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藤河这名的由来，是因为沿河岸边的山坡上长着一种藤草。这种藤草的生命力特强，不论是在贫瘠的山坡，还是在岩崖上，只要有一层薄薄的土，这藤草就能蓬蓬勃勃地生长开来，而且极耐干旱，即使是天干地燃，它仍然一副青枝绿叶的样子。只是，这藤草好看不好吃，格外的苦涩，猪牛羊都不吃它。人们便叫它苦藤草。于是，沿河岸边的山便叫苦藤山，这条河也便叫做苦藤河了。苦藤草吃起来虽然苦涩，却是苦藤河乡老百姓的救命草，每到五黄六月，没有饭吃的农民从山坡上采来苦藤草，煮熟，浸在凉水里漂上三天，漂去苦水，放上盐炒过，用来填肚子充饥。这些年，一些城里人说是吃鸡吃鸭吃多了会生病，讲究吃绿色食品。便有人说苦藤草吃了能降血压，能治心脏病，于是，一些城里人专门到苦藤河边的山坡上采苦藤草回去做菜吃。顾家富的连山酒家就有一道供城里人吃的干红辣椒清炒苦藤草的特色菜。但苦藤河乡的人们还是不吃苦藤草，他们说五黄六月吃苦藤草吃多了，流出来的汗水都是苦的，有什么好吃的啊。
  说实在的，苦藤河乡这座桥是要修了。苦藤河乡历任领导都有一句挂在口头上的话：苦藤河乡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就是苦藤河乡的交通太不方便了。一条并不大却十分湍急的河流，拦住了苦藤河乡的出路，使得苦藤河乡成了一个死角落。生产上不去，老百姓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的艰苦，到了五月六月，许多人家还要吃苦藤草充饥。苦藤河乡成了西山县乃至西岭市最贫穷最落后的乡镇了。今年刚刚过完春节，县委书记赵祥生就带着副县长丁安仁送李冬明来苦藤河乡工作，三个人从停在连山镇河码头的小车里钻出来，上了那条多年失修的木船。当木船一颠一颠从湍急的滩头向苦藤河对岸划去的时候，几次险些被浪头打翻了。吓得赵祥生竟忘了自己的身份，趴在脏兮兮的船板上，浑身直打哆嗦。上了岸来，他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一边说：“小李呀，你在苦藤河乡做一届书记，你得给我在苦藤河上修座桥。苦藤河上没座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怎么富得起来呀。”过后就扭过头去问丁安仁，“听说你在这里扶过贫？”
  丁安仁说：“五年前在这里待过两年。”
  “后来你的联系点一直在这里？”
  “去年就换了。在连山镇。”丁安仁的眼睛不敢和赵祥生的眼睛对视，“这个乡的基础太差，交通又不方便。小李，你来这里要准备吃几年苦，瘦几斤肉，甚至还有可能受很多的冤枉气。修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这里的群众虽是穷，却都是些不好管理的角色，弄不好他们就会告状的。”
  赵祥生说：“我请你丁副县长来，就是要请你对小李说说苦藤河乡的情况，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丁安仁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清楚，他们吃的是交通不便的亏。”苦藤河乡的对岸是连山镇。据老辈人说，过去连山镇只有几十户人家，也不叫连山镇，而是叫斗笠坳。说是那几十户人家都是靠织斗笠盘家养口，织了斗笠就挑到河这边的苦藤河乡来卖。只因为五十多年前一条省道从斗笠坳经过，斗笠坳的人户就渐渐多起来。特别是二十年前，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神奇般地从斗笠坳后面的山肚子钻出来，两条锃亮的铁轨擦着斗笠坳村向东南方向延伸过去。那些修铁路的人在斗笠坳不远的山坡上修了几间砖房，还在砖房前面不远处立了一块五尺高的水泥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连山站。于是，那些过往的火车从山肚里钻出来之后，都要在这里停两分钟，喘一口气，再又咣当咣当地钻进前面的大山肚里。这就使得斗笠坳的名气一下高了百倍。
  附近几个乡镇做生意的、跑世界的都往这里来了。有时，一些南来北往的男人女人，也在这里下车，伸头探脑地往乡下跑，说是在城里待腻了，到乡下来透透空气，看看乡下的山水风光。后来，听说苦藤草吃了能降血压，就有一些城里人专门为采苦藤草而来，使得斗笠坳更加热闹了。斗笠坳人这时就觉得他们祖祖辈辈叫惯了的斗笠坳这名实在太土气了，有些对外面人说不出口了，也不探究那些修铁路的人为什么要将斗笠坳旁边的火车站叫做连山站，就将斗笠坳镇也改叫连山镇了。这些年，河这边苦藤河乡的人们眼睁睁看着一幢幢砖房在河对岸那高低不平的坡岗上耸立起来，一节节烟囱长高了，又冒出了青烟。一条水泥大道还一直沿着苦藤河岸延伸开去，使得连山镇气派极了，热闹极了。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连山镇就成了方圆百里最繁华最富裕的集镇了。连山镇人也都高高兴兴地奔上了小康生活。然而，河这边的苦藤河乡却是光景依旧。