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作者:李春平 更新:2021-10-31 22:07
这是我继《奈何天》之后的第二部政治小说。《奈何天》出版后,一时间京城就出现了五六个盗版。出版方告诉我,在武汉和南京的盗版中,我的小说竟改成了王跃文著。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谬误竟然出现在一些地方图书馆和官方网站中。在新近的这部小说定稿的时候,我特别打电话给跃文诉苦,跃文呵呵一笑,说,你要维权才行,抓一个盗版的典型,刹一刹这股歪风。我说我没功夫来打官司,只是希望手头的这部小说不再被盗版,也不再署上你的名字。好不容易写本书,却署上你的名字,这就冤了。
在这部长篇中,描写了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金安市市长的成长历程。小说关注的只有一个焦点:领导的执政智慧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于2004年8月底写完初稿,9月19日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天我真是特别高兴,认真地看了电视,后来又反复学习了这份历史性文献。我不敢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但作为小说题材的关注眯,这个问题我确实思考好久了,因为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故事构架,直到2002年底才动笔。2003年写了一部分发表出来,中途又停过一段时间,写别的东西去了。2004年是集中精力写了大半年。
我自己有十一年的党政机关工作经历,见闻颇多,感受也很多。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什么要关注执政智慧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的领导实在是太需要智慧了,太需要提高执政水平了。可能很少有人研究这样一个现象:当下的少数干部,与以往相比,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道德水平却降低了许多。视野开阔了不少,心胸却狭窄了许多。生活节奏加快了不少,自身惰性却增加了许多。科学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是要娇惯干部,不是要把干部变懒,而是要把干部变得更加智慧,并用他们的智慧来指导工作,以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可是,有的领导并非如此,他们既贪又色,滥用职权,胆大妄为,把敢于犯错误当成自己向道德和法律挑战的一种能耐和气魄。一旦弱智起来,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在见诸报端的报道中,如某卫生厅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其中一条居然是“女公务员的Rx房应当对称”;某市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居然是花二百万元大搞了一场阅兵式;还有个别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搞违背民意的强行拆迁;有的是一心要干一番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大业绩,结果却办成了遗害百姓后患无穷的坏事;有的则将英明决策使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实施,有的将正确方针采用非法的手段去落实。凡此种种,无不让人感到切肤之痛。
不难发现,提高领导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贫穷落后,也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矛盾,严峻地考验着领导们。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要看他们的执政水平了。而真正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者,便是那些具有相当的执政智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执政水平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民风,也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说领导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这可不是空话。无论党派国籍,大凡有成就的政治家,无不把领导工作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然而,真正能够把领导工作上升到科学和艺术这个高度的人,确实不多。遗憾的是,现实中,有人总是把领导科学当成玩弄权术,施展伎俩,世故圆滑等不良习气混同起来,这是对领导科学的曲解和贬低,是庸俗政治学在权力场中的直观反映。这样一来,本来是崇高而美好的权力,就变成了龌龊不堪的东西。而当权力肆无忌惮时,权力就变成了灾难和罪恶。
现在有种现象很不正常。如果我说有的领导很优秀,人们就觉得可笑,似乎说只有说他们不好才更符合当官者的形象。这很可怕。党内的腐败毕竟还没到是官必贪的地步,总体上还是好的。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就会发现,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又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有失偏颇。礼尚往来一直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已深入骨髓。这个美德渗入官场,就不那么美了。凡是普通官员,几乎都会遇到请客送礼的事,不少卖官鬻爵者都是在这种往来中下马的。其实,我们的不少官员本质上是好的,他们并不想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可慢慢的,少数人就被这种最传统最温柔的方式搞垮了。在送礼者当中,有的纯粹就是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有的并没有这种动机,可是,恰恰就在友好往来中,送礼者用他们的纯朴和善良培育和催生着腐败的机体,这种后果与他们的最初动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这些思考,我把古长书写成了一个复杂的智慧型人物,他收受过礼金,但他能够如数退还;面对种种复杂矛盾,他能够沉着应对;特别是在他当市长后,在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上,他鼓足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臂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施政方略。在他身上,总是奔腾着一个智慧型领导的政治激情和改革勇气。
做一个好官,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首要条件。古长书就希望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好人,像花一样可爱。他的工作信念就是开拓创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执政为民,他的做人准则就是襟怀坦白。他为官清正廉洁,造福于民,他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他。可是,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官,光让老百姓喜欢还不行,你想当更大的官,还得让管你的官喜欢你。这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潜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场现实,谁都回避不了的。可光想做好人也不行,“老虎不发威,以为是病猫,”所以有时还得手下无情,拿出一个领导者的魅力和威风来。光想办好事也不行,更重要的要会办事。古长书就有很深的功夫,他能把小事做得可圈可点,把大事做得轰轰烈烈,把难事做得举重若轻,即使在清除腐败分子这类难办的事情上,他也能做得珠圆玉润。他懂得,要想获得赢得群众的广泛爱戴和尊重,就必须保持一个领导者的操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征服人心。在古长书的施政过程中,处处闪耀着别出心裁的智慧光芒。这便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我笔下的古长书,不是那种“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圣人,我认为这种人是很少的,而且我很质疑这种人的真实性,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能有别人吗?古长书只是凡人中的一个,他心里有他自己,有私欲,有毛病,但作为领导,他心里更多的是装着老百姓。他能在实现个人价值与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这部小说花了两年多时间,并且分成两个部分发表出来,全国有近二十家报刊杂志作了转载和连载,甚至还出现了一家报业集团的两家报纸同时决定连载的现象,另一家不得不放弃连载。通过这些转载,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从多家报社和杂志社传来消息称,有不少读者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见到这本书。读者的喜爱,增强了我的信心,也促使我加快了写作进度。经过反复修改,就定型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期盼着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它。
