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里，市妇联主任关敏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言：“现在什么年代了？不能用过去那一套来管学生。你如果不准耍朋友，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那么，有两个问题怎么解决？一，《婚姻法》规定，年满二十二周岁的男青年和年满二十周岁的女青年可以结婚，校规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呀。我们普法不是一再强调小法服从大法，部门法服从国家法吗？真有大学生要提出结婚，你以什么理由拒绝？二，现在考大学已经没有了年龄限制，二三十、三四十岁，甚至五六十岁的人都可以考进去学习。毫无疑义，这些大龄的人大部分都是接了婚的，有的即使没有结婚，可能都是耍起朋友，同起居，马上就要结婚的。他们结了婚可以上大学，也可以在大学结婚，也可以一边同居一边上学，为什么从高中考进大学的不能耍朋友，不能同居，不能结婚？过去的规章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就要改，要与时俱进……”
  这是市社科院牵头举办的一个关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的一个研讨会。可以容纳一百五十人的新装修出来的报告厅里坐了一百余人，里面百分之七十是女同志，而且大都是教育口的诸如教育行政官员，大专院校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党委、团委的有关人员，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另外的就是从事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法学以及生殖健康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
  刘枚作为市里有影响的女经理，也被特邀参加了研讨会。说是特邀，实际上是因为社科院找她赞助了三万元的会议费，因此被王院长点名请来了。她本来不想与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部门有什么来往，但想到社会科学院涵盖的领域太多，专家学者不少，市场经济来势凶猛，今后说不定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而且，王院长还表示，在研讨会门前的宣传牌上要特别注明友情支持单位：金石公司。这也算一个广告。用王院长的话来说，这是企业支持科研、涉足科研的第一步。她本来不想来，扯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的事，是那些政治家、理论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但转念一想，不说王院长一再邀请，又是电话，又是派人送请柬的，不能太拨他的面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转眼就要上大学了，也该来，听听这些研讨也许有好处。安排好工作后，就赶来了。
  她一进会场，就看见关敏。关敏正在和一个老头子说话，她也看见了刘枚，但装做没有看见，很快把眼光移开，专注地放在老头儿脸上，边听他讲，边想：这种会，关你刘枚啥事，也来凑热闹？讨论这些前瞻性的问题，未必你还搞得懂？仗着有几个臭钱……
  刘枚不知道关敏的心思。她想，李一凡这件事没有如关敏的愿，她心里肯定不了然。否则，她不会在最后关头把她从赴香港、澳门、新加坡考察学习的名单上拿下。尽管当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刘枚毕竟是刘枚，搞企业这么多年，吃过的苦头，见过的世面，多的是，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你关敏这搞法明显的小儿科，不大气！报复也来得太快，太明显了。港澳都去过两三次了。这次要不是妇联组织人事处的处长动员，她还不愿报名哩。收费就比市里其他部门组织的收得高，这是明显的赚一笔或者抬几个人一道出去。她答应的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机会，给妇联做点贡献。另一个原因是作为市里的妇女组织的一个团出去，也可能得到一些收获，获得一些信息。结果不让去了，不去就不去。有啥子了不得？她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她。毕竟是妇联的头儿，自己还是她的一个兵。刘枚高高兴兴地走过去，伸出手，说：“关主任，你好！”
  关敏瞟了她一眼，像没有看见刘枚伸出的手似的，也没有响应，只是爱理不理地应道：“唔……我正在和雷老谈话。”
  刘枚受到了冷遇，但没有马上反映，装做不知道的样子，向着雷老莞尔一笑，还是那种口气对关敏说：“关主任，你忙。”转身走了，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几个专家学者的发言，刘枚有时听得似懂非懂，云里雾里的，有时又觉得说的是大话、套话，好像是从报刊上的社论里抄来的，只好闭目养神，考虑自己的工作。她旁边坐的是晚报记者仲秋，研讨会一开始，他就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关敏发言了，他才舒缓了一下，但还是不时地记录着。刘枚想，工作人员也太辛苦了，搞个录音机就行了噻。想到这里，就侧过身子说了出来：“你们怎么不弄个录音机呀？”
