思。这跟跋扈是没有关系的。
  然而，“教授”却觉得这小警察除了恭谨之外，还带三分飘飘然，一问之下才明白：人家把安书记当成二处关押的逃犯了！
  能从二处跑出来的人，让我给抓住了，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卖艺的打翻了少林寺方丈的感觉嘛。
  听说安书记不是从二处跑出来的，而是二处的客人，小警察俩肩膀顿时就塌下来了。安书记被抓，竟然是因为盗窃。
  说话在地安门商场，有一对小两口正买被面儿呢，发现有人偷自己钱包。
  那女的当时就急了，手里正拿着一把雨伞，当时把小偷打得满头是包，然后硬生生给揪到派出所来了。这小偷就是安书记！他什么也说不清，一搜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教授”的名字和二处的电话，小警察就联系过去了。
  这案子，还真没什么冤枉的。
  你好好儿一个党员干部，哪儿能偷东西呢？“教授”赶紧让把安书记叫进来，问他。
  原来，安书记是急的。钱没了，跟乡亲们没法交代，警察也没消息，自己又什么也干不了，整天吃饱了看太阳落山，把个安书记急得颠三倒四，人已经有点儿魔怔了。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这人整天眼神儿直勾勾的心里发憷，出了个馊主意让他去地安门商场溜达溜达，逛逛街散散心。
  逛商场散心，这对跟服务员一个年龄的小姑娘是个好主意，对安书记，绝对是个馊主意。您想，安书记又没钱，心里又有火，他上商场去，这心能散得了吗？
  不但心散不了，而且看见那么多人掏钱买东西，更刺激他。一来二去，安书记头脑就不太清醒了，竟然想去偷人家的钱给乡亲们作补偿。用“教授”的话说，他哪儿会偷东西啊，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一出手就让人给抓了。
  事情到这个地步，“教授”动了恻隐之心，跟小警察商量，说他这是初犯，又是情有可原，能不能从轻处理？
  小警察悻悻道，那得跟事主商量，是人家扭送来的。很明显，这跟“慧眼识破二处出逃巨盗”之类的心理期待相差太远，小警察有点儿积极性不高。
  事主倒是通情达理，听了安书记的事儿很感慨，那女的还掉了几滴眼泪，主动提出不难为安书记。这样，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教育释放。
  当然，“教授”让下面的侦察员好好把安书记训了一顿。侦察员的岁数只有安书记的一半大，这一顿训安书记却受得服服帖帖，那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一场风波平息，可是“教授”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老让安书记这样在招待所呆着，就算他不出去偷东西，早晚也得憋出病来。怎么办呢？
  有个侦察员出了个主意：叫一个警察跟着安书记，在北京繁华地段到处转悠，美其名曰寻找案犯，让他有点儿事儿干，不就安生了？
  这是个好主意。“教授”击节赞叹。
  果然，一个女警察陪着安书记出去溜达，老头儿情绪似乎稳定多了。
  可是，“教授”他们也就刚安生两天，又出事儿了。女警察来电话，说安书记在北京站和人打起来了。
  这老头，还有完没完了？“教授”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
  这不叫人安生的安书记令“教授”火冒三丈。
  女警察报告，说安书记拉住人两口子就不撒手了，愣说人家是骗子。
  听女警察的意思，对安书记很有些意见。
  “那你觉得那两口子是骗子吗？”“教授”问。
  “不像。”女民警说，“他这两天都认了七八个骗子了，从工人到解放军，什么人都有。昨儿连新街口的交警都让他认了一个。不过以前认错了，我一说他也就跟人道歉。这回可好，揪着人家就不撒手了，我按都按不住。”
  “那你把他们都请到站前派出所吧，我马上就到。”“教授”说。
  女警察带着三个人到了站前派出所，正是马天民在办公。往女警察身后一看，只见那安书记跟拉纤似地死死地拽着一个男的，嘴里来来回回地叫着：“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姐夫！”旁边一个女的披头散发，一跳一跳地，满嘴“妈了个巴子”地乱骂，词汇新颖，回味无穷。这女的一手揪着安书记的领子，一手抡着一只鞋，在安书记背上打得“啪啪”响。
  那两天马天民正抓精神污染，刚收了几本邪门的书在审查，一看这场景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时候湘西赶尸的跑北京站来了？”
  湘西赶尸，按说，安书记他们的形象不该让人民警察联想到这个主题，可是……谁知道人民警察看的是哪个版本呢？
  正乱着，“教授”来了，看到的便是这般光景。
  就剩那个被揪着的男的还算镇定，使劲按着安书记的手，苦苦哀求：“别，别揪我袖子，就这一件的确良的，呆会儿还得去看毛主席呢……”
  80年代，来北京的人要穿最好的衣服（因为要照相），要去毛主席纪念堂，几乎是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其覆盖范围之广令人无法想象。
  马天民就碰上过这样一起案子。
  有一天，马天民在北京站口发现一个盘查对象——此人大夏天却穿着长袖外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盘查中，发现此人手臂上有三处刀伤。
  马天民问：“怎么伤的？”
  答：“杀羊的时候砍伤的。”
  问：“杀的时候，羊捆了还是没捆？”
  答：“捆了。”
  马天民很客气地把这位请到办公室，接着就不客气地开始了讯问。老马说了，羊捆着杀还能割自己三刀？您以为是宰狼啊？
  审问结果，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案犯最终伏法。
  破案中，老马对一件事儿迷惑不解：案犯是在内蒙作的案，准备逃去东北，这条路，不用过北京嘛。
  案犯很老实地回答：“我这是来看看毛主席。”
  老马愣了半晌，问：“你去看过了吗？”
  “看过了，”案犯答道：“一进去，我就默默地说，毛主席啊，杀人犯看您来啦……”
  马天民跟着点头，心里想的却是主席要是泉下有知，估计得说，这叫啥子事儿呦？
  这位被安书记揪住的，肯定不是杀人犯。
  “教授”跟安书记说：“你撒开他。”
  安书记脑袋晃得跟摇头鸭子一样：“不行，我一松手他就跑了……”
  那男的满脸无奈：“我不跑，这么多警察看着，我怎么跑？”
  最终，警察跟安书记保证，肯定不放他们走，这才算松了手。那男的和那女的收拾了半天衬衣，衬衫上头俩汗津津的大手印儿，就是去不掉。
  这男的举止从容，可是“教授”觉得他们俩有点儿问题，于是分头讯问。
  “教授”觉得有问题的是两个人的年龄——那个男的将近四旬，那个女的年轻点儿有限。当时这个岁数刚结婚的确让人觉得有些异样。
  分开审问，那女的紫涨了面皮，才把事情说清。原来，她跟这个丈夫是二婚，自己本来是一个寡妇。所以，在当地，这个新婚多少有点儿受人歧视的样子。
  询问那个丈夫，所述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都怪女的，按照当地风俗再婚不摆酒宴，所以闹着非来北京不可。自己觉得本来不能摆酒就对不住人家，来就来呗。兴冲冲地到了北京站，结果碰上这样的倒霉事儿。
  最后，那丈夫才问：“拉我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啊？”
  有警察差点儿乐了。
  据跟着“教授”的侦察员回忆，当时问了这男的半个小时，自己心里的看法，倾向于安书记是急火攻心，抓错了人。
  天下哪有这样的巧法！？
  但是，到外面问安书记，却是赌咒发誓，说这男的就是那姐夫，虽然说不出特征哪儿像，就是像——不是像，就是他！
  这时候，“教授”却在拿着那丈夫的笔录看，此人名叫“金荣”，职业很正当，是齐齐哈尔车辆段的职工，证件一应俱全，态度平和自然。
  “教授”把笔录递给侦察员说，你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
  侦察员刚出门，就听后面“咚咚咚”脚步声。回头一看，“教授”跟着出来了：
  “小X啊，给我吧，我自己来打。”
  看“教授”眉头紧锁的样子，似乎是有点儿什么想法。
  电话打通了，核实结果金荣说的都是实话。
  “教授”舔了舔嘴唇，问了一句：“这个金荣，平时表现怎么样？”
  “不怎么样，好吃好喝好玩，泡病号，有时候还旷工。”
  “哦？”“教授”又问了一句，“他平时经常跟谁在一起？”
  “经常和我们车辆段的两个小年轻的混在一起，一个姓齐，一个姓葛。”
  隔了几秒钟，齐齐哈尔那边补了一句，“那个姓齐的腿有点儿跛”。