在这部长篇中,描写了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金安市市长的成长历程。小说关注的只有一个焦点:领导的执政智慧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于2004年8月底写完初稿,9月19日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天我真是特别高兴,认真地看了电视,后来又反复学习了这份历史性文献。我不敢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但作为小说题材的关注眯,这个问题我确实思考好久了,因为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故事构架,直到2002年底才动笔。2003年写了一部分发表出来,中途又停过一段时间,写别的东西去了。2004年是集中精力写了大半年。
我自己有十一年的党政机关工作经历,见闻颇多,感受也很多。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什么要关注执政智慧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的领导实在是太需要智慧了,太需要提高执政水平了。可能很少有人研究这样一个现象:当下的少数干部,与以往相比,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道德水平却降低了许多。视野开阔了不少,心胸却狭窄了许多。生活节奏加快了不少,自身惰性却增加了许多。科学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是要娇惯干部,不是要把干部变懒,而是要把干部变得更加智慧,并用他们的智慧来指导工作,以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可是,有的领导并非如此,他们既贪又色,滥用职权,胆大妄为,把敢于犯错误当成自己向道德和法律挑战的一种能耐和气魄。一旦弱智起来,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在见诸报端的报道中,如某卫生厅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其中一条居然是“女公务员的Rx房应当对称”;某市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居然是花二百万元大搞了一场阅兵式;还有个别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搞违背民意的强行拆迁;有的是一心要干一番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大业绩,结果却办成了遗害百姓后患无穷的坏事;有的则将英明决策使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实施,有的将正确方针采用非法的手段去落实。凡此种种,无不让人感到切肤之痛。
不难发现,提高领导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贫穷落后,也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矛盾,严峻地考验着领导们。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要看他们的执政水平了。而真正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者,便是那些具有相当的执政智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执政水平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民风,也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说领导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这可不是空话。无论党派国籍,大凡有成就的政治家,无不把领导工作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然而,真正能够把领导工作上升到科学和艺术这个高度的人,确实不多。遗憾的是,现实中,有人总是把领导科学当成玩弄权术,施展伎俩,世故圆滑等不良习气混同起来,这是对领导科学的曲解和贬低,是庸俗政治学在权力场中的直观反映。这样一来,本来是崇高而美好的权力,就变成了龌龊不堪的东西。而当权力肆无忌惮时,权力就变成了灾难和罪恶。
现在有种现象很不正常。如果我说有的领导很优秀,人们就觉得可笑,似乎说只有说他们不好才更符合当官者的形象。这很可怕。党内的腐败毕竟还没到是官必贪的地步,总体上还是好的。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就会发现,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又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有失偏颇。礼尚往来一直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已深入骨髓。这个美德渗入官场,就不那么美了。凡是普通官员,几乎都会遇到请客送礼的事,不少卖官鬻爵者都是在这种往来中下马的。其实,我们的不少官员本质上是好的,他们并不想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可慢慢的,少数人就被这种最传统最温柔的方式搞垮了。在送礼者当中,有的纯粹就是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有的并没有这种动机,可是,恰恰就在友好往来中,送礼者用他们的纯朴和善良培育和催生着腐败的机体,这种后果与他们的最初动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这些思考,我把古长书写成了一个复杂的智慧型人物,他收受过礼金,但他能够如数退还;面对种种复杂矛盾,他能够沉着应对;特别是在他当市长后,在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上,他鼓足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臂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施政方略。在他身上,总是奔腾着一个智慧型领导的政治激情和改革勇气。
做一个好官,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首要条件。古长书就希望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好人,像花一样可爱。他的工作信念就是开拓创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执政为民,他的做人准则就是襟怀坦白。他为官清正廉洁,造福于民,他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他。可是,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官,光让老百姓喜欢还不行,你想当更大的官,还得让管你的官喜欢你。这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潜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场现实,谁都回避不了的。可光想做好人也不行,“老虎不发威,以为是病猫,”所以有时还得手下无情,拿出一个领导者的魅力和威风来。光想办好事也不行,更重要的要会办事。古长书就有很深的功夫,他能把小事做得可圈可点,把大事做得轰轰烈烈,把难事做得举重若轻,即使在清除腐败分子这类难办的事情上,他也能做得珠圆玉润。他懂得,要想获得赢得群众的广泛爱戴和尊重,就必须保持一个领导者的操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征服人心。在古长书的施政过程中,处处闪耀着别出心裁的智慧光芒。这便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我笔下的古长书,不是那种“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圣人,我认为这种人是很少的,而且我很质疑这种人的真实性,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能有别人吗?古长书只是凡人中的一个,他心里有他自己,有私欲,有毛病,但作为领导,他心里更多的是装着老百姓。他能在实现个人价值与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这部小说花了两年多时间,并且分成两个部分发表出来,全国有近二十家报刊杂志作了转载和连载,甚至还出现了一家报业集团的两家报纸同时决定连载的现象,另一家不得不放弃连载。通过这些转载,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从多家报社和杂志社传来消息称,有不少读者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见到这本书。读者的喜爱,增强了我的信心,也促使我加快了写作进度。经过反复修改,就定型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期盼着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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