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者:向本贵 更新:2021-10-31 21:56
好不容易又盼到了星期六。苦藤河乡党委书记李冬明这天起来得特别的早,早饭也没吃就准备到河那边连山镇坐火车回县里去。其实乡政府并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概念,只有农忙和农闲。在农村工作的乡镇干部都知道,农村一年有三个忙碌的季节,一是春耕生产,二是秋收秋种,三是秋收秋种之后的征购入库,农业税和各种提留上交,以及天下第一大难事计划生育工作。这个时候别说星期六星期天不能休息,有时还得连夜赶到村里去调解各种矛盾,处理各种问题,黑下脸来催粮催款,连吓带哄地将计划生育对象弄到医院去割一刀或是上一个铁圈圈。到了冬天,事情就少了许多,乡干部们聚在办公室打麻将乱扯淡,也没人说你工作不积极。
只是,李冬明今年二月初来苦藤河乡做书记,已经半年多了,还像在县委机关上班一样,加上他老婆孩子都在县城,到了星期六,即便是村里有人扯皮打架动刀子打破脑壳他也不会去管,一定要回城里去和老婆孩子过星期天。他的心原本就没有真正到苦藤河乡来。县委赵书记那次送他下来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县里给他一些钱,只要他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他就接他回县里去。他已经下来半年多了,县里的钱还没有着落,他真急呀,桥没有修好,他还真不好意思向赵书记提出要回县里去的要求。就是赵书记同意将他调回去,没有政绩,那个县委办主任的位子只怕也难让他坐了。这次回去,他一定要问问赵书记,修大桥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拨下来。这时,办公室秘书严卉叫他接电话,说是常县长的电话。李冬明拿起话筒,常方思县长就在那边大声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给苦藤河乡一百万修建苦藤河水泥大桥。小李呀,你是从县委大院下去的,对我们西山县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西山县是穷县,给你一百万,我们全县的干部职工就要少发一个月的排骨工资。知道么,去年我们县只发了裸体工资,六十元的下乡补贴、一百五十元的活动补贴都不发了。今年连裸体工资都发不出,只能从裸体工资上再刮去一些皮肉,发裸体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人们背地里叫它排骨工资。就连这排骨工资也是上月接不着下月。为了迎接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部署,也为了让苦藤河乡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不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我是咬着牙给你这一百万的。当然,一百万肯定不够,大桥要修得像个样子,上面要跑得货车。你们还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中筹集一些资金才行。”常方思突然加重语气道,“李冬明我对你说,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好,办漂亮,不然的话赵书记有意让你回来,我也是要投反对票的。”
李冬明刚将话筒放下,常务副县长丁安仁又打来电话,也是说修桥的事。丁安仁五年前还是县农业局长的时候,曾经在苦藤河乡扶过两年贫。做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之后,还将联系点放在苦藤河乡,去年做常务副县长,进了常委,才将联系点换到苦藤河乡对面的连山镇。连山镇和苦藤河乡一河之隔,他还可以关照苦藤河乡。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对苦藤河乡是有感情的。他说这一百万是他积极争取的结果。不然,常县长和赵书记不会在全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顶住那么大的压力,给一个乡一百万修桥。丁安仁在电话里以一个长辈的口气说:“苦藤河上没有一座桥,把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隔在贫穷落后的困境之中,是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一块心病。苦藤河乡的群众盼望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真的是望眼欲穿。我在那里扶贫的时候,就想给他们修桥的,那时条件不允许。今天,这个政绩终于让你李冬明拿到了。只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十分的贫穷,全乡一千六百八十一户,有一千四百三十余户还没有脱贫,只有一百多户解决了温饱。奔小康的户在那里是凤毛麟角。你千万不要好大喜功,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他们就没法活下去了。那样是会出问题的。出了问题你李冬明的前途也就彻底完蛋了。就拿这一百万,给他们修一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渡问题,他们就对你感激不尽了。你把桥修好,我就想办法把你弄上来。老婆孩子都在城里,一个人在下面不方便。再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快到趟了,还得你们来接班啊。我已经在赵祥生面前说过几次了,你不错,是一棵好苗子。”
放下电话,李冬明开始心情还十分激动,过后,他就有些不知所措了,两位县长,两种不同的指示,他该听谁的?他拿起话筒,将电话打到县委赵祥生书记那里。赵祥生书记在那边说:“小李呀,我正准备找你。”
李冬明问:“是不是修桥的事?”