  前文写到“教授”打电话的时候，很快报应来了——半夜有位老爷子打电话来，说小萨你写错了，那个金荣不是齐齐哈尔车辆段的，是牡丹江车辆段的。
  我说老爷子我知道了，您还没睡呢？
  “哦，我才起。”
  看看表，夜里三点，这位什么作息时间啊？！
  有这生活规律的，我就记得还有一位，老关。
  老关是黑龙江萝北知青点的一位，形象憨厚，个子矮矬，小眯缝眼，看人斜着看，俩手平时塞袖子里不拿出来。我见着他的时候自己还小，是他跟着技术员来北京采购机器，据说老关看机器特有谱，所以带着他。我的两个姑姑都在东北插队，技术员来北京，就借宿我们家里。
  听家里大人说，姑姑来信嘱咐，说这老关人挺好，但是喜欢半夜起来遛弯喝酒，让大伙儿别奇怪，他就这毛病。
  于是我对老关很好奇。一个星期天早上，一家人要去公园，老关看见了，眯缝着眼睛说：“别出去了，今天下午大暴雨。”
  大人看看天色，碧空如洗；看看报纸，天气预报上什么都没有，于是说出去看看，不行再回来。
  老关一乐，两腮皱出两条很长的纹路来，不再说话。
  中午到公园，开始起风，忽然乌云四合，一点钟，大雨倾盆而下。那一次，我们只好在中山公园卖冬菜包的饭馆躲了俩多钟头。这事儿被我一个也在那儿当知青的姑夫知道，随口道：“老关啊，他会看天。”
  以后谈到诸葛亮呼风唤雨，萨就忍不住想起老关来。
  老关其实跟诸葛亮一点儿都不像。70年代他一个月挣60多块，单身一人，绝对是富户。可是一发工资先去买酒，一块五一斤的地瓜烧30斤，一天得喝一斤酒。剩下的钱，每个月吃七斤粮食，熬粥，想喝了，就来一碗。其他的，喜欢食堂的下水之类，他也不挑，加点菜帮子，加点酱油、盐炖炖，吃得就蛮香。
  老关的工作是看场院的，零下三四十度，裹一大棉袄能在野地里睡觉，安生得很。
  那时候老闹苏联特务，萝北在中苏边境的边境上，一班子知青被当武装民兵训练，不时的，团部派他们跟着一个武装部的干部去江边巡逻。其实就是趴在那儿看有没有越境特务。老关不知道啥关系，团部也让他去，还有一支短枪。
  每到这时候，越到半夜，老关的眼睛越贼亮贼亮的。
  有一次，正趴着，忽然“砰”地一声枪响。众人回头一看，老关正在吹枪口上的烟。
  大家都是空枪，他怎么有实弹？！
  武装部的干部很客气地跑过去，正要问话，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惊呼。
  细看，就在女民兵们旁边的榛子林里，摇摇晃晃站起一只豹子来。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摆子一样哆嗦着，踉跄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
  此时，对面的苏联边防站已经警铃大作，探照灯四射，闪光中，隐约看见豹子的一只眼窝已经成了个黑窟窿，正往外淌血……
  事后，有人说老关原来干过抗联，问到团部，团部说什么抗联？老关哪儿干过抗联？他是土匪啊！
  刚进80年代，老关就死了。因为这个原因，老关到底是抗联还是土匪，再也没人能弄得清。
  老关是脑溢血，刚刚六旬，有人说是喝死的，没留下半句遗言。只是早几年跟人说过，说他这一行，活到这个岁数就是白饶的了。
  想想三点钟打电话给我的老爷子，大约，警察和土匪，是世界上生活最不规律的两种人吧。
  记错了车辆段可不是小事，齐齐哈尔原来是黑龙江省会，车辆段放在那儿就是个机关。而牡丹江车辆段当然在牡丹江，此处，原来可是以出土匪而著称的。《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当时就是牡丹江军区二团副参谋长。在这部小说中，土匪还计划到牡丹江劫狱，营救被活捉的匪首许大马棒。至今，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墓还在这一带。
  按照牡丹江车辆段的说法，这三个经常在一起的家伙，分别叫金荣、齐玉仙和葛同心，在当地都比较受人侧目。
  安书记能够在北京站碰上嫌犯，固然是太巧，但这个金荣恰好有两个朋友，一个姓齐、一个姓葛，那不是也太巧了吗？
  “教授”沉吟片刻，通知牡丹江车辆段严格保守机密，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有可能，立即将齐、葛二人监控，自己马上过去。
  那边一听也很紧张，立即问有没有今晚到牡丹江的列车，不用买票了，当晚过去。
  “教授”回到审问金荣的地方，看着金荣微微一笑，说先把他押起来。
  侦查员回忆，此前侃侃而谈的金荣，忽然低下了头。
  有门儿！向领导作了汇报，“教授”带领四五名精兵强将，直奔牡丹江而去。
  可刚到了地方，牡丹江铁路公安段的刘队长等在月台上，一见面就说：“抱歉，那两个小子，跑了。”
  4.“哗哗”地撕，“咣咣”地刨，“咔嚓咔嚓”地翻……彻底搜查
  “教授”他们到达牡丹江前，连夜部署当地警方协助抓捕。齐玉仙家较近，当地警方立即出击却扑了个空。据齐玉仙的妻子讲，一个小时前，葛同心忽然匆匆忙忙赶到齐家，连饭也顾不上吃，拉上齐玉仙就走，说是有急事出差。
  出差当然是假，从种种迹象判断，两人已经得到警讯，出逃了。
  难道有内鬼？！
  听说齐、葛二人已经跑了，北京来的警察们都是一愣：这个风是怎么漏的？
  不能啊。
  照他们的想法，北京警方的动作可算够快，也足够隐蔽。那边金荣一抓就控制了，夫妻俩都在好吃好喝好招待，但谁也别想往外传出一句话来。与此同时，通过各方证明，金荣夫妇到北京并无同伴——废话，谁新婚旅行带一灯泡啊。
  无论是和车辆段核实金荣的身份，还是与当地警方联络，都反复强调保密问题，大家都是老手，不至于泄密吧。
  还有一个泄密渠道——出发前“教授”向局里处里向领导作过汇报。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或者二处处长是东北某诈骗拖拉机团伙的卧底……
  这种事儿，想想也令人头大。
  事后，发现这些想法都不靠谱，“教授”感叹要是马天民在组里就好了，二处虽然精锐，和这种出身铁路的家伙打交道还是太少。
  发现嫌疑人失踪，警方立即布置在牡丹江周围交通要道实施盘查，争取对齐葛二人在逃跑途中进行拦截。
  “教授”一行到达时得知，葛同心家因距离较远，当地警方前往途中车辆抛锚，尚未进行搜查，但已有警员乘摩托车赶到，对其住宅进行监控。如果人仍然在那里，是跑不了的。
  从当时的情况判断，两名嫌疑人仍然躲在葛同心家的可能性不大，但“教授”仍然立即部署凌晨四点对其进行突然袭击，希望有意外收获。凌晨抓捕是北京警察的老传统了，因为这个时候人的睡眠最深沉，反抗能力最差。
  与此同时，“教授”开始做一项后来被认为十分重要的工作——证实犯罪团伙成员。
  都这份儿上了，还要证实吗？
  那当然。仅仅有逻辑上的推断，是代替不了证据的。后来证明，那个硬生生被二婚老婆弄到北京的金荣，正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
  金荣被安书记认出，既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可算倒霉至极，等于提醒大家点儿背不要怨社会。其实，此人冷静而大胆，在被认出的情况下仍然做出无辜的姿态，赢得周围很多人同情，几乎骗过了警方。更重要的是，在发现无法逃脱时，他巧妙地发出了自己已经被警方控制的信号，直接导致齐、葛二犯的逃跑。即使面对警方的审问，他仍然步步为营，死扛到底，一口咬定安书记认错了人。如果齐、葛二犯不能归案，又没有铁证，是很难令他服罪的。
  金荣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始终未露姓名，以至于安书记只能说“他是那个‘姐夫’”。而齐、葛二人用了化名却没有改姓，成为破案线索，明显犯罪经验不如金荣。
  直到“教授”他们返京，金荣仍在和北京警方软磨硬泡。最后，拖拉机诈骗案的证据确凿，打破了他的心理防线。事后从此人口中审出了多起恶性刑事案件。
  不过，金荣在当地是外来户，而齐、葛是本地出身，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别忘了，牡丹江在几十年前，是以出土匪著称的，很多居民的祖上，都和土匪打过交道！
  事后证明，“教授”到达牡丹江的时候，两人都已经仗着家传的本事，轻松地避开了警方的设卡，钻进了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
  因此，警方的拦截盘查，对于齐葛二人来说，并未构成威胁。
  真正取得进展的，是“教授”他们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证实。
  “教授”问牡丹江车辆段的段长：“你们段有合影吗？”
  “有，不过是一百多人的，不太清楚，你如果需要金、齐、葛三人的照片，我们有留档的。”
  “不，就是合影的最好。”听说照片上有一百多人，“教授”乐了。
  他为什么乐呢？我国警方规定，对辨认嫌疑人，必须照片上超过十人才可定为有效，这一百多人，太合适了。