低矮破旧的木屋，满是泥泞满是猪粪的村道。苦藤河乡的农民，依然是起早贪黑一身臭汗地土里刨食，依然只能糊呀粥的弄个半饱，五黄六月，还得用苦藤草填肚子充饥。其实，论资源条件，苦藤河乡要比连山镇强得多，苦藤河乡是林区，出产木材，出产楠竹。山里的中药材资源也十分丰富。苦藤河乡还有一座座的石灰石山。只因为一条河阻隔了苦藤河乡人的财路，使得苦藤河乡只能成为连山镇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眼巴巴看着人家连山镇人将苦藤河乡的木材买去，石灰石买去，黄豆买去，粮食买去，办加工厂，办企业，跑运输做生意，大把大把地赚钱。就连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挑了担小菜去河那边卖，由于过河耽误了时间，占不了蔬菜市场的黄金地盘，也只能贱价卖给连山镇人，让他们拿去蔬菜市场卖好价钱。
  丁安仁说他在苦藤河乡扶贫的时候，眼睁睁看着连山镇人拿着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农产品赚钱时，他心里硬是不服气，找到县农业银行的行长，拉关系贷了三十万的款，自己办木材加工厂，自己办石灰厂。只是，产品出来了，还得弄过河去才有销路。特别是烧成的石灰，首先要靠肩挑背驮运到河边，用船装过河，再靠肩挑背驮运到镇子上去。过苦藤河只有一条小船，春夏两季苦藤河老是涨水，河中奔流的是箭杆子水，弄不好就要翻船。冬天天气寒冷，又难得请到小工做这挑脚的苦活累活。秋天是好季节，河水不深不浅，但过河的人又特别的多，一个乡的征购粮就够渡船忙碌两个月了。
  如今市场经济，时间就是金钱，你这里耽误了半天时间，人家就会将你的生意抢走。到头来，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哪里有钱赚呀。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都只办了一年多就垮掉了，三十万贷款没有还，还欠下了村里很多的账。没有一座桥，孩子们上学也不方便。苦藤河乡只有一座乡办完小，孩子们到了十三四岁，就得过河去连山镇上初中，早一趟去，晚一趟回，河水涨得猛了，就只有缺课。去年五月，苦藤河涨端阳水，伍老倌十四岁的儿子怕缺课，硬是缠着渡船佬送他过河去上学，结果船在河中间被浪头打翻了，在下游二十里的地方才找到伍老倌儿子的尸体。
  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做梦都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可这桥就是修不起来。河这边只有一个乡，国家不可能拨专款给他们修桥，要修桥只有靠他们自己集资。苦藤河乡的历届领导都做过决定，要修桥。只是，将修桥的费用往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头上一摊，那决心就下不下来了。人均几百块钱，像苦藤河乡这么贫穷的乡怎么把钱弄得上来。何况如今上面一再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哪个领导敢冒着受处分撤职的风险从农民手中弄钱修桥。丁安仁说到这里就将话打住了。丁安仁在苦藤河乡扶贫的第一年将乡政府从大岩村搬到苦藤河边的半山坡上。第二年，他嚷着要给苦藤河乡修一座桥，书记县长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苦藤河乡拨了三十万，要苦藤河乡自己再筹集一部分资金，把桥修起来。
  那时顾家好刚做乡长不久，要顾家富从县桥梁工程公司请来一位桥梁工程师，在苦藤河乡住了一个月，将图纸拿了出来，资金也作了预算。那位桥梁工程师拿出的是两张图纸，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渡的便桥，五米宽，两百米长，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两头的辅助桥就地取材，用石头垒。造桥的一些副工，动员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用义务工的形式完成。大约需要两百万的资金。另外一套方案是根据苦藤河乡的丰富资源和日后发展的需要，修双车道水泥大桥，资金大约需要四百万。顾家好有些犹豫，不说修大桥，修一座小桥，连刚刚出生的小孩和八十岁的五保老人都算在内，人均得三百元。要收上来这么一笔钱谈何容易。逼急了，说不定上吊的喝农药的，什么人命案子都会发生。这时，他那个在乡企业办做主任的弟弟顾家富出主意说，要从农民身上弄那么多钱怎么可能，先从他们手中弄五十万，人均一百。连同县里的三十万一并放到乡企业办，我们拿去炒地皮。如今全国都在搞开发区，炒地皮赚钱。说不定一个晚上就赚得几十万。“这叫借鸡下蛋。你乡政府给我一只鸡婆，我顾家富就会给你生出一颗金蛋来。”