“你小子真精明。给你一年时间,能不能将大桥修好?”赵祥生书记在那边大声问道。
李冬明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请示你,大桥修多大的规模。”“常县长没对你说?”
李冬明只在电话中嗯了一声,他不想将两位县长的意见说给赵书记听,他现在需要的是赵书记的意见,赵书记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如今,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已经启动,我们西岭市乃至我们西部几个省市都动起来了,很多的基础工程已经动工,需要大量的水泥、石灰、木材等建筑材料。苦藤河乡有取之不尽的石灰石、木材、楠竹、中药材。石灰石可以办水泥厂,可以烧石灰,可以办卵石场。木材、楠竹、中药材都能卖钱。与苦藤河乡一河之隔的连山镇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刚刚动工修建的宁贵高速公路也将从连山镇经过,多好的条件呀。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住在金山上没饭吃,没钱用。你得想办法自己再弄一部分资金,将大桥修宽一些,修牢固一些,上面要跑载重货车,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创造条件。要让苦藤河乡变成甜藤河乡,变成幸福河乡。那时,我就光光彩彩地接你回县里来。”
李冬明放下电话,坐那里老大阵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百万不是丁副县长争取来的,也不是常县长主动给的,而是赵书记的意见。今年元月,西山县调整乡镇一级领导班子,三个月前才从西岭市调来西山县做县委书记的赵祥生找李冬明谈话,让他到苦藤河乡去做党委书记。他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做副主任,按说下去做乡党委书记是极为正常的事,级别从副科上半个台阶到正科。赵书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说他年纪轻轻,却很有头脑,很有见地,又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让他在贫困乡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他另有任用。赵书记没有把另有任用的话说明白,但他知道另有任用的意思是什么。赵书记下来的三个月里,他曾经给他写过两个报告和一篇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论文。论文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之后,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好评。两个报告一个是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上做的,一个是在全县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会上做的。反响很大,干部们背地里议论说赵书记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水平的领导。赵祥生心里当然高兴,他曾经在一次宴会上流露过,说县委办公室主任快到趟了,到时候就让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上。李冬明心里清楚,这个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是自己无疑。可是,县政府那边却遇到了阻力,丁副县长坚决反对他去苦藤河乡任职。说他的资历太浅,又没有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将那么一个贫困乡交给他,肯定不行。还是赵书记力排众议,他才得到来苦藤河乡任职的机会。李冬明也不回县里去了,要严卉给各村下通知:“今天下午报到,明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时间一天,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缺席。”李冬明顿了顿,又说,“今天上午召开乡党委会议,对每个党委委员都说一声。”
严卉那细细的腰身做作地扭了扭,一双白多黑少的大眼睛瞅了瞅李冬明,说:“我去问问顾乡长。”
李冬明心里忽地冒起一股怒火,他真想骂她一句脏话,可他还是忍住了。这个时候他不想和这样的女人计较,冷冷地说:“快把通知下下去,这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思。我这就去跟顾乡长通通气。”说着,李冬明来到餐厅,对正在吃早饭的顾家好乡长说:“老顾,今天上午党委委员开个会,研究一下修桥的事。县里已经做了决定,答应给我们一百万。”
顾家好勾着头只管吃他的饭,待他把饭吃完之后才抬起头来淡淡地说:“县里指示,国庆节前要完成秋收秋种工作。任务很重,是不是忙完了这段时间,再坐下来开个会,专门研究修桥的事。虽说县里答应给一百万,可这一百万还只是一句话,并没有到手。县里穷得发排骨工资都还往后拖了两个月。这一百万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划到乡财政账上来。”
顾家好今年五十三岁了,是苦藤河乡茅山冲村人。他的经历很有一些传奇色彩。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那时学工学农学军,连上小学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认真读书。只是,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他的家庭是三代贫农,父亲在他刚生下来的那年给地主放木排时,淹死在苦藤河,连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家真算得上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了。
