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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洪武朝清量田地据说是有八亿亩，后来掉到四亿多亩。
  而到万历六年大清量，统计数字是7.58亿亩。
  如果一亩征银一钱，以洪武的田亩那一年能征八千万两，以万历清量的田亩也能征七千五百八十万两。
  可问题是税赋一年比一年少，万历，崇祯都仅两千多万两一年，还是加了工商杂税在内。
  这里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刘宗周祁彪佳宋之普也都很清楚这里的问题。
  “殿下，洪武的田亩数字，是包含了田地山塘等在内的，除了田能种麦稻产粮，地一般是种桑麻茶叶树木。”刘宗周道。
  而宋之普告诉朱以海，“各地的田亩也有大亩小亩不同，有二百四十步一亩，也有三百六十步一亩…”
  按他们的说法，实际上是没那么多耕田的。
  而万历的四亿多亩纳粮的田，也存在大小亩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天坑，那就是优免。
  皇藩王宗室的田是不交田赋的。
  官员士绅还有大量优免额度什，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官田。
  所以在扣除掉这些后，万历大清量后，实际能征到的田赋总额也并没想象中的多。
  宋之普还直接拿出一组数据给朱以海，按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六年税赋收入是麦406万石，米2264万石，值银1644万两，其中麦35万石米400万石折金花银124万两起运。
  另征丝绢布等值银44.3万两。
  屯田米200多万石，麦200多万石，加上草等值银266万余两。
  马政、夫役170万两，
  三宫皇庄籽粒粮4.9万历时。
  以上合计2080.2万两，其中银337.8万两、米2073.3万石、麦587.6万石、草1414.2万束及其他杂项。
  盐课137.3万两，茶课2.6万两，冶课16.5万两。
  船钞商税45.7万两。
  ……
  “那也还不少啊！”朱以海听到这数字有些意外。
  农税2080.2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合计财税收入2652.6万两，从构成来看，明朝财政主要依赖农税，占总收入的78.4%。
  但一年有两千六百万两确实也不少了。
  虽然盐税居然才一百多万两，茶课两万多两，这里面起码有上千万两的问题。
  万历六年的这个税赋，大约只有北宋八分之一，清朝的四分之一了。
  崇祯上台后，理论上每年收入都有两千多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各地拖欠严重，征缴严重不足。
  军费开支却节节上升，一个关宁军每年就要几百万两。
  而崇祯朝时工商税更几乎收不上来，盐茶、工商税额甚至还大幅下调，比如云南盐税浙江茶税都下降一半多。
  所以在崇祯朝一边是原有税赋征不上来，一边又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加征，
  朝廷确实早就亏空的一踏糊涂。
  崇祯财政崩溃几大问题，一是开支大增，尤其是内要讨流贼外有抗清虏，年年军费居高不下。
  而税赋却反而欠缴严重征收不上，特别是朝廷威信下降，各地士绅豪强都欠税逃税，地方官吏死命压榨老百姓，各种趁此加征摊派。
  现在朱以海就剩下半壁江山了，能征到的税赋总额大减，比崇祯的局面更难。
  如果再不能把税征上来就得完蛋。
  “我们简单点，就按万历年的这个税赋额来征，之后天启崇祯新增各种加征摊派全取消，包括三饷。”
  现在问题不是增加新的税，而是把基本的先征上来。
  要让士绅纳税，要给百姓减负。
  比如说取万历年间严州府历年各种徭役的平均数字，然后再摊入到严州府的所有统计的田亩中去。
  取消苛捐杂税，摊丁入亩，一体征收。
  比如严州府每亩折一钱银子，先把这十几万两征上来再说。
  不够的，则从盐茶工商钞关这些方面补。
  原来这些税都被士绅们搞死了，可这里却是至少两三千万两甚至更多的税仓。
  而且征工商等税，比对田赋丁口加征，还不会加重普通百姓负担。
  “地丁合一，摊丁入亩，这笔钱银必须如数征上来，但不用都起运上缴，要加大地方留存，我孤计划是税赋四分，一分上供内帑，一会起运国库，一分留省，一分留府县。”
  “火耗归公，同样四分。”
  “至于四分的具体比例，供内的一成，入国库的五成，留省一成，府一成，县两成。”
  这个财政分配，可比原先加大了许多给地方。
  过去地方总共都没两成，现在朱以海实际给了四成。
  如果按八千万算，地方能留三千万。
  严州府一年十几万，府县三成，也能有三四万两。
  再加上火耗也能返三四千，大大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若是地方工商税等也按这比例分配，又能增加不少。
  厘金收益则专款专用，全归御营养兵。
  “殿下仁厚！”刘宗周称赞不已，万历以来的朝廷和地方各种加派，早就是正赋几倍了。
  如果罢免，确实让百姓减轻许多负担。
  祁彪佳问，“如今要恢复中兴，用兵打仗，开支不够怎么办？现在还减少起运额度加大地方留存，不加征摊派如何解决，到时永不加赋岂不仍是空话？”
  “量入为出，尽量合理使用财政。普在不够，调整工商盐茶关钞等税，绝不再对田赋丁口加征。”
  “再不够就举债借钱。”
  借，是要还的，而加税，是不用还的。