  他的这个主意首先得到了丁安仁的同意，他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了，也不在乎一年半载没得桥过。顾家好说：“我不要你一个夜头给我赚几十万，你三年之内给我还本八十万，再给我四十万的利润，我另外想几十万的办法，凑起一百五十万，请工程师将图纸再改窄一些，改简单一些。一个乡几千人过桥，不用修得那么讲究。”
  顾家富连声说没问题，到时候乡政府只清点票子就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和如今的李冬明一样，也是从县委办下来的，比李冬明还年轻，比李冬明还急着想回城里去。百样事都靠着这位土生土长的顾乡长。顾家好说：“一下给农民减少几百元的集资，迟三年修桥也值得。”
  顾家富用那八十万块钱在连山镇西头的荒山坡上圈了十二亩荒地。按当时顾家富的说法，一位广州的老板看上了那块坡地，说是要在那里修吊脚楼做度假村，让那些城里人过年过节带着女人来度假，到时候广州老板没有三百万休想从他手中得到那块荒坡地。然而，几年过去，并没有什么广州老板来买那块荒坡地修吊脚楼做度假村。从苦藤河乡老百姓手中集资来的汗水钱也没有生出什么金蛋来。人们背地里说，那块荒坡地只能做坟场埋死人，谁也不会和他顾家富去炒。那块荒坡地至今还摆在那里长芭茅草，让蛇和老鼠栖息。顾家富自己的家却变了样，将茅山冲的房子卖掉，在连山镇离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带修了一幢三层楼的砖房。
  三楼自家住，一楼开餐馆，二楼开旅馆。请了几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做服务员，白天扫地擦桌子端茶送水，晚上陪客人睡觉。来酒家住宿的客人多，生意就特别红火。据说顾家富的存款已经上了百万。他的兄长顾家好和企业办的匡兴义宁占才三人也将房子搬到河那边去了。修的房子虽不及顾家富的好，毕竟老婆孩子都离开了穷困落后交通又极不方便的苦藤河乡，孩子读书也不用担心会掉在苦藤河淹死了。这就使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意见格外的大了，骂顾家兄弟心肝太歹毒，拿着大家的血汗钱为自己谋取好处。
  乡纪检委员何奔认为这中间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多次向县纪委反映情况。大岩村的村支书莫胡子，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当阳坡村的村支书刘来春几个人，还联合一些村民联名向县里向市里甚至向省里写信告顾家兄弟的状，要求退还他们的集资款。做了副县长的丁安仁就从县农业局弄来几个人，像模像样地下来查了几天账。但顾家富拿得出凭证，老百姓的集资款的确全都抛在连山镇那片长着芭茅草的乱坟岗子上了。要说有错，也只是属于决策上的错误。如今这种花钱交学费买个教训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实在不足为奇了。人家几千万，甚至多少个亿抛出去买田买地买山买水，开发这开发那，到头来连水泡泡都不起一个，苦藤河乡丢八十万算什么嘛。对于顾家兄弟自己买地皮建房子做生意买卖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说起来还是好事情啊，也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连山镇又有优惠政策，谁拿得出钱，谁都可以在连山镇买地皮修房子，做生意赚大钱发大财。哪个眼红都没有办法。丁安仁派下来清账的工作组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住了半个月，走的时候去苦藤河乡召开了个村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将调查结果说给大家听，气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胸口堵血，说你乡政府今后再叫集资我们要交了就都是条死狗卵，就都不是人娘养的了。
  第二天，村支书会议如期召开。九个村支书一个不缺地来了，乡政府的干部职工也都到得特别齐，没有一个请假。李冬明将县里拨款一百万支持修苦藤河大桥的事说给大家听，还传达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过后就将乡党委的决定向各村支部书记作了传达，他说：“乡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十月一日动工在苦藤河修建水泥大桥。为了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为了让我们乡尽快脱贫致富，人民群众都能像连山镇的老百姓一样过上好日子，我们要修双车道大桥，跑大货车。只是，资金还有相当大的缺口，除了县里给我们的一百万，还要从我们老百姓自己手中集资三百万。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困难，乡政府决定人均的五百元集资款分两次交，第一次人均交三百，九月十号以前交清。