他二十岁那年,西山县办了个农业大学,他这个在生产队做了多年农活的青年农民被推荐为苦藤河公社惟一一名上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但这个农业大学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是下田间劳动。农业大学办了一段时间就解散了,他便回到了苦藤河公社。在公社农技站做农技员。那时他年轻,吃得苦,又肯学习农业技术,公社领导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两年之后他就做了农技站站长。在农技站干了二十多年之后,他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吃苦精神,得到了苦藤河乡人民的信任,在乡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副乡长。
只是,做了副乡长之后,他就渐渐地开始变了。他说他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也该松口气了。三年之后他又被选为苦藤河乡的乡长。这时,他在乡政府说的话比书记的话还管用。加上有丁安仁在后面撑腰,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都这个样,我不这样,人家会说我这人太无能,太迂腐。何况,县里下来的干部天天和我在一块,我不这样,他们就不好那样了。于是,他也敢进包厢搂着嘴巴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把自己嘴里的酒水嘴对嘴地往三陪小姐嘴里喂。他也敢搞女人。开始是和乡妇女主任郑秋菊搞。第一次搞郑秋菊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后来他就不怕了。人家丁安仁搞十几岁的姑娘都不怕,自己搞一个半老徐娘怕什么。
和郑秋菊搞了一年多,他就有些不满足了,他觉得睡郑秋菊虽然比睡自己那个粗皮黑糙的农村婆娘感觉要好得多,但郑秋菊年纪毕竟大了,人也不漂亮。于是,他就打上了被丁安仁弄到乡政府做服务员的严卉的主意。严卉还不到二十岁,人又长得漂亮。和她睡觉肯定比和郑秋菊睡觉更有滋味,更刺激。他知道严卉和丁安仁有一脚,但他要和她睡觉她是不敢拒绝的,在苦藤河乡还是他说了算。于是,在丁安仁回县城的时候,他就摸进了严卉的房里。严卉果然没有拒绝他,她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他招聘她为乡政府办公室秘书。他答应了。于是,在丁安仁不在乡政府的时候,严卉就成了他的人。通过这件事,他也就掂量出了权力的伟大和万能。于是,他利用它将亲弟弟顾家富从茅山冲村弄到乡企业办做了副主任。不久,又将顾家富由乡企业办副主任变成了主任,还让他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再后来,又利用它在河那边的连山镇修了房子,让老婆孩子都搬到连山镇去了。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些顾忌,慢慢地,就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前面几届书记都是过田的水,在苦藤河乡待了一年两年就想着法子回城里去了,对苦藤河乡的事情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他顾家好怎么说怎么好。加上自己的身后还有一棵大树靠着,老百姓有意见也没有用。有状告不响,有理没有地方说。在苦藤河乡,他就是理。这几年,莫胡子、全安、何奔几个人不是经常在背后告他的状么,结果怎么样?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被他稍稍做做手脚就给弄丢了。何奔还被弄到老崖村蹲了两年点,要不是李冬明下来做书记之后坚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弄回来,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他常常想,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个官当。当官真的好呀。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好回县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进常委。他不急,他就会主动来找他,那时他就可以向他提条件了。
李冬明心里一愣,昨天晚上县常委会决定的事情,他顾家好比我还先知道呀?他说:“赵书记给我们一年时间,明年国庆节大桥要修好通车,往后拖不得。我已经要小严发通知下去了,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研究修桥的事。”
“既然这样,那就开吧。”顾家好用巴掌抹了一把满脸的油汗,冷冷地说。脑壳里面却在使劲地打圈圈,你李冬明急着要修大桥出政绩,老子得想个办法把修大桥的大权抓在自己手中才行,百多万的工程,可是块流油的肥肉。
李冬明将几个乡党委委员叫到会议室坐了一阵,顾家好才懒洋洋地走进来。李冬明说:“开会吧,我先讲。我讲了顾乡长再讲。刚才我连着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赵书记的,一个是常县长的,一个是丁副县长的。说的是同一件事,县里已经做出决定,给我们一百万,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水泥大桥。修桥的好处我就不说了,今天县里终于咬着牙勒紧裤带给我们一百万,我们自己也得咬着牙,勒紧裤带再筹集一些钱,这座水泥大桥才修得起来。这是一件事。再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工修大桥,今天要定下来。我的意思是不能拖,时间越早越好。赵书记的态度很明确,给我们一年时间,一定要把大桥修好。”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几个党委成员就议论开了,说真没有想到县里这次会给一百万,上次才给三十万。都抱怨说我们在苦藤河乡工作真窝囊,因为一个穷字,走哪里头都抬不起来,县里拨了钱,那就修吧。李冬明问:“再从老百姓那里集资多少钱?”