  我们看美国电视剧，里面有弄一排嫌疑人来指认的镜头，往往会觉得蛮新鲜。实际上我们警方早就在这样干，只不过出于不透露侦破技巧的原因，没有搬上银幕而已。
  这里面也发生过不少笑话。
  一次，忽然传出某老总被双规的谣言，这真是无中生有的事儿。查来查去，原来是某个员工去指认盗窃嫌疑犯的时候，发现老总赫然在列。
  老百姓常常顺理成章地认为，供辨认的人员，除了真的罪犯，其他也都是作为嫌疑人抓进来的。其实，为了凑够供辨认的人员，警察们经常会把其他案件的办案人员，门口的司机，来访的客人都“抓”来充数，他们也大体没有意见。
  那天，老总来谈“共建”，正赶上认人，警察请人家司机充一个数，这位老总好动而且好奇，说把我也算上行不行……
  没想到认人的恰好是他们公司的员工，老总不认识人家，人家可是天天看老总照片的，于是……
  警察后来很郁闷：真双规，也不归公安局管啊，你造谣也有点素质好不好。
  为了最终证明此案的作案人员没有错认的可能，“教授”把安书记叫来了，说你看看，这个合影里面有没有你说的那个姓齐的，还有那个姓葛的？
  安书记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是那姓齐的，这个是那姓葛的。
  再问问车辆段的人：“这两个是不是？”
  连连点头。
  好了，此案已经没有疑问，就等凌晨下手了。
  四点还要去葛同心家搜查，这一天，从审问到汇报，从北京到牡丹江，太疲惫了，警察们和衣而卧，稍微休息一会儿。
  “教授”形容，自己觉着也就是打了个盹，一睁眼，只见满室阳光。
  “教授”当时脸色就变了——不是四点去抓人吗？这天都亮了，怎么也没人喊我们一声儿啊？！
  看到天已经亮了，“教授”顾不得风度，一脚一个把身边的北京警察们踹醒，心里还在奇怪当地警方的人怎么还不露面。
  有一个被踹醒的小警察一看表，惊呼道：“怎么才两点多啊，我的表停了！”
  其他几个警察也看表，不禁面面相觑，每个人的表都是两点多。
  “看来不是表停了，是这地方邪……”第一个发现时间不对的警察脱口而出。
  “教授”一皱眉——这叫什么话！北京警察在牡丹江集体中邪？
  先有火车站赶尸，后有牡丹江中邪，就冲这个市局非得让二处整党不可。
  略一寻思，此事和党风不正根本扯不上关系。牡丹江靠近我国东端，而且纬度高，夏天太阳出来得早，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据说要到漠河，还有极昼呢，24小时太阳都会在天上散步。
  天已经亮了，百密一疏，凌晨抓捕的计划因为自然现象出现了极大的漏洞。《三国演义》曰：不识天文，不可以为将，不识地理，不可以为将，信然。
  虽然明白了是自然现象，“教授”还是匆忙找到当地刑警的带头大哥刘队长，要求立即开始行动。
  刘队长倒没有意见，不过“教授”一下火车人家老刘就说了自己的观点：
  这俩人都跑了。就算没跑，以他在当地的经验，已经派人监视，早抓晚抓都不是问题。
  从北京来的警察虽然人数不多，都是二处精锐，如果有向导，办一个这样的搜捕不过是牛刀小试。但出于尊重当地警方和相关的规定，双方还是联合行动。刘队长尊重首都警察，请“教授”担任行动总指挥，自己无条件服从。
  队伍一出发，北京警察就愣了。
  只听一声令下，40名全副武装的牡丹江刑警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纵身上车，头车上赫然架着一挺轻机枪！车队一路警笛长鸣，直奔葛家所在的村庄而去。
  知道的，这是去抓诈骗犯，不知道的，还以为去镇压叛乱呢！
  按说，北京警察是见过世面的，没事儿站警戒看个亲王总统都不新鲜，但北京警察也有不如外地警方的地方：天子脚下，在使用警械上，首都的规定极为严格。上次写十八里店“飞毛腿”，有老警察看了大摇其头，认为老萨的描述不全面，说我们开始抓“飞毛腿”的时候，根本不允许带枪，一来二去把这小子给养“熟”了，让他懂得了警方的工作规律，以后就不好抓了。
  要一开始就用枪，早把这小子撂那儿了，还容他猖狂十年？
  尽管如此，北京警方对警械的管理始终严格，毕竟这种响器在首善之地属于不祥之物。
  所以，虽然二处负责北京市的大案要案，“教授”他们去搜捕，最多不过是带几支手枪，哪儿见过这样浩浩荡荡的架势，跟打狼似的？
  看着牡丹江警察在车上拿出个手榴弹来检查引信，一个北京警察终于忍不住探问，说咱不就是去搜查一个诈骗犯嘛，怎么这样大的阵势，还要动机关枪啊。
  那个酷似小沈阳的牡丹江警察歪头看看北京同行，抱着枪开始讲述原委：
  “茂屯葛家，那是好惹的？你们……不带枪就敢去端葛家？！人祖上是座山雕手下八大炮头的塌鼻梁老葛，你去看《林海雪原》，就是小分队包饺子的时候往外冲，被打死在威虎厅大门口的那个。别看现在没落了，葛同心他老妈还在，老太婆现在窝囊，当年雪上骑马，双手打枪，那可是个茬子（东北话，不好对付的意思）。今儿这个搜查，她老太太绝没有客客气气让咱们进门的道理，刘队胆儿大，要曹队指挥，得把武装部的迫击炮带着来。要不，我们借你们两杆枪，省得待会儿打起来碍手碍脚的……”
  北京警察让这牡丹江警察弄得汗毛凛凛，抬头去看“教授”，却见老爷子似笑非笑往这边儿看，摇摇头，嘴里嘟囔一句：“我说老安怎么让你们牡丹江人给唬得一愣一愣的？”老爷子抓过不少东北帮的骗子，深知长这模样的最会满嘴跑舌头，个顶个的不靠谱。
  实际上，当地情况的确有些特殊：牡丹江地近中俄边境，扼三江之险。
  当年毛公提倡人民战争，为了防止苏修犯境，20年的边防建设，造就百万武装民兵，哪个村要没有几支枪才是怪事。这里民风剽悍，骁勇好斗，又有抗联打鬼子、黑土地闹土匪的种种传统，所以警方在当地办案，从来都是铁腕钢枪，严刑峻法，非如此不足以显示专政的震慑威力。真正要动武的时候却是凤毛麟角。当然这次行动牡丹江警方出动的规模特别大，也是给北京二处面子，有炫耀一下本地警容的意思。所谓“茂屯葛家”之类半属谣言，却被牡丹江警察编排来吓唬北京同行。
  不过，事实证明，这葛家的确不好惹，葛同心也真有点儿世代为匪的胆色。
  凌晨三点三十分，京黑两地警方联合行动组到达茂屯，首先听取监控人员报告。葛家是个独立院落，外面围着带刺葛榛的篱笆墙，里面有三间房子，从观察情况看，葛同心一天没有露面，其家人也没有隐藏销毁证据等行为。
  “教授”一声令下：“行动！”
  葛家大门紧闭，三次喊话不开，警告无效，“教授”下令破门！
  就在警察们开始动手的时候，只听院子里一阵老年妇女的吆喝声，随后，两条黑影如同箭一般跳出围墙，直奔办案警察而来。
  那个被牡丹江同行吓了一跳的北京警察眼尖，一眼看清来的竟然是两头遍体黑毛，站起来与肩同高的猛犬！
  据说，和其祖先亚洲狼最相近的犬类是生活于北极的爱斯基摩犬，黑龙江的狗虽然不属于爱斯基摩犬，但北方的狗种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与狼更为接近。
  北京警察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无意中目光一扫，正看到身后的牡丹江同行。
  他看到了深感古怪的事情——两头狰狞的大狗迎面扑来，牡丹江的几位警察脸上却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教授”忽然想起来，刘队长手下的牡丹江警察里面，有好几个朝鲜族的……
  发现有狗，几名本地警察哈哈大笑，也不用枪，一副有备而来的架势从车厢侧面抽出两根铁锹把，迎着狗就上来了。
  两条大狗本来张开大嘴，流着口涎对着北京警察猛扑过来，气势汹汹，等突然发现后面的是本地朝鲜族警察，顿时跟脑袋上挨了一棒子一样，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转身就跑。
  敢情狗也欺负外地人啊。
  朝鲜族人善吃狗肉，善烹狗肉，那是有名的。在沈阳有一位朝鲜族的兄弟老吴，带我去吃过一回朝鲜狗肉料理，竟是整狗带皮下锅，和原来想象的狗肉火锅大不相同。果然大快朵颐，只是吃完浑身燥得慌，老想挠墙。第二天老吴大笑，说特意让人家放了根天然高丽参在里面……
  说狗能闻出来者是朝鲜族警察，那有点儿过分，但据说狗对杀狗的人的确是能闻出来，如果市场里杀狗的在村里走，一村的狗都会夹着尾巴躲起来。
  院子里的老太太还在吆喝，但狗已经不听她的了。也幸好两只狗反应得快，尽管警察抡着大棒子在后面追，一时也追之不上。眼看警察越追越近，慌不择路的两只狗一个“佳妮腾跃”，从篱笆顶上又蹿了回去。
  警察们撞开大门，冲进院子，不抓嫌犯，只喊“抓狗！”
  整个一个关门打狗的阵势。
  两条狗几次想跳墙逃跑，都被警察半空中一棍子打下来。最后狗们发挥了超水平，智商大爆发，咬断一根篱笆桩子，硬生生从缝儿里挤了出去。
  刘队长呼叫部下开始工作。几名警察，远远看两条狗跑到附近一个小丘顶上，凄凄惨惨地叫着，意犹未尽。警车上的警察拿轻机枪瞄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好意思下手，可能觉得和平年代拿机关枪打狗多少有点儿小题大做。
