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全金来将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交了集资款，然后和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匆匆忙忙地到乡政府去了。中午，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便挑着几十斤中药材桑皮出山到连山镇去卖。老人上午看着儿子把家里准备交农业税和提留上交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刘所长，还欠一百二十块钱。金来说等他回来之后把收下的黄豆全部卖掉再交那一百二十块钱。老人心想，今年的猪肯定是没杀的了。
  养的猪要卖掉交农业税，交提留上交款，自己把桑皮卖了，得几个钱，也可以少卖一些黄豆，过年才有黄豆做豆腐吃。不然，过年只怕就只有萝卜白菜吃了。全宝山已经七十岁了，六十年代三年苦日子的时候，由于饥饿，吃苦藤草吃多了，肠胃落下毛病，经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消消停停在家里休息过。他和他女人跟着儿子儿媳一块生活，一家五口，一个八岁的孙子。儿子儿媳两个主要劳动力，又十分的勤劳，要是在条件比较好的农村，日子肯定过得很富裕。可在苦藤河乡这地方，山多地少，交通又不便，一年累到头，也才弄个温饱。一家五口，两亩水田在半山坡上，是天水田，到了阳春三月，就盼着老天爷将乌云堆上天顶，就盼着扯闪打雷。扯闪了，打雷了，就全家出动，往半山坡上赶。赶到半山坡，雨也落地了。儿子全金来犁田耙地，儿媳邓红玉和两位老人一边用脚踩水田的坼口，一边用手捧稀泥做田坎关水。禾子插下去了，还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天爷赏脸了，十天半月下一阵雨。八月到了，天水田里还有谷子收。老天爷不赏脸，五月六月旱上二十天，八月连稻草都没收的了。三亩旱地也在半山坡上，插红薯不怕天旱，他们家也和别的人家一样，收下的稻子交公粮。遇到天干地燃，田里没收成了，就把养的猪卖掉，用钱抵交任务，自己家一年四季以红薯做主食。
  他们家的日子比别的人家好一些的原因，是他全宝山识得很多中药材，加上他又吃得苦，七十岁的老人了，仍然起早贪黑地爬上村子后面的大山里去挖中药材。春天剥桂皮，秋天挖桑皮，挖黄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少说也有三百天是在山上度过的。一年下来，要说收入也没有多少，除了交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给乡企业办，也不过一千多块钱。但和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家比，抵得人家养两头肉猪呀。苦藤河乡的人们对乡企业办收那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有意见，说是乡政府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丁安仁却说不是，他说你们的中药材是从哪里挖来的？只有大山肚里才有吧。
  山是谁的？国家的啊。国家的土地上长出的东西，能随便让你们挖，让你们采摘拿去卖钱？现如今租种人家的责任田还要交租谷哩，从国家的山里挖来的中药材卖了钱就不要交山价费了？何况乡政府收这个钱是存那里日后修苦藤河大桥用的。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叫加重农民负担呢？丁安仁是副县长，他说的话代表县政府，谁还敢说不交山价费？你不交也不行，顾家富他们开始只跟连山镇生资站打个招呼，凡是苦藤河乡的人去卖中药材，由他们代扣百分之三十的钱，乡企业办一个月去结一次账，给账的时候当然要请生资站的人吃一顿饭。后来发现去卖中药材的人给生资站的人一些好处，他们就不扣那百分之三十的钱了。顾家富就想了一个绝招，在苦藤河渡口修了一间小屋子，由匡兴义和宁占才在渡口轮流值班。谁要过河去卖中药材，先到那里去称秤算账开票，卖了钱再回来交钱。没有企业办的条，渡口不得渡他们过河。发现渡船老人渡了没有条的人过河去卖中药材，就扣渡船老人的工钱。匡兴义和宁占才都是懒、馋、贪、嫖、赌惯了的五毒俱全的家伙，哪肯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就让渡船的老人十分的为难。有几次，那些远远地从老崖村赶来卖中药材的人因为找不着匡兴义和宁占才，让他们过了河，他自己一个月的渡船工钱被扣得干干净净。好多次，苦藤河乡的人们趁着风雨交加的夜里，硬是把河边的小屋给砸了。
  这天下午，全宝山挑着桑皮来到渡口，小屋里没有人，老人等了一阵，便将桑皮挑上了渡船。渡船老人认得全宝山，问道：“你的条子呢？”
  全宝山抱怨说：“他们要收钱，小屋里就不能离开人，我等了老大一阵，连鬼都没看见。”
  渡船老人为难地说：“他们要是看见了，我这一个月的工钱又没有了。”