说到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大家就像吃了封喉药,一下都闭住嘴成哑巴了,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瞅着顾家好。顾家好有些没好气地说:“我看集资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苦藤河乡不是别的乡,农民饭都吃不饱,从他们身上怎么弄得到钱。县里给一百万,我们全都用在修桥上面,能修多大的桥就修多大的桥。县里知道苦藤河乡的情况,不会责怪我们将桥修小了,修窄了,上面跑不得大货车。老百姓只要有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也就满足了,谢天谢地了。要是把场面铺得过大,一百万用完了,集资款又收不上来,怎么收场嘛。”
李冬明没有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见说给大家听。从顾乡长的话中,他知道丁副县长已经将自己的意见对他说了。于是,李冬明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件关系到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能不能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事,我们不能草草地就决定下来。”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和副乡长吴生平就都抢着发了言,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致反对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说顾乡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多大的裆,就缝多大的裤,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只图个人的政绩,误了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大事。只有乡纪检委员何奔同意李冬明的意见,他说:“‘三个代表’中有一条,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就算交了差,了了事。从小处说,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着想,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从大处看,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又觉得不行了,明天又花钱修大桥,那样浪费就大了。现在让大家咬咬牙,集一部分资上来,将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是很正确的主张。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冬明说:“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是作双车道设计的,全长二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修桥的地点也选好了,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我们是不是按那张图纸办,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
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
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他继续说:“从农民身上集一部分资,不是我的意见,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上面要能跑大货车。”
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是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我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李书记是县里派下来的,底气足,后面又有赵书记撑腰,遇到困难,赵书记当然会出面解决。我顾家好在苦藤河乡土生土长,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背地里骂我没有能耐,给乡亲们办不了什么好事。如今好了,做出政绩了,你李冬明可以上台阶。天塌下来了有你李书记顶着,我们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也懒得操这份心了。”顾家好将眼睛对着郑秋菊和吴平生看了看,又说,“既然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许多的事情今天都得定下来。修大桥的工作一启动,就要动劳力,动资金。没有一个领导班子不行。”顾家好顿了顿,“我的想法,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还是由李书记亲自担任,我和郑副书记吴副乡长给李书记打打边鼓就是。主要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具体办事的。也就是具体分管后勤那一块。这个人很重要,要有和外面交往的能力,要懂账目,会写会算,还要吃得苦,肯干事。你们看谁挑这副担子合适?”