  朱以海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别再压榨小老百姓了，早榨干了，以后得以田亩征税为主，废除人头税，同时把被士绅搞废的工商等税收起来，不仅要收，还要达到能与农业税相当，两条腿走路。
  有一个士绅地主和一个穷老汉家，
  以前穷老汉一家，儿子多却没田地，佃田打工过日子，还得负担沉重的徭役，压迫的过不下去，儿子们都要着光棍娶不到老婆，家里住着简陋的窝棚，一天两顿野菜粥，处于随时想要逃亡甚至要造反的边缘。
  现在好了，摊丁入亩后没田就不用缴原先的丁银，在只用交地主田租就好，剩下的攒着可以用来给儿子娶媳妇，甚至再攒攒盖个土坯茅草房子，或买点布做身新衣裳了。
  而对有田一千亩的地主来说，他原本是个秀才，优免田额四十亩，优免两丁，均瑶可免，就交点里甲、杂泛役银，实际上可能一点都没交过。
  但现在，一千亩地减去优免四十亩，余下九百六十亩都得缴，
  一亩假如缴地丁银一钱，那就是九十六两银子。
  这里面比原先多缴三十两摊丁银。
  等于三两加了一两。
  相比之下，原来穷人一家没田没地，一丁还要负担的徭役丁银一钱，现在解放了。
  对地主来说，有一千亩地，一年收成几千石，哪怕五五分成收租，也有一两千石，摊丁入亩增加的，最多百分之十。
  一亩地收二三石，征银一钱，就算按一两银子一石，税率也是三十税一二十税一，不超过百分之五，绝对不高。
  贫穷之家，摊丁入亩后解脱了，富人之家影响不大，但对朝廷来说，首先是征税的成本降低了，以前穷人交不起，拿命交么？税赋征不齐，百姓也是被压迫的民不聊生。
  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地主，抗税不缴怎么办。
  毕竟他们之前就有这样的前科，想尽办法优免，甚至直接不缴。
  刘宗周等人无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这算是这永不加赋、摊丁入亩新政下最大一个阻力了。
  “诸公现在明白孤为何要在严州立典型了吗？”朱以海问。
  这是杀鸡儆猴。
  重申优免则例，就是要那些拖欠不缴的士绅们明白，
  严州如此严惩，甚至搞出倒查二十年积欠，逼迫填补亏空这些雷霆手段，都只是为杀一儆百。
  “一个佃户一年缴纳三五两均徭里甲丁银，跟一个百亩地主一年缴纳个三五两摊丁入亩税赋钱粮，和一个拥地千亩大地主一年缴纳个三五十两银子，你们说谁的负担大？”
  很明显，越是大地主，其实负担越小。
  问题就是这么浅显，不是大家想不明白，关键是以前制订政策的都是那些官僚地主士大夫们，哪怕负担小，他们也不愿意承担。
  哪怕穷人无立锥之地了，他们仍还想让他们来替自己负担。
  这就是人性。
  朱以海把那块摭羞布一把扯下，刘宗周这些士大夫们都无言以对。
  朱以海的设想好不好？很好，他们心里没法反驳。
  但是他们也都清楚，这个新法可能会面临的阻力。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自己为国多掏钱？
  但朱以海的那句话也一直在提醒着他们，不改就亡天下了，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真等鞑子占了天下，就能不交税了么？
  鞑子刀不快吗？
  朱以海在冒着得罪天下所有地主士绅官僚的可能，还是提出来了，说明确实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了。
  就如渴极了的人，会饮鸩止渴一样。
  “殿下这是要劫富济贫。”何腾蛟说了一句。
  “以丁征税，按人头征税真的就更合理吗？难道以占田依据征税不是更合理吗？税的本质是什么？”朱以海反问。
  何腾蛟回答按丁征税，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
  “错，大错特权，向一个有一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子，这是谋财害命，向一个拥有十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子，负担稍重但还负担的起，可向一个拥有一百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对他来说是没问题的。向一个有一千两银子的人征一两银子，对他毫无影响。”
  “大明这些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为何缺钱，太祖当年定下薄赋轻税之制，可国家发展，朝廷官府日用不足，于是只好不断向百姓加征科派，这本就有违太祖薄赋轻税之本意，百姓头上负担不断加重，徭役加征，是正赋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合理吗？”
  “不合理，要加税，不是按人头加征，而应当是按财产多少加征，富者多征，穷者少征不征，如此才能长久。”
  “这些年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过是因为自己不想掏钱罢了，可他们不想想，这大明若是亡国了，他们的这些优厚待遇还能再有吗？”
  “今日，孤就问诸卿，女真鞑虏若坐稳这中原江山，还会如大明一样优待士绅豪强吗？不可能的，鞑子一入北直，就到处跑马圈地，把百姓掳为奴仆，这些事诸卿当有耳闻，更别说他们制造的济南屠杀、扬州屠杀等了。”
  朱以海十分激动。
  大明的税制太反人类了，只顾盯着穷老百姓死薅羊毛，薅秃了都不放过，可能薅出来多少？
  放着那些大肥羊的满身羊毛不管，结果最后不仅薅秃鲁了皮瘦羊们，也让自己冻死在了小冰河期，那些养肥的羊，也只不过是留给了满清，便宜他们杀羊剥皮做了皮草大衣，既暖和身子，还吃了肥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