  一个脸色煞白的妇女迎上来，问警察们来干嘛。后来知道这是葛同心的媳妇，看着态度还配合。但是，不等双方说话，一个痰盂儿忽然从天而降。
  手疾眼快的警察们闪身躲开，只见一个老太太横眉怒目地跳了出来，这就是传说中茂屯葛家的双枪老太君了。
  事后，“教授”部下的警察说，什么双枪老太君，不过是当地警察忽悠我们罢了，就是一个比较泼的东北老太婆罢了，但是她逮什么往我们脑袋上扔什么，远了砸近了啐，口中污言秽语花样翻新，的确是个硬茬子。
  那几位当地警察看来还没从打狗的兴奋中转过弯来，随着刘队长一声“控制她！”抡起铁锹把就冲了过去。那老太婆吃了一惊，绕着树跟警察周旋起来，其行如飞，边转边骂，场面上竟不在下风。
  葛同心的媳妇也跟着起哄，大喊大叫说警察打老太太啦。
  虽然刚到凌晨，东北农村人起得早，不少老百姓已经在周围看热闹了。
  有人围观，当地警察也不好过，指着鼻子让两个女的老实点儿，不然把你们家房子拆了。
  拆房子似乎颇有威慑力，老太太的声音低了几个分贝。
  就这样，在叫骂声中刘队长开始问话，得知葛同心从昨天就没回家，打过一个电话来，说是出差了，其他的，一概不知。
  刘队长问“教授”：“下一步怎么办？您定。”
  “教授”说你看呢？
  刘队长说，带着搜查证，搜查呗。
  “教授”说好。
  于是就开始搜查。这边搜，那边跳着脚地骂，热闹得很。
  结果一无所获。
  刘队长问“教授”：下一步怎么办？您定。
  “教授”说你看呢？
  刘队长说，彻底搜查！
  “教授”说彻底搜查？好。
  北京的警察听着新鲜，心说什么叫彻底搜查啊，不明白。
  等牡丹江警察一开始练活才恍然大悟：这边支起个凳子，顶棚“哗哗”都给撕了，那边“咣咣咣”，把灶全给刨了。院子里“咔嚓咔嚓”，种的大白菜，全都给刨翻了……
  哦，这就叫彻底搜查啊！
  事后才知道，这帮牡丹江警察，也是有点儿让葛同心家的老太太骂出火性来了，你泼？让你认识认识比你还厉害的！
  问题是跟“教授”的北京警察可有点儿含糊了，北京警察守规矩，心说这要还搜不出什么来，可怎么赔啊？难怪刘队长一口一个请示，敢情是让我们担责任啊。
  他这时候一直在看“教授”，心想组长有经验，总知道什么叫“彻底搜查”吧？
  结果，他看到“教授”的脸上，最初也出现了一抹惊异，不过，一闪即逝，然后，就平静下来，一动不动地开始盯着那个撒泼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表演得的确够丰富的，一会儿要扒衣裳，一会儿要跟警察撞头，不过，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教授”竟是看得饶有兴味，好像一点儿不担心“彻底搜查”捅出的娄子。
  事后，“教授”才说：“都到这份儿上了，反正有错误也已经犯了，还琢磨它干吗？先把这老太太拿下再说吧，解决了案子，一切都好。”
  其实，看着这老太太五花八门的表演，当时二处的几位深感遗憾，心说没带俩女学员来太可惜了。“教授”身边颇有几个三头六臂的女警察，王见王，天晓得会出怎样的热闹。
  这样说好像二处的女警比男人还男人，这是错的。二处的女警有外事任务，选拔时很注意形象，多半不会出现外表比男人还像男人的人物。所谓“二处的女警一枝花”，那是有名的。
  宣武的警察在北京算是一流的，但宣武一位警察老郑回忆起跟他二处的老婆第一次见面来，依然回味无穷。
  那时候老郑还是小郑，正在给人办户籍呢，忽见门外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三四个领导模样的人来找他们所长。一问，才知道是二处的，来了解当地一个嫌疑人的情况。
  开车的是个实习的小女警，看来这案子没她什么事儿，就坐在小郑的屋里等。这小女警长得娇滴滴跟个花瓶似的，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被所里警察多看几眼还会脸红，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让小郑觉得有趣。过了一会儿，大概是觉得热了，拿了个手绢出来扇风，竟带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
  这哪儿像个警察啊。小郑觉得好笑却也对这小女警颇有兴趣——君子好逑，警察也不例外啊。
  那小女警注意到小郑看她，脸色越发红了，竟是低着头抬不起来似的……
  正看得有趣，搅事儿的来了。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有人大声吼叫。
  小郑放下文案，出门去看，原来是管片儿里一个“二进宫”的。这小子昨天拿板砖把邻居开了（打伤了），因为判定是重伤，今天要送分局。这黑大个儿不干，站在那儿跟警察叫板。两个警察挟着他往警车上带，他两条腿站在警车门前根柱子似的，愣是拉不动！
  小郑正想去帮忙，忽听背后有个娇滴滴的声音低语：“真XX废物……”
  香风一闪，那小女警飘然而过，右手闪电般一个抠裆，左手在背上一推，黑大个儿一弓腰，“嗷”地一声就给扔到警车里去了……
  地下一片眼镜碎片……
  洞房花烛夜，小郑跟太太说，你那一只手劲儿不小啊，我当时就看服了。
  小女警红了脸，低低地说：“巧劲儿罢了，哪儿是一只手啊，就俩手指头……”
  话说回来，“彻底搜查”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台风、海啸、地震、战争……
  但结果还是什么也没发现。
  刘队长问“教授”：“下一步怎么办，您定。”
  “教授”说：“你去，把院里那个茅坑给他刨了！”
  “茅坑？？？”东北农村自家的茅房都在院儿里，大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当然，卫生上也就不会太专业。葛同心家的茅房中间一个茅坑，周围是一圈树枝编成的篱笆，顶上铺一块雨布，结构十分简陋。时值盛夏，刘队长抽抽鼻子，叫两个年轻警察，“你们，去把他那个茅坑挑了……”
  “老刘你不自己下去？”“教授”双手一捏，骨头节喀吧直响，“彻底搜查都搜不出什么来，他们家东西藏得够深的，要真在那里头有什么，没经验的一不留神就放过去了。你说是不是？”
  “那您呢？”刘队长反问。
  “我就站边上看着，有责任算咱俩的。”“教授”抽出一根烟，划火点着了，又递给刘队长一棵。
  刘队长接过烟，一咧嘴，俩人脉脉对视，嘿嘿一笑，惺惺相惜。
  大概两人心里想的是：嘿，东北的，想玩我？给你先上堂课；嘿，北京的，果然不是吃素的，兄弟领教了。
  笑完之后，刘队长叼上烟，抄起一把大铁锹，在头顶上打个旋，叫上几个警察，奔那茅坑去了。
  搜查的时候注意茅房，这倒不是“教授”的首创，当年冀中鬼子扫荡的时候，也有这毛病。
  据说在我们老家冀中，鬼子扫荡进村，进了院子先奔女茅房……
  熟悉日本AV的同志可能会若有所思。
  别把鬼子想得太变态了，这是日军当时严肃的战术侦察。
  战术侦察干嘛要奔女茅房呢？
  因为从那儿就可以判断有没有武工队住过。
  我们老家的情况与东北不同，冀中的男女厕所是分开的，男厕所是在街上的，而女厕所则是在家里的。这是因为此地商旅频繁，行客不断。客商都是男的。老家人贪心，男厕所放在街上，可以把这部分农家肥留下来，不让它憋到外村去。而冀中民风封建性又比较强，女厕所设在院里，有少让家里女眷出门抛头露面的意思。
  当然，这得是比较大的村子和集镇，小村子，就没这么讲究了。
  当时八路军武工队活动有一个规律：大队专住小村，小队专住大村。这是因为，大队住小村，一控制村头村口，整个村子便成了八路的天下，开会、派饭、减租减息，工作在全村就开展起来了。反过来，队伍只有几个人，那么就会住大村，找个堡垒户或者高房大院的地主家，悄悄进去，派个岗哨上房压顶，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住下了，连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
  问题是武工队住下后，只能隐蔽，不能随便上街——在任何一国的乡村地区，战时出现新面孔都是很扎眼的。
  隐蔽是武工队的长项。可是时间长了，总要解决五谷轮回的事情吧。无法出门的武工队只好借房东院内的女厕所使用。
  时间一长，鬼子逐渐摸到了规律——进村先找女茅房，一旦发现里面的墙上有尿迹，就说明此处住过武工队！据说，这还是爱琢磨的冈村宁次中将亲自总结出来的呢。
  这件事，冯志在《敌后武工队》里面也曾描述过。
  不过，“教授”搜葛同心他们家厕所，跟鬼子的经验肯定没有关系。
  他是观察那老太太的表现得出的结论。
  “教授”一直在盯着葛老太太看，他的本来意图是看看警察动哪儿老太太会紧张。但看来看去全无破绽，让他微感失望。
  不过，他终于发现有点儿蹊跷：老太太隔一会儿，总要往院里有意无意地瞟一眼，时不时地又瞟葛同心媳妇一眼。
  看葛同心媳妇很自然，属于沟通和交流，可往院里她看什么呢？几次以后，“教授”觉得，她看的，应该就是这个茅厕。
  老太太看茅厕干吗？要上厕所？不会吧。