  仲秋对她微笑了一下，说：“录了，还得整理。”
  “你这样记不全，又费力。录下来，完完整整的。”
  “我不要全，我只要主要的观点。”仲秋解释道，“前面几个是专家学者，他们的发言很独到，我就记得多些……”
  他是谁？这不明显地说关主任的发言不独到？你一个工作人员不一碗水端平？好奇心驱使刘枚又开腔了：“你……”
  “我是晚报的，姓仲。”
  刘枚脑子里风车般转着，晚报的，姓仲。这是个不多见的姓。那个专门写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的仲秋仲大记者会不会是他？她小声地说：“你们晚报有一个叫仲秋的写的社会生活问题方面的文章，我最爱读了。”
  “谢谢！我就是。”说着，他从挎包里摸出名片盒，取了一张名片给刘枚，“请问，你是……”
  刘枚也回应了自己的名片。仲秋一看，说：“啊，金石公司，刘总，久仰久仰。我们早在电话上认识了。”
  台上，关敏还在念着讲稿：“有的人在一起同居，又心虚，怕别人知道了。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就倒打一耙，反诬别人侮辱她，强xx她”关敏提高了点声调，“这种做法很恶劣！所以我主张大学生可以结婚……”
  同居和倒打一耙有什么关系？如果同居可以倒打一耙，那么，结婚还不是可以。她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谁给她写的讲稿？仲秋沉思着，但找不到她这样讲的理由。对了，是不是她有所指，有弦外之音？刘枚见仲秋突然不说话了，以为他要记下关主任的重要内容，但没有看见他动笔，只是木木地咬着笔头发神。她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他一下，问：“你和李一凡熟？”
  “不……”他突然问了一句，“那晚，她是不是在加班吗？”
  “对。那天，负责搞这个材料的办公室主任赵平生病了，就临时抓她的差。”刘枚抬眼看了看在发言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满口专县口音的女人，说，“本来，我要她就是想让她在办公室。你想，一个文学硕士，在办公室搞材料是再好不过的了。结果，她不愿干办公室那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小两口都是外地人，老公又是个老师，收入也不高。她可能是想到业务部门收入要好些，让小家庭日子好过一点。”
  “这个人怎么样？”
  “相当不错。工作积极肯干，不多言不多语，人际关系很好，是公司的女工委员，正在培养她入党呢。”刘枚叹了一口气，“这么好的一个同志，就遭毁了。都怪我。”
  “要怪只能怪坏人。她不撞上，就是另外的女同志撞上。只有打击坏人，才能还一方平安，才可以路不拾遗！”
  正在发言的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贾玉珠，尽管她尽量用普通话，但这四不像的普通话怎么也掩盖不了她的家乡口音：“大学是改造人的工场，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吔。如果可以结婚，那么，肯定会有很多学生都来要求结婚吔。那时，一个校园不晓得会出现好多好多小家庭吔，还会出现好多好多小母亲吔。那呀！学校就不成为学校，学校成为了一个社区吔！……”
  仲秋听了听，说：“夸大其辞的理论！”
  “有点。”刘枚附和道，“即使要结婚，也不是全部，而是个别。”
  “你听这些发言，很有意思。这些年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不管任何问题，部门、系统的专家学者们，当然官员也包括在内，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站在部门、系统的立场、角度说话，就是进行研究也是这样。惟有不属于部门、系统的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的发言或者文章，才是中肯的，对推动或改进工作有利无害。”仲秋抬起下巴指了指贾玉珠，对刘枚说，“你听，她肯定是教育系统的，尽量维护学校现有秩序，使之一层不变。”
  “那么，这种发言，你登不登出来？”刘枚问。
  “报纸要坐到不偏不歪，尽量客观公正。不同的观点都登出来，让读者评判。读者心中有杆秤嘛。”
  “李一凡的事情，你准备写一篇长文章？”刘枚转了回来，问，“我最喜欢看你的文章了。”
  “谢谢你。已经写了，早就登了，一快豆腐干……”
  “啊，我可能忙，没有看见。还写吗？”
  “可能写不出来了。”
  “你刚才问这么详细。我还以为你要写一篇哩。”
  “咳、咳！”仲秋清了一下嗓子，说：“刘总，我是一个当事人。所以要问清楚。”
  “什么当事人？”刘枚大惑不解，睁大双眼盯着他。
  “那天晚上，是我救了她。”说着，他把那晚的经过复述了一遍。
