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晚报……”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卖报的又来了，这回可不能放过了。
  李一凡突然来了精神，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到盥洗间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看了看自己疲倦的面容、发青的眼袋，苦笑了笑，然后用手沾点水揉搓了一会儿，待发白的脸上逐渐有了些许红晕，又用手指挑了点美宝莲在手心抹匀，轻轻搽在脸上，从衣架上挂着的红色提包里取出五角钱，下楼去买了一张还散发出油墨香味儿的晚报。
  当她从那小男孩手里接过报纸后，就迫不及待地边回家边看起来，搜寻了一版、二版，没有。三版是理论文章，四版是国际新闻，五版是副刊，六版是地方新闻，静了静，她又来了精神，一篇一篇地看起来，仍然没有。七版只有一篇文章《当家才知盐米贵》，是吹捧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肯定是拿钱买宣传。文后署着报告文学几个字，作者叫云舟，是本市一个爱走上层的作家，和市委书记握了一次手，也要写一篇《亲切的关怀》，和市长打过一次照面，又要写一篇《榜样的力量》。她翻到最后一版，娱乐新闻。她彻底失望了，将报纸丢在沙发上，就给仲秋打电话。
  仍然找不到人。他到哪去了？她是多么希望今天在报上登出来啊！难道江红的话当了真？她有这样大的能力，不让报纸登出来？不会，她算老几？也许过几天会出来的，也许明天、明天的明天……
  她又伸手拿起耳机，拨了星光台，报了阳昆的呼机号。她要找他。从今早上送梅子离开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就是到学校上课，也该回来了。她看了看表，再过五十分钟，该去接梅子了。她死死地盯着电话机，巴心不得它叫，就是不叫。怎么不回电话呢？时间一秒秒地熬过去了。她心里急得慌，又抓起了耳机按了重拨键。受话器里响起了小姐甜美的声音：“请讲。”
  “小姐，请你急呼一六七九。”李一凡说完，意犹未尽，又补了一句，“请你多呼几次。”
  李一凡靠在沙发上，等着，一秒、二秒……十秒……一分、二分……
  电话机默默地坐着。屋内死一样的寂静。她能听见腕上的罗西尼石英表时针分针走动的声音，更听得见心房里那颗心跳动的咚咚声。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回电话……
  过了一周多，她才给阳昆写了回信，又过了三天，她才把信丢进了电影院旁边那个绿色的邮筒。二十天后，她收到了阳昆的第二封信。阳昆说，一个副总编带他去抓发行了，第一封信寄出不几天，他们就出发了，跑了七八个区乡，花了半个多月。他很着急，想早点看到她的回信，了解学校和她的情况。看了信，当天晚上就给她回信。李一凡拿起信封一看邮戳，信居然走了五天，她又拿出第一封信来看，也是五天。五天，到北京、到巴黎、纽约都绰绰有余了！还是在一个市内。真是山高水远路漫长！几天后，李一凡又将给她的信投进了邮筒，她本想像第一次那样再过几天，但想到那邮路，怕他等。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下课后，李一凡正要回寝室，班上的生活委员叫住了她：“李一凡，你的信。”
  她走过去，伸出手：“给我。”
  “给？”生活委员拿起信在手中摇了摇，“要签字。”
  “干嘛，还要签字？”
  “挂号信，能不签？”
  谁给我寄挂号信？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寄这种信干什么？李一凡签了字，急忙拿过信来，首先看寄信地点，上面写着“本市红山报社”，笔迹是阳昆的。他有什么事，值得用挂号信？她急忙拆开信，迅速看起来。其中有一段流露出阳昆心中的不快：县里一个单位的职工给我反映红山餐厅忽视环保，污染环境，而且还把霉变食品混在好食品里出售。我走访知情人，并实地进行了解，写了一篇批评稿件，交给值班编辑，层层都说好。报纸就要搞这种舆论监督，才有读者。总编室主任还对我说，小阳呀，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不像我们，牵来扯去的。大胆干，年轻有为。我好高兴呀！这是我到报社后独立写的第一篇批评稿。可是，在最后一关被卡住了，没有能够登出来。我心里那个气，真无法形容。就像十月怀胎，最后却遭流产一样。我最大的气愤不是我的这么多时间白花了，而是明知不对应该批评的却不准批评！作为记者，作为报社的一个职工，我的良心何在？我问总编室主任，他无可奈何地苦笑，似有难言之隐。
  思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去找总编问个明白。宣传部就在另一幢楼，我去找向总编向副部长。他说：“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吔。这文章是我撤的。我请示了文书记吔。即使有这种事情，我们自己的报纸怎么能登？你以为记者是无冕皇帝，到处都可以批吗？小伙子，凡是要多问一个为什么吔。我记得你来时，我专门讲过我们搞新闻就是帮忙不添乱吔。”