  为了证实自己的设想，“教授”故意不看这边搜查的情况，散步似地在院里兜了两圈——每次靠近那厕所的时候，叫骂声就会低一点……
  “教授”装作无意，扶了一把厕所的篱笆墙。
  那一瞬间，叫骂声里突然带了点儿颤音。
  有门儿！
  “教授”若无其事地回来，就给刘队长派了这个难忘的差事。
  警察们一齐动手，转眼之间葛家的厕所就被分解到原料状态。里面的不洁之物抛了一院子。
  厕坑都清到底了，还是什么也没有。
  刘队长乍着俩手跑过来，看来是想问问“教授”的意思。
  “教授”抽抽鼻子，没容他走近：“叫你把它给刨了。刨了，什么意思，你不明白？”
  “哦哦哦”刘队长仿佛恍然大悟，一个黑瞎子打立正的姿势，掉头又奔茅坑去了。
  这回，可真是刨了。把砌茅坑的砖都给拆了，拆完两边踏脚的部位，开始拆底下的石板，拆了石板继续往下挖……
  “教授”低头点烟，看也不看。
  他早就注意到自从开始挖茅坑，那老太太就不喊也不叫了，光在那儿喘气。
  要没鬼，老子侯姓倒着写！“教授”点着烟，神仙似地抽了一口。
  “当……”刘队长的大铁锹，忽然碰上了什么东西。
  5.现实版的《林海雪原》
  听到这样一声，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来。刘队长小心翼翼地把那东西挑起来，一看，似是一块砖头又不似砖头的东西，外边用塑料布包得一层一层的。
  顾不得铁锹上秽物累累，“教授”蹿过去，抬手就把那玩意儿抓过来了——正牌子警察都有这素质，北京破案名手铁鹰回忆，在某水库勘查一起谋杀案，尸体都已经皂化了，为了完整取证，下手一块一块捞起来，捞到一半，岸上说吃饭喽，洋铁皮桶里送来的大包子。老鹰说你等等，我得洗手。
  于是，就在尸体旁边水库水里洗手，拿毛巾擦干净，抓过包子来，一边吃一边分析案情。
  后来，愣是从皂化尸体的分解物中搜出一张泡得完全模糊了的电影票，破了这个案子。
  老鹰说这个的时候很得意，意思是你看我什么条件下吃饭都得先洗手，跟他们法医不一样，我精神文明……
  问题是当时我们也在吃饭，一块豌豆黄，全让老鹰一个人吃了，老萨一口都没动。
  本来，那老太太蹦着骂：“我告你们去……”开始扒茅房的时候，没声了，等看见“教授”拿过这个包来，自动往地下一蹲，把脑袋低下来了。不愧是老匪之家，对政策蛮明白的。
  顾不得干净与否，“教授”和刘队长把包打开，里面包的是一个饭盒，俩人乐了——谁把饭盒埋大便底下，那肯定是有问题。
  打开饭盒一看，伪造的公章，提货单，发货单，全在里面呢……
  “教授”后来在总结会上说，那会儿我才真松了一口气。金荣刚结婚，没房，正要往女方家搬，自己住宿舍，没条件藏东西，齐玉仙家住楼，能藏的地方都搜了却一无所获，要是在葛家搜不出真凭实据来，这案子未必好交代。再说，他们东北警察那个“彻底搜查”，也真把咱们几个的脑袋别裤腰带上了……
  现在赃证俱获，大家总算没有白来，案件有了顺利进展，警察们将赃物并葛家的人带回局里查问。
  就这件事，我曾向提供资料的警方人员询问：“为什么葛同心出逃的时候，要把这个赃证藏在这里呢？是成心要和警察捉迷藏，还是生怕人家没证据抓他？”
  二处的这位一听就笑了，说这可不是他出逃的时候藏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仓皇出逃，才没有来得及销毁证据。他藏这个东西，是符合犯罪心理学的。因为几乎所有作案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重复使用成功的犯罪手段。他们留着这些公章、提货单等，目的在于准备继续用这种手段诈骗。
  葛同心临走给家里打过电话，当地还不具备家中通电话的条件，只能用公用电话传呼，但管电话的偏巧那时被人叫走，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葛同心估计会告诉他媳妇销毁证据，而且他在茅坑底下藏东西，家人肯定是知道的，不然搜查时他们家老太太不可能是那个反应。不过葛家老太太和他媳妇并没有先把东西拿出来毁掉。
  你想啊，那么大个装得满满的茅坑，是容易刨的吗？
  有了证据，抓人就理直气壮。看着气势威武的当地警察，葛同心的媳妇不敢再造次，在警车里直往“教授”这边躲，可能是觉得这人还比较文明。
  因为这个原因，“教授”觉得这女人是个突破口，后来在审问中重点做工作，挖出不少东西，比如，葛同心和齐玉仙出逃的原因，就是这个女的提供的。
  他们两人怎样得到消息的呢？
  根据葛同心的转述，这个通风报信，正是和金荣有关系。
  难道哪个警察是金荣他们的同伙？
  那倒不是，通风报信的那位，直到这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家当了枪使。
  原来，金荣出北京站，一碰上安书记，就知道情况不妙。那是，让被逼得都上地安门商场偷东西的主儿盯上你还想跑吗？老安拉住金荣就不撒手，他根本就没功夫找人去通消息。
  不过，这人的确聪明，眼看跑不掉，他拉拉扯扯，故意把安书记他们朝乘务员休息室那边带，那儿，正有一班跑车的东北乘务员刚从车上下来。金荣经常北京东北来回跑，天下铁路是一家，弄个卧铺什么的是常事，他又善于交际，所以其中有不少人都认识他。
  他往这边一带，再加上安书记一喊，旁边女警察和金荣媳妇一个劝一个闹，吸引来不少人注意，当然也有那些乘务员。正如前面所说，金荣在车站上的表现很无辜，连警察也差点儿被他蒙过去，所以，这帮乘务员嘻嘻哈哈，都当个热闹看。
  东北人有个习惯，爱看热闹，看完了还爱到处传。
  偏巧铁路上的人，还有一个便利条件：铁路人称“铁老大”，在各部门中独树一帜，有自己的通信系统，所以铁路员工在系统内部打电话，是不花钱的。这个系统颇为完备，到了商品经济时代，铁道部觉得这东西自己用可惜，于是拿出来赚钱，一试之下买卖不是一般的好——要知道有铁路的地方就有铁路的通信线路，这个覆盖面，不是任何一家民营或外来公司可以抗衡的。这就是今天在线路服务上可以和电信争雄的中国铁通，铁道部的摇钱树。
  什么事儿只要不花钱，肯定就被滥用，所以有些铁路职工在大家打个公用电话还要算时间的时候，从广州到哈尔滨煲电话粥那是常事。好在咱中国没有殖民地，不然用越洋电话八卦某列车员的事情肯定会发生。
  于是，就有认识金荣的列车员迫不及待地给牡丹江铁路局的打电话了，“好玩，你们车辆段的那个金荣，在北京站给警察抓了，金荣媳妇演出活跳尸了如何如何。”
  这样的新鲜事自然传得快，不一会儿葛同心和齐玉仙就听说了，俩人听这情况，一琢磨，不对！金荣这小子肯定是案发了！两人也算果断，上齐玉仙家拿了点儿钱，葛同心家都没回就跑了。
  金荣这一手并无绝对把握，但成功率很高，也算深通兵法。
  这事儿，还真是谁都没有责任。
  当然，这是葛同心媳妇后来交代的，刚被抓到局里的时候，未必不是有点儿想顽抗一下的意思。一路上“教授”好言好语和她说话，这媳妇闲话乱扯，正经事儿咬着牙半点儿口风不漏。
  “教授”依然态度温和，不加计较，看那老太太老往这边瞅，又跟老太太说话。这回，“教授”变成了广播站——只有自己的声音，干脆没回话。
  下车，到局里，“教授”说把她们俩分头带来。
  然后刘队长把老太太带去先关起来，“教授”带着那个媳妇到办公室坐下，还让勤务员给沏了杯茶。
  刘队长来了，“教授”一指葛同心媳妇：“你，叫俩女警察，把她带隔壁，彻底搜！”
  “咣当”葛同心媳妇手里的茶杯当时就掉地下了……
  古代摔杯为号是要杀人，在公安局干这个葛同心媳妇显然既没有杀人的准备也没有这实力，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事后大伙儿解释，说这女人摔杯，可能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葛同心媳妇见过什么叫彻底搜查，估摸着要给自己来一个“彻底搜查”，只怕要给拆成排骨，吓的。
  第二个是葛同心媳妇一直觉得“教授”还比较文明的一个人，忽然给她来这么一手，反差太大，她接受不了（“教授”的原话比这个狠毒得多，老萨不好意思重复，只好说彻底搜查）。
  反正葛同心媳妇一声“你流氓……”还没喊完，就让两个女警拖下去了。
  刘队长看看“教授”，“教授”一乐——有看儿媳妇跟看茅房一个眼神儿的吗？你放心，肯定搜出东西来。
  半个小时以后，两个女警带着穿警服的葛同心媳妇回来了。
  这么快就给人家办“入伍”手续了？！
  当然不是，公安局的工作那叫公务员，现在想当你得考试呢。
  那葛同心媳妇怎么这个打扮呢？
  没办法，她那身衣服已经没法要了。用侦查员的话说，都撕成包袱皮了……这就叫彻底搜查啊。不过，不怪侦察员们下手狠，东北那时候流行自己做衣服，衣领、裤腰里面留着硬纸壳，会不会藏别的东西，不撕开看怎么知道？
  结果，就在葛同心媳妇衬衣的硬领里，把一张银行存单搜出来了。算数额看时间，不用问就是赃款。
  这回，葛同心媳妇再看“教授”，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教授”还是那么温文尔雅，但是问题可就一个跟着一个上来了。
  那媳妇就只有撂了。