第二次交两百，明年五月底之前交清。各村的支部书记散会回去之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耐心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想办法筹集资金，踊跃交建桥集资款，确保十月一日建桥工程队动工拦河下基脚。”过后，李冬明说乡政府决定成立大桥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长，顾乡长任副指挥长。乡党委其他成员都是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他没有说让顾家富做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
  李冬明来苦藤河乡工作半年多时间，已经听到了很多有关顾家富拿着老百姓的集资款，炒地皮借鸡下蛋为自己谋取好处的议论。在今天这个集资修桥的动员大会上，当着各村支书的面宣布他顾家富做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是万万不行的，那无疑是给自己收集资款设置阻力和障碍。不过，他也不会在意群众的意见和议论的。这是县里已经了结过的事情，还是丁副县长亲自让人处理的，再议论他也不能当一回事。况且，顾家富是顾家好的亲弟弟，你这里当回事了，顾家好就会有意见，日后处处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的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了。没有政绩，回县里去也就会遥遥无期了。他李冬明为什么要做这种两边都不讨好的事情。没有料到李冬明的话一说完，顾家富就慷慨陈词地说了许多修大桥能够让大家尽快富起来的话。过后就当着九个村支书的面，将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的红包双手十分郑重地交给李冬明，表示对修大桥的支持。顾家富这一捐，使得乡干部们都有些拉不下面子，也只有掏口袋。顾家好大声表态捐两千。李冬明就表态捐三千元，他动情地说：“为了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过河再不挤那船底到处冒水的破船，为了像伍老倌家那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早日富裕起来，我李冬明甘愿吃三年方便面。”
  九个面无表情的村支书坐在下面，看着顾家富走上主席台，将那个两万元的红包交给李冬明，李冬明和他一块将红包高高举起，他学着电视里那些款爷捐款的模样，将脑壳高高地仰着，居高临下地矜持一笑。九双瞪得滚圆的眼珠子就开始灌血。
  李冬明善解人意地说：“我们做干部的拿的是国家的钱，捐点出来应该。我们是公仆啊。公仆就应该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顾主任捐钱也应该，他是我们苦藤河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应该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富起来贡献力量。我不要你们村支书捐钱，你们的补贴一个月才五十块，一年也只有六百，奉献已经够可以的了。你们几个村支书的家里我都去过，都是困难户。特别是茅山冲村张有财支书家，老婆长年生病，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别说有吃有穿，连给老婆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了。我怎么忍心让你们也捐钱呀。对你们，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你们自己要带头交集资款。要给你们村里的群众做个榜样出来，让他们知道这次乡政府集资修桥的决心。二是你们要给我签字画押，争取半个月之内将自己村里第一次集资的款子全部收上来。今天是八月二十二号，离大桥动工还有三十八天。我们拿着钱还要采购钢筋水泥，做开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资金不到位，十月一号开工就是一句空话。你们记着日子，再过五天我就会带着人下来要款子的。”
  九个村支书虽是有一肚子的娘要骂，还是在李冬明的督促下上台签了字，画了押。