顾家好这么说过,就将眼睛对着大家看过去,大家都不做声,有的还将头扭向一边。只有郑秋菊迎住他的目光说:“我看这副担子还是让顾主任挑合适,我们四年前就曾准备修大桥的,也是定的他分管后勤工作。刚才李书记说的那个大桥的图纸,就是顾主任弄的。他和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一直有联系。如今的事情不好办,不靠熟人,不靠朋友,不靠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郑秋菊的话音未落,吴生平也接着表态说他也同意让顾家富分管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我看除了顾主任,我们苦藤河乡再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不同意。”吴生平话没说完,何奔就大声地表示反对。
“你有意见可以说嘛,怎么那么个态度?”吴生平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说。
“我不晓得说话还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再说一次,我不同意。”何奔大声道。
李冬明见状,打断他们的话道:“这个事放到下一步再研究,先将村支书会议开了,把集资款的事情落实下来。我们乡是穷乡,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确不容易,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才行。我们一定要有碰钉子、遇麻烦甚至挨骂的思想准备。这样吧,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的会议十分重要,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参加。企业办、农技站、农电站、文化站、国土站和乡政府所有代管的工作人员也都要参加。这是我们苦藤河乡的大事,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动起来。从今年的国庆节到明年的国庆节,这一年的时间里,苦藤河乡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苦藤河水泥大桥。”
只是,李冬明今年二月初来苦藤河乡做书记,已经半年多了,还像在县委机关上班一样,加上他老婆孩子都在县城,到了星期六,即便是村里有人扯皮打架动刀子打破脑壳他也不会去管,一定要回城里去和老婆孩子过星期天。他的心原本就没有真正到苦藤河乡来。县委赵书记那次送他下来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县里给他一些钱,只要他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他就接他回县里去。他已经下来半年多了,县里的钱还没有着落,他真急呀,桥没有修好,他还真不好意思向赵书记提出要回县里去的要求。就是赵书记同意将他调回去,没有政绩,那个县委办主任的位子只怕也难让他坐了。这次回去,他一定要问问赵书记,修大桥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拨下来。这时,办公室秘书严卉叫他接电话,说是常县长的电话。李冬明拿起话筒,常方思县长就在那边大声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给苦藤河乡一百万修建苦藤河水泥大桥。小李呀,你是从县委大院下去的,对我们西山县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西山县是穷县,给你一百万,我们全县的干部职工就要少发一个月的排骨工资。知道么,去年我们县只发了裸体工资,六十元的下乡补贴、一百五十元的活动补贴都不发了。今年连裸体工资都发不出,只能从裸体工资上再刮去一些皮肉,发裸体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人们背地里叫它排骨工资。就连这排骨工资也是上月接不着下月。为了迎接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部署,也为了让苦藤河乡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不拖我们西山县的后腿,我是咬着牙给你这一百万的。当然,一百万肯定不够,大桥要修得像个样子,上面要跑得货车。你们还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中筹集一些资金才行。”常方思突然加重语气道,“李冬明我对你说,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好,办漂亮,不然的话赵书记有意让你回来,我也是要投反对票的。”
李冬明刚将话筒放下,常务副县长丁安仁又打来电话,也是说修桥的事。丁安仁五年前还是县农业局长的时候,曾经在苦藤河乡扶过两年贫。做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之后,还将联系点放在苦藤河乡,去年做常务副县长,进了常委,才将联系点换到苦藤河乡对面的连山镇。连山镇和苦藤河乡一河之隔,他还可以关照苦藤河乡。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对苦藤河乡是有感情的。他说这一百万是他积极争取的结果。不然,常县长和赵书记不会在全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顶住那么大的压力,给一个乡一百万修桥。丁安仁在电话里以一个长辈的口气说:“苦藤河上没有一座桥,把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隔在贫穷落后的困境之中,是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一块心病。苦藤河乡的群众盼望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桥,真的是望眼欲穿。我在那里扶贫的时候,就想给他们修桥的,那时条件不允许。今天,这个政绩终于让你李冬明拿到了。只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十分的贫穷,全乡一千六百八十一户,有一千四百三十余户还没有脱贫,只有一百多户解决了温饱。奔小康的户在那里是凤毛麟角。你千万不要好大喜功,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他们就没法活下去了。那样是会出问题的。出了问题你李冬明的前途也就彻底完蛋了。就拿这一百万,给他们修一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渡问题,他们就对你感激不尽了。你把桥修好,我就想办法把你弄上来。老婆孩子都在城里,一个人在下面不方便。再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快到趟了,还得你们来接班啊。我已经在赵祥生面前说过几次了,你不错,是一棵好苗子。”
放下电话,李冬明开始心情还十分激动,过后,他就有些不知所措了,两位县长,两种不同的指示,他该听谁的?他拿起话筒,将电话打到县委赵祥生书记那里。赵祥生书记在那边说:“小李呀,我正准备找你。”
李冬明问:“是不是修桥的事?”
“你小子真精明。给你一年时间,能不能将大桥修好?”赵祥生书记在那边大声问道。
李冬明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请示你,大桥修多大的规模。”“常县长没对你说?”