  葛同心老妈厉害，自从进来，就两眼半睁半闭，跟修行似的，一言不发。
  不过，“教授”干脆懒得理她。这边都竹筒倒豆子了，你还那儿折腾什么啊？
  一下午，就审清了葛同心媳妇该知道的所有事情，她是牡丹江站上的勤杂，所以葛同心他们怎么利用铁路线投机倒把、倒卖车票之类的她都知道。金、葛、齐三人老在一起，感觉似乎是干了些“大买卖”，经常隔一段手头就很松。
  可是这三个人合伙做了案子，并不和家里说，家里人也不问，这属于心照不宣的事儿。比如，藏在茅厕下面的东西她是知道的，但具体是什么，她没多问过。
  具体到葛同心他们的去处，这媳妇只听葛同心说他们要“进山”。
  经过和其他人证物证的比对，“教授”和刘队长认为葛同心媳妇的交代比较靠谱，齐葛两家在山区有不少亲戚，也许他们就是投靠亲戚去了。
  不过，他们也同时了解到，葛、齐二人都是当地的“地里鬼”，对地形道路十分熟悉，认识进山的各条小路。所以，在周围设卡拦截的各个检查站，没能截获这两个人。
  那警察们就只好自己去搜了。
  临近晚上，从哈尔滨借来的警犬到了。“教授”他们突审葛同心媳妇的同时，刘队长已经在组织搜索队，这支搜索队人数不多但十分精悍，连“教授”他们也每人从当地警方借了枪。当夜就开始追击搜索。
  在警犬的跟踪下，警方先后找到案犯丢弃的食物和自行车。但线索到山中一处铁道线附近中断了。当地警方判断，他们两个是扒了火车。这种火车并非我们常见的列车，而是运木材的窄轨小货车。在东北林区，这种玩具一样袖珍，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火车，至今还在使用。它的速度比较慢，基本没有管理人员。所以扒这种车，并不需要铁道游击队的身手。
  “教授”看过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那里面就提到过这样的小火车，时隔30余年，小火车的形制都没什么变化。
  带着这样一种遐思，“教授”问道：“这小货车通哪儿的？”
  海林县，就是座山雕的威虎山那疙瘩。
  嗯？“教授”一下就想起“八大金刚塌鼻梁老葛”那个传说来了。难道葛同心真的跟座山雕有啥关系？
  带着半开玩笑的意思向牡丹江的警察一问，当地警察颇为尴尬，说开玩笑开玩笑，还有人说齐玉仙他爷爷是座山雕的参谋长齐大麻子呢，不过是姓一样而已，没人考证过。不过，两家在威虎山还真有亲戚。
  “教授”琢磨了一下，一边部署四面张网，一边亲自带队，去海林！
  后来有人说了，“教授”这属于假公济私。去海林，一来查葛、齐有没有跑到那边儿去；二来，“教授”是个杨子荣“粉丝”，想去看看“打虎上山百鸡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不过，结果十分的沮丧。
  齐、葛在当地亲戚家中没有什么踪迹，威虎山倒是有，但小说里夸张太甚，那号称明碉暗堡的威虎厅，“教授”带人弯着腰进去了一回，出来就说，这地方开百鸡宴？我怎么觉得放一百只鸡都嫌挤呢？
  而且回到牡丹江才知道，北京局里曾来电话问破案进展。接电话的牡丹江警察舌头大，随口一句“他们去海林看威虎山了……”对方当时就火了，撂下一句话：“给他们个当杨子荣的机会，抓不着人，就不用回来了……”
  这事儿闹得……“教授”和刘队长相对无言，也没法拿那二杆子大舌头出气。
  琢磨半晌，“教授”说话了：“把那葛同心的媳妇放了吧。”
  葛同心的老婆，真就给放了。她本来就是站上的铁路职工，现在照常上班，整个儿一坦白从宽的标本。
  其实，便衣早摽上了，就看有没有人跟她接触。
  一连十来天，鬼都没来一个。
  这葛同心出事儿，站上的人都心中有数，谁也不愿意惹麻烦。所以每天葛同心媳妇很自觉地早来晚走，认真工作，可几乎没人搭理她，看着，也挺可怜的。
  那怎么办？总不能我们去找她搭讪吧。侦查员们苦笑。
  大伙儿都有点儿急。再看“教授”，每天一壶茶沏着，跟当地刑警天南海北地聊，偶尔还帮人解决个把不大不小的案子。
  什么样儿的案子呢？
  有一个“野人”案，听得人挺新鲜的。说是当地有个村子，种的玉米、晒的蘑菇经常失踪。一来二去，发现有个黑影经常来偷东西，所谓其行如飞，经常从树上飞落作案，一旦有人跟踪追击，就会攀援呼啸而去。当地人称为“野人”，不敢接近也不敢伤害。“教授”他们去了一趟，很快破了案子，原来是邻村的一个村民，小时候在河北、山东一带长大，好学武术，曾经跟一个解放前街头打把式卖艺的学了些时日，学到能在树林子里玩空中飞人。后来到了东北，功夫不愿意搁下，就把学来的本事用在偷鸡摸狗上了，竟然屡试不爽。
  于是成了“野人”。
  至于“教授”他们怎么破的案子，侦查员们倒觉得不值一提——不过是到树上根据痕迹学进行检查而已，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当然爬树要费点儿劲罢了。
  当地警方颇为佩服，而对“教授”他们来说，这种案子不过如抓了个装神弄鬼的神棍，没有多深的内涵。
  他们同时也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派人在海林方向继续入山寻找，结果只是在原始森林中发现了几处林空，看来是多年以前曾经开垦过的，里面杂乱地种植了苞米，红薯等物，却无人管理，当地人叫其“野人田”。其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真有半人半猿的动物居住于此，有的认为是土匪、日本兵甚至抗联人员“打仗打怕了”跑到山中开垦荒地躲藏到80年代。
  实际上，按照警察们的判断，始作俑者不过是“文革”时期产生的盲流而已，他们有些人不会种地，开了荒地种上一两年，觉得地力已尽，就换地方了。
  只是，案子方面还是一无所获。
  有人问“教授”你不着急吗？“教授”说你没看我整天了解情况呢？万一抓不到人，我就在牡丹江铁路局干一辈子了……
  当时北京的老大心狠手辣，谁要是破不了案子还跑去看威虎山，后果可想而知，“教授”也是未雨绸缪。
  这当然是玩笑，重点还是在葛同心媳妇身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第11天头晌，葛同心媳妇正要下班，忽然站上有人喊她，说有人找。
  葛同心媳妇马上出来了，侦察员也开始靠近，准备下手。
  来的，并不是葛同心或者齐玉仙，而是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彪形大汉，此人自称“老李”，相貌粗豪，满脸皱纹，身上还背着三只死狐狸！
  来人和葛同心媳妇说了几句话，交给她一样东西，自己找了个刚刚恢复交易的自由市场，竟是轻车熟路地开始找人卖起了狐狸。
  这什么人啊？不记得葛同心的社会关系里面有这样一个人。
  一面盯着卖狐狸的大汉，一面侦察员们就找上了葛同心媳妇。一问之下才知道，此人给葛同心媳妇带来的，原来是一块手表。那人说这表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人员让他带来的，说是坏了，让葛同心媳妇找人修一修。
  葛同心媳妇认得出来，这表就是她自己家的！
  有门儿。侦察员们纷纷兴奋起来。“他有没有说把表修好后送到哪里？”
  “没有，他只是说让我拿着，他‘出差’回来取。”
  确定没有其他人跟踪，侦察员们扣留了那个卖狐狸的。
  出乎意料的是，发现公安人员不是要抓他“投机倒把”，此人当时并无反抗之意，显得很配合。后来才弄明白，他确实对案件一无所知。葛同心让他来修表，实际上目的在于找人探风，看看他老婆是不是还被关着。按他的逻辑，如果他老婆放出来了，那就说明公安人员已经走了，风声不太紧。
  在审问中，这位大个子老李承认，是有两个长相酷似葛同心和齐玉仙的人，找自己办的这件事。不过，那人自称是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是进山进行气象考察的。听说此人和案子有关，老李吃了一惊。
  “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老家的山上。”
  “你老家在哪儿？”
  “夹皮沟，就是智取威虎山里面李勇奇他们那个村子。东北有不少夹皮沟，但这个夹皮沟通小火车，附近还有河神庙，村民们都说，这里就是《林海雪原》中夹皮沟真正的原型。”
  “大爷，能带我们去吗？”
  “当然可以。”卖狐狸的老李说，接着皱了皱眉头，不过可有一个条件。
  说着，忽然横楞了刚才对他说话的侦察员一眼。
  后来“教授”评价，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在荆棘丛里，越动，扎得就越厉害。
  葛同心要是一直在林子里猫着，还真不好抓他，他这个伪装修表的投石问路，给了我们机会。其实，这就是一个耐心的问题，警察这边要破案，案犯那边要躲藏，双方都有心理压力，都在看谁能扛得住。这种时候，专业干这个的警察常常会占上风，好多案子，就是这么破的。
  其实，这种基于耐心的较量，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如此。