  我问：“那么，舆论监督呢？”
  他马上回答：“要呀！没有舆论监督的报纸像什么吔？”见我疑惑，他解释道，“我们是农业县吔，跟城市不同，除了正面宣传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外，基层还有三大常年性的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打狗灭犬’吔。不听的，作得不好的，应该好好监督。其他的呀……说心里话，你！‘他突然不说了。
  我一听，有点生气，难道报纸的舆论监督只针对基层农村，县城里的问题就不能揭、不能批评？回想起他第一次和我的谈话，我心里突然明白了许多。后来我才听说，那个餐厅的主管局的头儿是他姐姐，而且是县委文副书记的老相好。这几天，我老在想，让我批评了又怎么样？他们是盘根错节呀！我只是一个外来户，我要坚持正义，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会像总编室主任他们那样……我不敢想！
  一凡，我不想在这里，我要走、要离开！明年春天就要考研了，我要考试，考回学校来，再读两年书，和你在一起。请你到系上打听一下，明年有哪些专业要招？我还年轻，我不能就这样呆在这里让邪气磨蚀我的青春！
  在最后一句话的下面，他还加了着重点。
  李一凡看完信，心情很沉重，手中的信也变得沉重起来。第二天，她就去系办公室了解了有关招研究生的情况，很快给阳昆回了信：“在学校，理想主义色彩要重一些，进入社会后，肯定会发生碰闯。只有逐步改变、逐步修正，否则，自己就会很矛盾、痛苦。当然，我这看法不一定对，是在班门弄斧。至于你要考研，这是好事。今后社会的发展，知识是第一的，我们要和国际社会接轨，文化素质不跟上不行。哎呀，不说了，我说不好。你比我更明白。反正考研是对的。”随信寄去了考研的资料。
  书信一来二往，时间过得飞快。阳昆考上了董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生，九月，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母校。他俩又进入了平静的校园生活，教室、图书馆、宿舍，周而复始，转眼就是大四，李一凡面临人生道路的抉择了。周六的晚上，阅览室的熄灯铃响了，同学们又如潮水般涌了出来，像有冥冥之神的昭示，不经意间，他俩又走到了一起，李一凡突然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年此时，这校园就不属于我了。有时，我真羡慕低年级的同学。”
  “我还羡慕你哩。”
  “羡慕我？”路灯下，李一凡看了一眼阳昆，“就要结束学生生活，进入社会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就像一艘快要造好的船，即将下水远航，到处是旋涡，到处是凶波巨浪，我胆怯、心虚……”
  “你没准备好，可以不走呀。我问了夏主任，这一届要招的研究生比我们多得多，还有直升名额。”
  “我知道，可是……”李一凡欲说又止，“万一我到了那些地方……我？”
  这一句话显得很沉重。而且这几乎是每个面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都挂在嘴边或盘踞于心中的老话题。从心里讲，读了十多年书，读累了、读烦了，人也读大了，巴心不得早点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创造自己的天地和世界。可是，临到要迈出那一步，又需要勇气了。社会毕竟不是学校。特别是现在这个多变的复杂社会。学校太单纯，简直是个世外桃源！在学校，老师教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学生学的也是书本上的知识。社会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个表面平静实则汹涌的大海。面对这大海，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怕还是不怕，你都得跳下去。一届届的新生就像长江上的一个个后浪，以不可遏止的力量从后面推来，你能在岸边站得住？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细雨，像细糠似粉尘在空朦的夜空中飘荡。天上早就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从黑色的大地上升腾起的乌云遮满了偌大的天穹。他俩走在茂密的香樟树下，树叶遮了天，挡了雨，还不知道变了天。
  “这确实是个问题。”阳昆终于打破了树林中的寂静，“要是我不去，根本不知道。传媒宣传的和现实的距离实在太大了！”
  “你知道，学生味儿太重……”
  “这都好办，工作了，就慢慢变了。”
  “但。要是我到了红山这种地方……”
  “你好办，”阳昆调侃道，“当今社会只有你们最好办，天南地北都可走。”
  “你啥子意思？”
  “结婚呀！马克思说过，通过联姻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和最便捷的道路。你忘了？”