李冬明只在电话中嗯了一声,他不想将两位县长的意见说给赵书记听,他现在需要的是赵书记的意见,赵书记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如今,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已经启动,我们西岭市乃至我们西部几个省市都动起来了,很多的基础工程已经动工,需要大量的水泥、石灰、木材等建筑材料。苦藤河乡有取之不尽的石灰石、木材、楠竹、中药材。石灰石可以办水泥厂,可以烧石灰,可以办卵石场。木材、楠竹、中药材都能卖钱。与苦藤河乡一河之隔的连山镇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刚刚动工修建的宁贵高速公路也将从连山镇经过,多好的条件呀。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住在金山上没饭吃,没钱用。你得想办法自己再弄一部分资金,将大桥修宽一些,修牢固一些,上面要跑载重货车,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创造条件。要让苦藤河乡变成甜藤河乡,变成幸福河乡。那时,我就光光彩彩地接你回县里来。”
李冬明放下电话,坐那里老大阵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一百万不是丁副县长争取来的,也不是常县长主动给的,而是赵书记的意见。今年元月,西山县调整乡镇一级领导班子,三个月前才从西岭市调来西山县做县委书记的赵祥生找李冬明谈话,让他到苦藤河乡去做党委书记。他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做副主任,按说下去做乡党委书记是极为正常的事,级别从副科上半个台阶到正科。赵书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说他年纪轻轻,却很有头脑,很有见地,又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让他在贫困乡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他另有任用。赵书记没有把另有任用的话说明白,但他知道另有任用的意思是什么。赵书记下来的三个月里,他曾经给他写过两个报告和一篇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论文。论文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之后,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好评。两个报告一个是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上做的,一个是在全县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大会上做的。反响很大,干部们背地里议论说赵书记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水平的领导。赵祥生心里当然高兴,他曾经在一次宴会上流露过,说县委办公室主任快到趟了,到时候就让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上。李冬明心里清楚,这个能写的又年轻的笔杆子是自己无疑。可是,县政府那边却遇到了阻力,丁副县长坚决反对他去苦藤河乡任职。说他的资历太浅,又没有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将那么一个贫困乡交给他,肯定不行。还是赵书记力排众议,他才得到来苦藤河乡任职的机会。李冬明也不回县里去了,要严卉给各村下通知:“今天下午报到,明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时间一天,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缺席。”李冬明顿了顿,又说,“今天上午召开乡党委会议,对每个党委委员都说一声。”
严卉那细细的腰身做作地扭了扭,一双白多黑少的大眼睛瞅了瞅李冬明,说:“我去问问顾乡长。”
李冬明心里忽地冒起一股怒火,他真想骂她一句脏话,可他还是忍住了。这个时候他不想和这样的女人计较,冷冷地说:“快把通知下下去,这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思。我这就去跟顾乡长通通气。”说着,李冬明来到餐厅,对正在吃早饭的顾家好乡长说:“老顾,今天上午党委委员开个会,研究一下修桥的事。县里已经做了决定,答应给我们一百万。”
顾家好勾着头只管吃他的饭,待他把饭吃完之后才抬起头来淡淡地说:“县里指示,国庆节前要完成秋收秋种工作。任务很重,是不是忙完了这段时间,再坐下来开个会,专门研究修桥的事。虽说县里答应给一百万,可这一百万还只是一句话,并没有到手。县里穷得发排骨工资都还往后拖了两个月。这一百万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划到乡财政账上来。”
顾家好今年五十三岁了,是苦藤河乡茅山冲村人。他的经历很有一些传奇色彩。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那时学工学农学军,连上小学的那几年他也没有认真读书。只是,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他的家庭是三代贫农,父亲在他刚生下来的那年给地主放木排时,淹死在苦藤河,连尸体也没有找到。他家真算得上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了。