  一友，在日本因故进了局子，放风的时候总见一位虎背熊腰的老大慢慢踱步。有意思的是警察们见了他都会微微鞠躬致意，他也泰然受之，神色冷漠。
  好奇之下，找机会和这位老大套近乎（这在日本的拘留所要有点儿技巧，具体情节就不说了），才知道这位原来竟然是驰名日本的检察官，因为后来给黑社会当了摇羽毛扇的，被整肃逮捕。其实他有无犯罪是次要的，关键是有他这个熟悉警方的人物在，警察抓哪个黑社会头目他都有办法给弄出来。
  既然被抓，当然有证据，而且是重案，却迟迟判不了。原因就是这位铁齿钢牙，警方对他的耐力无可奈何。每一个国家的警察都是熬人的专家，能从他们手里熬出来，那真得有江姐许云峰的本事。
  虽然这位检察官不是共产党。可这位就这样愣是一天一天地熬着，而且在日本警方千奇百怪的攻势面前执著如钢。
  这简直不是人啊！
  终于有一天，这位被保释了。临别的时候，友人问他：“你怎么能熬下来？靠当年做检察官的经历，熟悉他们的做法？”
  这位老大温和地一笑，说，越是干过这一行的，越害怕他们的手段，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自己人能做到多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可是，无论他们怎样做，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墙上写一遍我家人的名字，我母亲、我太太、我孩子，然后对他们发誓：为了让你们以后清清白白地生活，不以有我而耻辱，我今天什么也不会说。“每天重复这个誓言，就是我能扛下来的原因，没有别的，老弟。”
  这个死扛下来的家伙，叫“田中森一”，此人出身贫寒，曾经担任过日本政府最高检察机关特搜组的检察官，也曾经担任过山口组的法律顾问。他从拘留所出来后，写了一本书叫《反转》，描述自己从警到黑的生涯，是2008年日本第一畅销书。
  听说，最近田中又进去了，这一回，能不能扛下来，那可就是谁也不知道的事儿了。
  当和“教授”谈起田中森一时，老爷子啧啧称奇，极望一见。他认为在警方专业化的审问过程中，能够出现这样的另类，颇值得弄来做个研究。
  可以肯定，隐藏在林海中的葛同心、齐亚仙，没有田中这样的意志。
  他们在极为渴望外界消息的情况下，越来越焦躁，终于忍不住走出了这一招错棋。
  “教授”等的，就是这招错棋。
  虽然他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他坚信自己要比葛、齐等人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是因为，警察们持续不断的搜捕活动，已经迫使齐、葛二人进入远离人群的林海。人，是群居动物，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其心理的崩溃会来得更快。
  “文革”期间，曾有一伙红卫兵进入缅甸“参加革命”，最终却在世事的翻弄中成为当地的毒枭。其中一个绰号刘黑子的头目清洗手下手段极其毒辣，在当地几乎可闻名止小儿夜啼。他在失势的时候，被毒枭组织判处极刑——不是杀，而是被塞进荒野中一口深达数十米的土穴，任其慢慢死去。
  仅仅过了不到24小时，素以凶悍著称的刘黑子，咬自己手腕的动脉自杀。
  记者请人将他吊入刘黑子死亡的土穴中体会这种感觉。他被一寸一寸地吊入漆黑的土穴中，在寂静无声、目不见物的世界里，他很快就试图自己弄出声音来，但自己弄出的声音，又让他感到更加恐惧和疯狂。仅仅两个小时，趋于崩溃的记者狂呼哀求将其拉出，并瘫倒在穴口，汗如雨下。他以为自己已经在里面呆了整整一天。
  葛、齐二人在深山老林中，大概感受也会与此相似。
  在等待对手出错的时候，“教授”早已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小分队，包括自己和两名北京前来的优秀刑警，还有几名当地警方人员。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深入林海，到夹皮沟去追捕齐葛二人归案。
  卖狐狸的老李，就是他们的向导。
  老李提出带路可以，但有一个要求。警察们对这位卖狐狸的李大爷颇有好感，“有啥要求，您说吧，我们尽量满足。”
  老李说了：“别叫大爷就行，山里人，老相，俺还不到30岁啊，这么叫俺折寿……”
  警察……
  一行人以最快的速度，直扑夹皮沟！
  值得一提的是，齐、葛二人的犯错，表面上似乎有偶然性，实际上却和警方此前所作的一系列无效行动有关，无论是搜索还是路检，除了希望得到线索以外，也在为齐、葛二人犯错制造机会，这是“教授”总结的所谓侦破17诀中的“逼字诀”。
  当年，北京曾经轰动一时的扎爱滋针案，也是以这种方式将罪犯破获的。
  到夹皮沟的小火车铁道沿线，这一天当地老百姓觉得事情有点儿怪异：
  今儿咋招手火车不停呢？
  这话听来怪异——招手停火车？你以为你是李玉和啊？但在东北这个林区的角落里一点也不怪。在林子里人是稀有动物，如果需要捎个脚，小火车来的时候招招手就行，司机多半会停下来等你上车，跟坐出租似的。
  今天的火车当然不停，这是铁路部门为“教授”他们开的专车，去夹皮沟抓人的。就这样风驰电掣的还怕葛、齐二人跑了呢，这规矩自然不能按着平时的来。
  远远地，有当地警察告诉“教授”，那座桥就是座山雕的参谋长率部拦截小火车，炸断铁路造成栾副官逃跑的地方，小分队的剿匪英雄高波就牺牲在这里。
  过了桥到夹皮沟，已经是半夜了。
  可警察还是晚了。按照老李提供的线索，到山上的窝棚里找那两个“科学家”，早已是灰冷人离，不知踪迹。
  警察们四处搜寻，目标依然一无踪影。
  回来的时候，看到“教授”握着一把土在那儿捏。
  “教授”说，我算知道什么叫一捏就出油的土了，这地方，真肥啊。
  “教授”说我一点儿也不担心，都追到这儿了，真正的山穷水尽，他们俩从这儿还能往哪儿跑？还能插上翅膀飞了？跑了当然是个麻烦事情，可是已经有了范围，抓到人不过是个耗时间的事儿罢了。
  “教授”说是不着急，可是不能说不头疼。
  头疼来自于夹皮沟的群众。
  夹皮沟的群众，在小说《林海雪原》里，是最好的群众，给小分队修路筹物资跟着打土匪，这种积极性和热情到今天也和当年一样。
  就是……太热情了。
  回到夹皮沟，当地警察叫村支部书记召集民兵和“教授”等人开会，意思是让大家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可大伙儿来开会的架势，让“教授”老觉得不适应——这里的民兵人手一枪，就在警察们面前摆开了擦枪擦弹，一副摩拳擦掌的架势。要知道北京警方要想动枪那手续相当复杂，就这样看着清一色的几十杆半自动，“教授”当然觉得头疼。要真的让他们配合行动，还不得把齐、葛两位打成蜂窝煤啊！而且，这要在北京，绝对是违反武器管制的，看家什看训练，要想缴他们的械，我调一个刑警队未必拿得下。“教授”在不适应中乱琢磨。
  这就是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了，“珍宝岛”前后，民兵里不乏和苏联老毛子真刀真枪对阵的主儿，东北边民带枪那属于当地传统。
  唯一令人欣慰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葛、齐二人也不敢再作案了。
  6.难道他会“避熊诀”？
  头疼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让提供线索，民兵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那些事儿，让人越发的头大。不知道是谁开始跑的题，大家说起最近苏联特务的活动来，甚至有人说前一天树林子里还有特务发信号弹……
  这可是80年代初啊，对边境形势多少有些了解的“教授”一方面感动于民兵们的敌情意识，一方面也很郁闷地琢磨，这日子口苏联人往夹皮沟派特务要干嘛。
  但是“教授”总不能告诉人家我们是刑警，不管抓特务对不对？
  山里的生活单调郁闷，一个流星也可以引发若干奇特的幻想，民兵说的也不应该奇怪。
  正说着，有一位大嫂进来了，说你们要找那两个“科学家”么？我男人刚回来，他说知道。
  这位大嫂的男人叫“刘三”，是个猎户，刚从山上下来，听说开会找那两个“科学家”，马上让他老婆先来通报情况。
  随后赶到的刘三慢腾腾地进了屋，靠在灶台边上蹲下，一边拿脊梁在灶台沿上蹭痒痒，一边对警察们说，他昨天晚上在山上和那两个“科学家”见面了，现在，他们住到刘三搭的地窝子里头了。
  警察们顿时精神一振。
  “教授”沉吟了一下，问，他们怎么换地方了？是不是发觉了什么情况，为了躲警察所以搬了家？
  刘三挠挠脑袋，不慌不忙地说，情况倒是有，不过好像和你们没啥关系。他们俩搬地方，是因为昨儿个晚上在树林子里碰上点儿小麻烦。
  刘三说是“小麻烦”，后来“教授”他们才知道，那天晚上葛同心到树林子里小便，不料却迎面碰上了一头熊。