  刘枚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怪不得，我听见一些风言风语，说她半夜三更的和一个什么情人在树林里……是江红的弟弟去碰上了，以为那男的要欺负她，就去帮忙。结果反而被他俩弄到派出所去了。”她说完，看了一眼仲秋，见他脸上毫无变化，就补了一句，“我不相信。我太了解李一凡了。”
  “可是，就有人要把黑的说成白的，乱泼脏水。”
  贾玉珠已被另一个女人替换。仲秋全然忘了记录，瞟了发言席一下，侧过头，说：“刘总，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平时专门问你，显得冒昧，或者又没有多大意思。今天反正谈都谈到她了，我就问一问。”
  刘枚没言语，只是看着他，用眼神表示了“你问嘛”。
  “她在你这里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你们？这么好一个单位，又是她自己挑选的，你又待她不错。”
  “我在想呀，”刘枚组织了一会儿思绪，然后从容地说，“一，那个人是江红的弟弟，平时她和江红她们处得都不错，发生这事后，据说，江红去找过她，要求她看在同事的面上，私了。她坚决不同意，因此得罪了江红。江红是个很有能量的人，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流窜，她觉得压力太大，又不愿做违心的事……”
  “我看呀，她即使违心答应了，那脏水还要泼，只不过是另外的版本，比如说她长期和哪个男的几七几八哟，等等。因为事情都传开了。对不起，我抢了你的话。”
  “二，她可能感受到了公司受到的压力……”
  “是她遭遇了坏人，公司有什么压力？”
  刘枚不吭声了，只是胸脯起伏着，鼻息加粗，眼睫毛不停地扇动，声音也变得沉重了：“仲记者，你不知道。为她这事，我们公司受到的压力大呀！”
  “关公司什么事？”
  “她是金石的员工呀。”她见仲秋一脸茫然的样子，进一步说，“要公司领导出面做工作，要她撤诉……”
  “纯碎个人的私事，怎么就演变成了公事？”
  “所以我刚才说，那个人的能量大得很哩。”
  仲秋想了想，这个江红是刘总的部下，她肯定不敢在刘总面前造次，肯定是活动了市里的关系，让他们来出面。联想到自己碰到或粘上的一系列怪事，他确实觉得江红这个女人能量大。写好的稿件一删再删，最后居然发不出来，还得动用许进才。她能活动到哪些人？至少有向太明。从向的口口声声中，至少还活动到了文来富。一个公司的普通女职工，居然有这本事！他想知道，刘枚这边又是些什么人在为她效劳，于是问：“是些什么人给你打招呼？”
  刘枚摇摇头。仲秋看着她，一点不退让（耳朵里传来台上的发言声，他已没有心思记了，凭前面的发言和自己的重点记录，写一篇两千字以内的研讨综述已没有问题了）：“你有难处？”
  “对。”刘枚仍出着粗气，“我，不是我个人，是公司得罪不起……”
  仲秋不再问了，因为他想起了许多，一个公司要生存，一个不是民营企业的企业领导，要面临的问题有时比民营企业的领导面临的还多，而且至关重要。比如，人事任免，不管你业绩怎么样，只要管得到你的主要领导不满意了，就会让你“打起背包就出发”！这比不得他，即使“打起背包就出发”，没有了主任头衔，但还是记者，还是写稿……他想赶紧饶开这对于刘枚来说可能是敏感的话题，但嘴里还是冒出了言不由衷的话：“其实，她不走……”
  “说实在的，她如果不走，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刘枚脸上开朗了一些，“尽管后来还是受到了……”她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仲秋已经读懂了她的脸色和心情，说：“照你这样说，公司和你还得感谢她的离去？”
  刘枚想了想，找不到合适的语句，说：“也有你说的这层意思，但我和公司确实是一再挽留她。就是公司面临大灾大难，我刘枚面临撤职，也决不会以让她走来免除公司的压力……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清楚了。她是个为公司、为你、为他人着想的人。”
  “所以，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她，欠了她……”刘枚完全像个大姐姐般，“年纪轻轻的，还拖着孩子，老公一个人的工资……唉，不知她另外找到工作没有。我给她说过，随时欢迎她回来。”
  仲秋想对她说“我已给她联系了一个工作，你不要担心”，但权衡了一通，没有说出口。毕竟不是要好的朋友，给她说这些没有必要。院长又在讲话了，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在做总结：“研讨会开得很成功，谢谢大家！大家不要走，我们准备了便饭，还有一份纪念品。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感谢金石公司、感谢公司刘总的慷慨解囊！我们还要感谢晚报的著名记者——仲秋主任到会，给我们做全方位的报道……”
  话音未落，掌声又响起了。仲秋知道，他们都是冲着能报道拍的。哪一个不想在传媒上扬名呀？正因为如此，记者才成了当今社会的宠儿。
  “仲大记者，你在哪里？”王院长在到处找他。会议开始前，他叫仲秋挨着他坐。仲秋谢绝了，说你还要招呼，陪方方面面的领导，专家学者，我自己去找个座位就行了。此时，他找他了，也许是怕他像时下不少记者一样，拿了礼品（所以，今天的纪念品在饭后发）中途溜了。他只好站了起来，向大家挥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