他二十岁那年,西山县办了个农业大学,他这个在生产队做了多年农活的青年农民被推荐为苦藤河公社惟一一名上农业大学的大学生。但这个农业大学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是下田间劳动。农业大学办了一段时间就解散了,他便回到了苦藤河公社。在公社农技站做农技员。那时他年轻,吃得苦,又肯学习农业技术,公社领导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两年之后他就做了农技站站长。在农技站干了二十多年之后,他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吃苦精神,得到了苦藤河乡人民的信任,在乡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副乡长。
只是,做了副乡长之后,他就渐渐地开始变了。他说他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也该松口气了。三年之后他又被选为苦藤河乡的乡长。这时,他在乡政府说的话比书记的话还管用。加上有丁安仁在后面撑腰,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按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都这个样,我不这样,人家会说我这人太无能,太迂腐。何况,县里下来的干部天天和我在一块,我不这样,他们就不好那样了。于是,他也敢进包厢搂着嘴巴涂得血红的三陪小姐,把自己嘴里的酒水嘴对嘴地往三陪小姐嘴里喂。他也敢搞女人。开始是和乡妇女主任郑秋菊搞。第一次搞郑秋菊的时候他还有些害怕,后来他就不怕了。人家丁安仁搞十几岁的姑娘都不怕,自己搞一个半老徐娘怕什么。
和郑秋菊搞了一年多,他就有些不满足了,他觉得睡郑秋菊虽然比睡自己那个粗皮黑糙的农村婆娘感觉要好得多,但郑秋菊年纪毕竟大了,人也不漂亮。于是,他就打上了被丁安仁弄到乡政府做服务员的严卉的主意。严卉还不到二十岁,人又长得漂亮。和她睡觉肯定比和郑秋菊睡觉更有滋味,更刺激。他知道严卉和丁安仁有一脚,但他要和她睡觉她是不敢拒绝的,在苦藤河乡还是他说了算。于是,在丁安仁回县城的时候,他就摸进了严卉的房里。严卉果然没有拒绝他,她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要他招聘她为乡政府办公室秘书。他答应了。于是,在丁安仁不在乡政府的时候,严卉就成了他的人。通过这件事,他也就掂量出了权力的伟大和万能。于是,他利用它将亲弟弟顾家富从茅山冲村弄到乡企业办做了副主任。不久,又将顾家富由乡企业办副主任变成了主任,还让他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再后来,又利用它在河那边的连山镇修了房子,让老婆孩子都搬到连山镇去了。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些顾忌,慢慢地,就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前面几届书记都是过田的水,在苦藤河乡待了一年两年就想着法子回城里去了,对苦藤河乡的事情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他顾家好怎么说怎么好。加上自己的身后还有一棵大树靠着,老百姓有意见也没有用。有状告不响,有理没有地方说。在苦藤河乡,他就是理。这几年,莫胡子、全安、何奔几个人不是经常在背后告他的状么,结果怎么样?莫胡子和全安的县人大代表被他稍稍做做手脚就给弄丢了。何奔还被弄到老崖村蹲了两年点,要不是李冬明下来做书记之后坚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弄回来,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他常常想,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个官当。当官真的好呀。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好回县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进常委。他不急,他就会主动来找他,那时他就可以向他提条件了。
李冬明心里一愣,昨天晚上县常委会决定的事情,他顾家好比我还先知道呀?他说:“赵书记给我们一年时间,明年国庆节大桥要修好通车,往后拖不得。我已经要小严发通知下去了,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研究修桥的事。”
“既然这样,那就开吧。”顾家好用巴掌抹了一把满脸的油汗,冷冷地说。脑壳里面却在使劲地打圈圈,你李冬明急着要修大桥出政绩,老子得想个办法把修大桥的大权抓在自己手中才行,百多万的工程,可是块流油的肥肉。
李冬明将几个乡党委委员叫到会议室坐了一阵,顾家好才懒洋洋地走进来。李冬明说:“开会吧,我先讲。我讲了顾乡长再讲。刚才我连着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赵书记的,一个是常县长的,一个是丁副县长的。说的是同一件事,县里已经做出决定,给我们一百万,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水泥大桥。修桥的好处我就不说了,今天县里终于咬着牙勒紧裤带给我们一百万,我们自己也得咬着牙,勒紧裤带再筹集一些钱,这座水泥大桥才修得起来。这是一件事。再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工修大桥,今天要定下来。我的意思是不能拖,时间越早越好。赵书记的态度很明确,给我们一年时间,一定要把大桥修好。”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几个党委成员就议论开了,说真没有想到县里这次会给一百万,上次才给三十万。都抱怨说我们在苦藤河乡工作真窝囊,因为一个穷字,走哪里头都抬不起来,县里拨了钱,那就修吧。李冬明问:“再从老百姓那里集资多少钱?”