  抓住葛同心以后，他对遇狗熊的事儿做了回忆，说当时自己解开裤子正要方便，忽然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
  诧异中转脸一看，一头胸前带着白色李宁服装标志（有人说更像耐克，不过为了支持国货，我们还是说李宁吧）的老熊，大摇大摆地从林子里走了出来，就在自己身后不足20米的地方！
  从葛同心遇到熊以后的表现来看，所谓他祖上和座山雕的八大金刚有关系，应该不过是谣传。
  红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有“打虎上山”一折，里面的打虎英雄是杨子荣不假，可是座山雕的人也不算含糊——听到虎啸，土匪们可没跑，而是纷纷往前凑合，才有了杨子荣打虎后青鬓马嘶叫，土匪现身，杨子荣与威虎山匪帮发生面对面较量的情节。
  见到老虎如此，见到熊，想来塌鼻梁老葛的子孙，也不应该太窝囊。
  而葛同心形容当时的情景，却是见到熊以后，只觉眼前一阵白雾，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什么表现啊，我那闺女才五岁，到动物园看见狗熊欢呼雀跃的，都比这诈骗犯的心理素质好嘛。
  反正，葛同心醒过来，觉得脸皮上湿漉漉的，也第一件事就是伸手摸自己的脸。据说，狗熊碰上人，会用全是倒刺的舌头舔人的脸，葛同心这个动作哆哆嗦嗦，生怕摸到的是一把血糊糊的骨头。
  结果，皮还是皮，肉还是肉，活动活动身上，除了裤裆里一片冰凉以外，也没多大问题。
  他这才敢睁开眼，正看见一个东北汉子一手举着个开了盖的水壶，一手拿帽子给他扇风。这，自然是刘三了，上山打野猪，却看到坡上躺着一个人，刘三也吓了一跳。
  夹皮沟外来人极少，所以人都特别热情。刘三把葛同心救了，给他嘴里含上一片老山参，这才问他的来历。
  听葛同心结结巴巴报出科学院气象专家的身份，刘三肃然起敬，连忙搀扶他到狐狸老李搭的那个窝棚，和齐玉仙见了面。
  三个人上上下下寻找，发现葛同心竟然毫发无伤，显然狗熊并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或侵犯——孙悟空有避风诀，难道葛同心会“避熊诀”？或者那头狗熊根本不存在，是葛同心的幻觉？
  在树林子里幽闭的时间太长了，发生幻觉倒也不奇怪。
  还是刘三眼尖，很快发现葛同心的裤子口袋已经撕烂，看样子，正是狗熊齿爪的痕迹，说明他并不是发生了幻觉。
  想想裤子口袋和某个重要器官的距离，齐、葛二人不禁毛骨悚然。
  不过，狗熊为何只是撕烂了葛同心的裤子，却没有更进一步呢？三个人也算是思索良久，才基本弄明白了原委。
  原来，东北森林中昆虫甚多，而且大多喜欢往人的身上扑，弄得葛同心和齐玉仙不胜其烦。不知是他俩谁先想起来了一个偏方——樟脑球可以防虫。
  于是，决定进入夹皮沟潜伏之前，两人买了一包樟脑球，全身上下的口袋里一阵乱塞，虽然收效不大，也算聊胜于无。
  葛同心这个裤子口袋里，正塞有好几丸樟脑球。
  熟悉林间生活的刘三认为，当时葛同心遇到的，很可能是一头吃饱了的熊。这种动物性格有些像小孩，吃饱了，不会无故行凶，但也不会看见一个人倒在一边就不予搭理——它吃饱了正精力过剩呢。好奇心强的狗熊，一定是过来看葛同心，但是在品尝了他裤袋里的樟脑球后失去了兴趣——这很正常，估计要是我吃一个樟脑球，也会丧失好奇心的。
  尽管死里逃生，但葛、齐二人十分惊惧，葛同心问刘三，说当初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老乡，说这周围没有猛兽啊，这熊，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刘三也不明白，说俺们这疙瘩一向没有熊，咋你们来了，熊也来了？
  这话就有点儿刻薄了，人家葛同心又不是耍马戏的，哪儿能走哪儿带头熊呢。
  最后，在窝棚周围转了一圈，刘三点点头，说我明白了，照你们这个住法，得把这周围山里的熊都给招来。
  葛同心他们又不是蜂蜜，怎么会把整个山上的熊都招来？原来，这两位“科学家”的窝棚周围，到处可见啃了一半的苹果，发霉了的饼干，乃至吃了一半的午餐肉罐头。
  在城里随处扔垃圾也罢了，在林子里随便扔垃圾，是会把附近的野生动物招来的，如果连续在林子里某个地方扔十几天垃圾，那不把熊招来才是怪事。
  刘三说你们看着吧，现在这熊还在外头转悠，明儿，闹不好就该进窝棚了。
  一席话吓得葛、齐二人面面相觑，连声问怎么办。刘三说好办，你们住到村里不完了？这个建议虽好，两人却不愿意接受，齐玉仙说我们的任务是野外观测，住到村里怎么完成任务呢？
  最后刘三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进山狩猎的时候，在这附近的山上也有一个“窝”，可以住人。他建议齐葛二人搬过去。
  齐玉仙还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想等狐狸老李送回信呢。葛同心已连声催促快搬家了。能不能接上联系是次要的，半夜狗熊来串门才是大问题啊。
  这样两个人连夜搬到了刘三的那处窝棚，暂时住了下来，不料，“教授”他们前后脚就到了。
  刘三说，如果你们不来，我也准备叫两个民兵去查一下他们呢，我担心他们是苏联特务。不过搬家的时候我看了，他们都没有武器。
  第二天清晨，刘三带着警察们直奔了自己的窝棚。
  走到近前，刘三说，就在那儿呢，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里面。
  “哪儿呢？”走在前面的“教授”觉得自己的智商都有问题了——这周围都是参天大树，哪儿有窝棚的影儿啊？
  没等刘三答话，仿佛某种灵异，众人眼前一花，突然冒出一个人来！
  从地里钻出来的？“教授”一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左一右两条黑影箭一样飞了出去，顿时将那个人扑翻在地，只听到有人喊：“齐玉仙，这个是齐玉仙！”
  刚刚扑倒一个，转眼间地里又冒出一个人来。这一回，倒是没人扑了，但那个人乖乖地举起了手，全身上下哆嗦得如同发了疟疾。
  “教授”认出来了：这个体若筛糠的，正是葛同心。
  至于他体若筛糠的原因，倒也不奇怪，回头一看，七八个当地干警和民兵，一人一支枪都指着葛同心呢，脑袋、胸心、肚腹、四肢，无一不在准星中套着，估计只要有一个人精神紧张扣了扳机，葛同心就是一个蜂窝煤或者漏勺的下场。
  “教授”说换了我也未必比他镇定。
  七八个拿枪指着葛同心的本地干警民兵里面，只有当地警长是单手持枪，另一只手挑着大拇哥——那是冲着俩按着齐玉仙的北京警察，在夸“教授”的助手动作干脆利落呢。
  “教授”没掏枪，反而觉得有点儿好笑。
  篇后记“教授”离队
  “教授”在接受老萨采访的时候说：“那场面有意思。当地满地是黑土烂泥，齐玉仙被按到地上，抬起头来一看，满脸都是黑的，就是两个眼白亮闪闪；葛同心呢，脸吓得煞白的，跟豆腐块似的，就俩黑眼珠摆在上面，活像一对儿算盘子儿。这黑白分明好看啊。”
  两人突然出来，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刘三的窝棚是一个半地下式的，从林间看去不过是一个凸起，根本判断不出是个建筑。听到外面有动静，齐玉仙以为是齐三来了，刚打开窝棚出去，就让人撂倒了。葛同心完全没有抵抗，乖乖地爬了出来——已经被狗熊吓过一次的人了，对好多事儿都想开了，不就是一万块钱嘛，而且金荣才是主犯，大不了去牢里吃窝窝头，总比喂熊瞎子好吧。
  “教授”问过刘三，这种窝棚，是不是座山雕留下来的？刘三眼睛一棱棱：
  “俺爷爷是老抗联……”
  抓住两人，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换衣服，洗漱，用“教授”的说法“头骚脚臭，别说熊，腐食动物都能让他们俩招来”。他捏着鼻子指着他俩说，“就这模样，还说自己是科学院的，谁信啊？”
  狐狸老李搔搔脑袋，说我当时就信了三分。
  “为什么啊？”“教授”大惑不解。
  狐狸老李道：“听广播说，那些大科学家，都是呆呆傻傻，大多生活不能自理的……”
  这话要让科学院的人听见，不知会有何感想。
  押送两名案犯回北京，上头集合了全处的人到门外迎接，鼓掌欢迎，让“教授”大大风光了一把。至于三个罪犯见面以后如何一讯而伏，安书记如何非要枕着那钱睡觉，那已经不是重要事情了。
  结案后，“教授”打了个电话给老同学，那老同学是公安大学的副校长，让“教授”过去讲课，说了好久了。
  “教授”说那俩孩子上去一扑齐玉仙，我就下了决心，去学校讲课吧，论反应，比不了他们了。
  萨开玩笑说：“您吃孩子们的醋了？”
  “哪儿能呢。”“教授”微微一笑，眼光超过我，朝后面看去，道：“那是说明我们二处后继有人。”
  回头望去，灯光下，那墙上挂的是一张他们二处的合影，应该是他离队的时候照的。上面的“教授”坐在最中间，脸上也是一样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