  “他们的心肝也太黑了，在山上挖点中药材卖，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一块钱抽三角，他们还不愿坐那里守着。我家里还欠乡政府一百二十块钱的集资款，李书记坐在家里等着要，不然我也不着急的。”
  一担中药材有五十多斤重，全宝山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将衣服也脱了，露出瘦骨嶙峋的身子。肋骨被汗水一淋，一根一根就显得更加突兀起来，老人喘了一阵气，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个世界的事也看得多了。日子真的难过了。”
  渡船老人说：“我们苦藤河乡和人家连山镇只一河之隔，收的费就大不一样。人家连山镇的人摆摊子一天只交一块钱的费，赚再多的钱政府也不要。我们苦藤河乡越是穷，收的费却越多，卖中药材收百分之三十，卖木材是四六分成。把木材从山上砍伐下来，再搬运出山，一个立方少说也要三十个劳动日，脚板皮走出了血泡，卖得三百来块钱，乡企业办抽去一百多块，农民也只得百多块，真的划不来呀。”
  “卖木材抽山价钱，卖中药材抽山价钱，这些东西是山里长出来的，要抽我们也没地方说理了。养鸡养鸭，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要收家禽家畜费，你说有道理没道理？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收担保费、平安费、管理费，他们管理什么了？这些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他们坐在乡政府能担保他们平安么？村里人吵架打架，他们也要收费，说是收什么调解费。县里来的那个副县长说是不收这些费，农村扯皮打架的事就没办法管了，收了费，就没人扯皮打架了。你说说，这个县太爷说的是不是人话？你老头子在这里渡船，渡船钱也要交企业办。如今过河费从一角涨到三角，你的工钱却一分不加。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全部收去让他们吃喝嫖赌，真的要遭天雷劈的啊。”
  渡船老人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几天乡政府又要下文下去，说是还要加收什么人丁费和婚嫁喜酒费哩。”
  两位老人说着话，渡船就慢慢地穿过激流，向对岸驶去。没料到船刚靠岸的时候，匡兴义却从连山镇渡口走下来。不知在哪里喝多了酒，马脸中间的大蒜鼻被酒精烧得像一只烂红的牛角辣，走路歪歪倒倒的样子。全宝山见他来了，一边挑着桑皮下了船，一边说：“匡会计，你去河那边了呀，我在开票房门前等了好久，也没看见你。我回来就交山价费。李书记住在我们村等着交集资款的。”
  匡兴义两只被酒精烧红的眼珠子就瞪圆了：“我要是没有碰上你呢，山价费不是就逃脱了？”
  全宝山争辩道：“我没有想不交山价费，是你们不在嘛。”
  “谁能证明你没有逃费的想法？你过去就逃过费。”匡兴义两手叉着腰，双脚跨开，一脸被酒精烧红的肉皮抽动着，“今天终于被老子抓住了呀。把桑皮挑回去，交了罚款再说。”过后，匡兴义指着渡船老人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偷偷渡他们过河，从中得了多少好处费，要从实招来。不然，两个月别指望给你发渡船工资。”
  全宝山说：“这点桑皮，总共才能卖多少钱，还要罚款呀。我这么一把年纪了，上山挖点中药材不容易。不是李书记催款催得急，我一定会在开票房等你的。”
  “少跟老子废话，”匡兴义伸手扯住全宝山的挑子，只一推，全宝山连着打了几个趔趄，连人带挑子一块摔倒在地上了。
  “你他妈的还跟老子发泼呀，蹲在地上就不起来了。”抬起脚，狠狠地朝桑皮担子踢过去，就将桑皮踢下河去了。
  全宝山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挑着五十多斤的担子走了七八里山路，早已累得不行了，半天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急得大喊：“我的桑皮流走了，我的桑皮流走了。”
  一旁的渡船老人连忙跳下河，才将桑皮拖上岸来。
  匡兴义跳上船，说：“全宝山，罚款五十，三天之内将罚款交到乡企业办去。三天之内不把罚款送去，罚款翻倍。过一天翻一次。”过后又对渡船老人说，“扣你两个月的工资。今后再发现你偷渡卖中药材的人，今年的渡船工资全部扣掉。”
  渡船老人说：“我的钱你要扣就扣吧，你看人家宝山老人多不容易呀。我说老伙计，把桑皮挑到生资站卖了，凑五十块钱交了罚款吧。也怪我，不渡你过河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么。”
  全宝山无可奈何地说：“桑皮打湿了，生资站哪肯收。要挑回去晒干了，才卖得掉。”全宝山这么说的时候，深深凹下去的眼坑里溢出了两滴浑浊的泪水，从苍老而黯黑的脸上慢慢地淌落下来。老人像一棵老树蔸公一样，在河边坐了老大一阵，一直到太阳渐渐西去，才吃力地挑着尽湿的桑皮一步一步往竹山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