说到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大家就像吃了封喉药,一下都闭住嘴成哑巴了,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瞅着顾家好。顾家好有些没好气地说:“我看集资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苦藤河乡不是别的乡,农民饭都吃不饱,从他们身上怎么弄得到钱。县里给一百万,我们全都用在修桥上面,能修多大的桥就修多大的桥。县里知道苦藤河乡的情况,不会责怪我们将桥修小了,修窄了,上面跑不得大货车。老百姓只要有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也就满足了,谢天谢地了。要是把场面铺得过大,一百万用完了,集资款又收不上来,怎么收场嘛。”
李冬明没有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见说给大家听。从顾乡长的话中,他知道丁副县长已经将自己的意见对他说了。于是,李冬明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件关系到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能不能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事,我们不能草草地就决定下来。”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和副乡长吴生平就都抢着发了言,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致反对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说顾乡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多大的裆,就缝多大的裤,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只图个人的政绩,误了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大事。只有乡纪检委员何奔同意李冬明的意见,他说:“‘三个代表’中有一条,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就算交了差,了了事。从小处说,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着想,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从大处看,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又觉得不行了,明天又花钱修大桥,那样浪费就大了。现在让大家咬咬牙,集一部分资上来,将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是很正确的主张。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冬明说:“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是作双车道设计的,全长二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修桥的地点也选好了,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我们是不是按那张图纸办,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
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
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他继续说:“从农民身上集一部分资,不是我的意见,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上面要能跑大货车。”
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是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我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李书记是县里派下来的,底气足,后面又有赵书记撑腰,遇到困难,赵书记当然会出面解决。我顾家好在苦藤河乡土生土长,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背地里骂我没有能耐,给乡亲们办不了什么好事。如今好了,做出政绩了,你李冬明可以上台阶。天塌下来了有你李书记顶着,我们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也懒得操这份心了。”顾家好将眼睛对着郑秋菊和吴平生看了看,又说,“既然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许多的事情今天都得定下来。修大桥的工作一启动,就要动劳力,动资金。没有一个领导班子不行。”顾家好顿了顿,“我的想法,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还是由李书记亲自担任,我和郑副书记吴副乡长给李书记打打边鼓就是。主要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具体办事的。也就是具体分管后勤那一块。这个人很重要,要有和外面交往的能力,要懂账目,会写会算,还要吃得苦,肯干事。你们看谁挑这副担子合适?”
顾家好这么说过,就将眼睛对着大家看过去,大家都不做声,有的还将头扭向一边。只有郑秋菊迎住他的目光说:“我看这副担子还是让顾主任挑合适,我们四年前就曾准备修大桥的,也是定的他分管后勤工作。刚才李书记说的那个大桥的图纸,就是顾主任弄的。他和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一直有联系。如今的事情不好办,不靠熟人,不靠朋友,不靠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郑秋菊的话音未落,吴生平也接着表态说他也同意让顾家富分管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我看除了顾主任,我们苦藤河乡再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不同意。”吴生平话没说完,何奔就大声地表示反对。
“你有意见可以说嘛,怎么那么个态度?”吴生平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说。
“我不晓得说话还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再说一次,我不同意。”何奔大声道。
李冬明见状,打断他们的话道:“这个事放到下一步再研究,先将村支书会议开了,把集资款的事情落实下来。我们乡是穷乡,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确不容易,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才行。我们一定要有碰钉子、遇麻烦甚至挨骂的思想准备。这样吧,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的会议十分重要,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参加。企业办、农技站、农电站、文化站、国土站和乡政府所有代管的工作人员也都要参加。这是我们苦藤河乡的大事,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动起来。从今年的国庆节到明年的国庆节,这一年的时间里,苦藤河乡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苦藤河水泥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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