  “你这个人，人家正二八经找你谈哩，你却去篡改导师的语录。你这研究生就是这样当的？”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前几年，有几个女大学生分到了红山县，有办法的靠后台调走，次一点的就靠婚姻调走，没有办法的就在当地落户。不过，在当地落户的也不错，找的都是副局长以上的。男的就惨了，我们那个总编室主任，南京大学毕业的，找了一个县中的教师，互助互爱过生活。要不，你就加入那个竞争仕途位置的群体，尔虞我诈，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像《红楼梦》中说的，一个个争得像乌眼鸡似的。我既不是女的，又不愿当乌眼鸡，只好又回来了。”
  “这里又不能一辈子。”
  “到时再说。反正，红山那种地方我决不去。我一无水平，二无大志，当个教师什么的就行了。”
  “我也这样想。”李一凡低声说，“当教师单纯，有自己的天地。特别是大学教师。”
  “我说呀，你别犹豫了，考研。不，说不定你还可以直升。”阳昆摩了一下头发，“读研是大势所趋。过几年，本科生就不吃香了。”
  二人走出了树林，才发现天下雨了，地上湿漉漉的，还有点滑。天空锅底似的黑。从林间、房舍、运动场生起了轻烟一样的雾，并且向四周、向天空弥漫。粉尘似的雨变成了小米，直直地从黑色的苍穹中无休止地掉下来，湿了头发、湿了衣服。原本睡着的风也来凑热闹，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变着方向吹。不远处的变电站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一只夜归的鸟发出尖利的叫声，划破夜空，落到了校办公大楼后面的桃花山上。阳昆不禁打了个寒颤。他侧眼看了李一凡一眼，猛地想起了什么，急忙解开西服的纽扣，脱下，给李一凡从头披上。李一凡伸手挡住：“不，不要。”
  “你看，你都冷得上下牙打架了。”
  “不冷。”李一凡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嘴唇有点抖。
  “还在逞强。你呀！”阳昆走到她的左边，用身子挡住从西边斜打过来的雨，“头发打湿了也不好呀。半夜深更的，干不了，你就不能睡，还会生虱子。”
  尽管夜深雨急风冷，但此时李一凡心头犹如生起了一团火，暖洋洋的。她本想问他“听谁说的，头发湿了要生虱子”，但却沉浸在一种她从没有的感受之中，愉悦、幸福、舒畅。她情不自禁地向他的身子靠拢，左手也伸出来要挽着阳昆的右手……突然，她一个激灵，从快乐幸福中回过神来，收回了手，身子也离开了他一点并站直了，找了一句话：“你会感冒的。”
  “不会。”他尽量不使牙齿打架。
  “我们走快点。”
  “要溅一身泥水。”
  直到把李一凡送回女生宿舍门口，他才接过已经浸湿了的西服披在自己头上，小跑步回去。
  这一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李一凡的脑子里：这个男人细心、周到、体贴人。生活中有这样的人靠得住。烦了，可以向他倾诉；累了，可以靠在他的肩上休息。后来，她决定嫁给他，这是很大的一个理由。那雨那雾那风那西服给她创造了一个浪漫温馨的世界。她的心与他的心撞出了火花，从这里开始像小鸟衔泥般、如蜜蜂采蜜样一点点地建造爱的香巢，构筑爱的大厦。她从这里走向成熟、走向阳昆、走向女人……
  “黄糕、糯米——糕！”
  “豆浆，白——豆浆！”
  楼下，小贩的叫卖声又定时响起，时候不早了。李一凡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看手表，再过十分钟，该去接孩子了。一直没有阳昆的消息。她拿起耳机，又给他发了一个传呼。整整过了七分钟，还是没有回音。她站了起来，到盥洗间整理头发，借此等他的电话。整好了头发，仍然没有他的声音。不能再等了。人家都去接孩子，自己不准时去，梅子会着急的。她走到门边，刚穿好鞋子，电话机却疯了一般叫起来，震得耳朵发响。她好激动：你个坏人，早不回，迟不回，偏偏这个时候来回！她来不及脱下鞋子换成拖鞋，就小跑过去，抓起耳机，急急地说：“你到哪去了？现在才回电话！”
  “我……没到那去噻。”电话那头的声音吞吞吐吐的。
  “没到哪去？哼！为什么现在才回？”
  “你——是哪个哟？”
  “哪个？你逛昏了吗？”她来气了，“快点说，你在哪里？”
  “你是……”电话那边底气不足，“我找黄丽。”
  李一凡一听，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儿，那声音不大像阳昆，问了一句：“你打的哪里吗？”
  “我找黄丽，请你叫她接电话。”
  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了。她气不打一处来：“你打错了！”同时，将耳机“嘭”的一声，狠狠压在电话机上。转过身，跑到门边。电话机又叫了起来，她不管了，拉开门，走出去，又顺手带过门。过去出门，都要反锁，今天来不及了。
  “叮铃铃——”屋内，电话机还在执著地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