  吃过晚饭，九个村支书便各自往自己村里赶。竹山垭村村支书全安和大岩村村支书莫胡子一出乡政府的大门就骂开了。骂顾家富那狗杂种的手段真够可以，捐两万块钱就哄得李冬明眉开眼笑了。其实他哪晓得顾家富是个吃私生子不吐骨头的家伙，他今天当着你李冬明捐两万，还不知道日后他要从修桥的款子中间再捞多少钱回来。全安说：“这些年顾家富的企业办从我们身上收木材款，收中药材管理费，还收了许多这样费那样费。过河费也从过去的每次一角涨到每次三角。都说是为修桥做准备。他们怎么不把这些钱都算进去。刘所长粗粗地估算过，这样费那样费加在一起，他们每年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十多万。这么多年了，少说也有几十万吧。说不定他们早就把这些钱吃完了，赌完了，嫖完了。”
  两人骂了一阵娘，莫胡子问全安，回去怎么开口对大家说集资款的事，全安就又发起火来了：“在苦藤河上修桥本来是件好事，乡政府的头头要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带着大家修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就是捆着肚子吃稀饭，喝盐水汤，交集资款也不会有怨言，大家盼望修桥已不是三年五年了。问题是我们把人家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弄上来之后，会不会又让顾家富那杂种弄去借鸡给自己下蛋，到头来桥没有修成，钱又落进他们几个人的口袋了。”全安已五十出头，当了二十多年的基层干部。他和莫胡子一样，工作负责，为人正直，敢替老百姓说话，在苦藤河乡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多年来，他们俩一直是县人大代表，只因为顾家富炒地皮的事，他和莫胡子一块跟顾乡长拍过几回桌子，后来两人又和苦藤河乡的部分群众联名告了顾家兄弟，顾家好就将他们两人的县人大代表也给弄掉了。顾家好还想将他们的村支书也换掉，无奈两个村的党员坚决不同意，顾家好只得作罢。
  莫胡子说：“这就有些难说了，听何奔说顾乡长已经提出要顾家富负责修大桥的后勤工作，是他坚决反对才暂时没有定下来。真要这样，实际上顾家富就又成了修大桥的内当家了。钱在他那里，他从中怎么弄钱李书记管得着么？大家要是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汗水钱又准备让他顾家富管，哪个愿意把钱拿出来？上次弄集资款，我对那些没钱交的人家说了几句硬话，至今他们还在记恨我，动不动就要我去乡政府把集资款取回来。”
  全安说：“老百姓要是冷了心，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我看干脆不传达算了，让李书记自己下来收，他也该听听群众的意见才行。来苦藤河乡半年多了，心还在城里，只想着赶快调回城里去，一点都没把苦藤河乡的事情放在心上。”
  莫胡子不做声，像在想什么心思。全安也就不做声了。他知道莫胡子一定会有什么打算的。莫胡子比全安小几岁，也是四十几岁的年纪了，他的文化不高，但他这人除了正直，除了敢说真话，还比较有心计，遇事爱动动脑子。九个村的支书们在一些问题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往往看他的脸色，听他一锤子定音。沉默了一阵，莫胡子说：“我看这样吧，你要愿意传达，就回去传达一下。不愿意传达的话，就不传达算了。我们真要很快就把集资款弄到手了，他李书记还以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容易得到手，用起来也就不知道心疼了。我的想法，又要把集资款弄到手，又要让李书记多费些心思，多为为难。最好还要让他知道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恨透了顾家兄弟，坚决不能让顾家富做修大桥的后勤工作。”莫胡子顿了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四年前顾家富用大家的集资款借鸡下蛋买下那块荒地的事情，只要有机会了，我们还得继续告，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放手。不能说他们兄弟俩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吞了就吞了。”
  全安说：“这样也行，你唱红脸，我唱黑脸，我们联合起来在李书记面前唱一出戏，目的是坚决不能让顾家兄弟的如意算盘得逞。李书记不是急着要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他好拍屁股回城里去么？我们要让他走得不是很顺利。”
  莫胡子说：“昨天晚上何纪委到了我家里，他把县纪委的一些想法和难处都对我说了，他说他也在暗暗地使劲。只要有决心，就不怕扳不倒他顾家兄弟。不过他一再地交待我们，如今大气候如此，一定要注意策略才行。我想他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全安说：“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把顾家兄弟弄倒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