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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登州港，如今越发的热闹起来，甚至连水城的海门都加以扩建，能容纳更大的船进出，水城围起来的小海里，更是停满了船舶，甚至因为容纳不下, 现在水城另一侧又修建了两座水寨和码头。
  在府城、水城外，还新修建了一座土城和一座棱堡，增加了不少炮台。
  七月流火，但赵贵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凉意，天依然热的跟火炉一样，就算是海边的风，也吹不散那热气蒸腾。
  神武镇负责镇守登州，做为神武镇总后勤处的官员，赵贵兄弟俩也一直在登州这里忙碌, 不仅仅要负责神武镇的后勤粮饷，还得协同御营总后调度到港的粮饷，并分拔转运等。
  忙碌总是好的，因为北伐的顺利，以及工作的勤恳用心，他已经由正八升到了正七，换上了深绿色的官袍。
  连堂兄赵福都升为了从八品。
  今天又是个特殊的日子，月半发饷之时。
  每到这个时候，总是总后官员们最忙碌的时候，好在银钱已经提前清点过了，手里有银子，心里不慌，要不然也不知道要如何对面被欠饷的弟兄们。
  “还是老规矩，按营头顺序发放, 一营营来, 一会总镇、副镇、总监、总参、各协标参将游击守备们都会一起来监督发放，不要出差错。”
  现在赵贵也已经是能独挡一面了, 在神武镇总后勤处里负责财务这块, 总后下面有财务、运输、粮草、医护、营房几个部门，其中财务自然是最重要的，赵贵掌管着全镇的钱袋子，赵福则管着粮草，兄弟俩是总后勤处老张的左膀右臂。
  若是在崇祯年间的军队里，如果是负责后勤粮饷这块的文官，那是个肥的流油的差事，管着一万多人马的粮饷，能坚持个一二年就能发笔横财告老还乡了。
  不过赵贵却一文钱都不敢贪也不愿意贪，不是他有多清高，而是整个御营都是这种气氛，也没有这种环境，况且他当初快饿死时是天子是御营救了他一命，如今还能在浙东安家，他不会去做那种蠢事。
  其实就算是御营的粮台后勤里，一直以来也不缺这种蠢人，伸手的人很多, 但还从没有伸手不被抓不被砍的。
  天子在这一块, 是豪不留情的，军官敢克扣兵饷, 后勤官员敢贪污，那都是个死。
  贪污克扣的每一分银子，最后都要被追回来。
  之前有个家伙就贪了，他官职还不低，从三的分巡，已属要职，因为他是山东孔家的人，主动来投，以前也是任过知府，所以在山东安排了个登莱青忻分巡，这可是小巡抚，权力极大，提督军务兼理粮饷还负责赈济灾民等等，钱粮物资经手很多，然后这家伙居然贪污。
  最后查出来贪污了总共折七万多两的银粮物资，皇帝亲自过问，各部会审，最后证据确切，皇帝亲自下旨，也不管他是什么圣人之后，命令将他处死，甚至抄他的家。
  虽然曲阜还在清军控制之手，但这孔分巡在山东登莱等地也有大量的田庄房屋商钱等，最后把能抄的都抄了，居然还抄出了四十九万多两银子的财产来。
  在抄孔分巡的过程里，有许多经手此案的官员、胥吏也上下其手，利用抄家各种侵吞孔府财产，明明本来是近五十万两财产，他们最后报上来个五千多两。
  结果这事又引发了更大一轮的皇帝彻查，牵连出大批山东新降官吏甚至是地方豪强勾结，最后孔分巡的近五十万两财产都追回充公，牵涉案中的那些胆大包天的贪官污吏们，也一同治罪，又抄了一大批，
  还抄出了一百多万两价值的财产，可就算如此，居然还有人头铁敢对这些人的财产动手，然后又被连根拔起，苍蝇拍了一堆。
  经过这个孔分巡案，可以说是对山东这边的官场极大的震慑，让这些新归附的官吏豪强，特别是在山东有特殊地位的孔家，也极受震撼。
  谁能想到这位皇帝态度这么坚决，甚至手腕这么强硬呢。
  他们自以为能够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欺上瞒下，谁知道皇帝在情报这块能力极为突出，传统的厂卫如今仍然活跃，而侦缉司、采编所、军情处甚至职方司等各部门，也是搞情报好手。
  他们自以为瞒的住，实不知一举一动全在掌握。
  经过这次大案后，山东这边贪腐情况要好的多，但并不能根绝，总有那些贪财又不怕死的家伙雁过拔毛，而朝廷也是不遗途力的打击着。
  御营的总监察处，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分巡，甚至特派的巡按御史等，都在盯着，发现一个处置一个，绝不留情。
  皇帝有句话说的很直接，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使用军法，这里更是前线，将士们提着脑袋为国战斗牺牲流血，绝不允许有那些官员还在后面贪污克扣这些流血牺牲的钱粮，不管是武将还是文官，零容忍。
  现在御营的军饷，都是直接由后勤直接发放，镇的后勤，从行营后勤那里对接领饷，再分发下各营，直接发到士兵手里，其它军官们不能直接接触，只能监督。
  所以现在御营想像以前那样吃空饷、克扣饷钱也难，银子不过手了。
  发饷前。
  赵贵再一次巡视银仓，查看那些贴着一张张封条甚至挂着铅封的银箱，这上面层层封锁，以保证这些饷银的安全。
  每过一遍手，都要认真核对点验签收，有半点对不上，上一关的人都得全权负责。
  以前崇祯时，朝廷向地方加派军饷，地方官趁机各种加派，什么火耗、运费，甚至耗上耗等等，本来一亩加征二分银，可能最后实际征了三四分甚至四五分，而最后缴到朝廷国库里的银子，反而不足数。
  等朝廷又要挪用一些，最后调拔部份到军中，结果还没出京，就已经少了许多，被惯例分走了，有的是挪作他用，有的是公然减拔，还有许多直接就分了。
  银子一级级下拔，雁过拔毛，不断的被挪用克扣，最后朝廷拔二百万两银子下去，到了前线军中，可能已经不到二十万两了。
  最后底下军官们甚至还要克扣，于是真正到士兵手里的已经没几个钱了。
  百姓负担了所有，甚至超额负担，结果钱没到军人手上。
  这就是崇祯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征税不合理，没征到该征的人头上，全让无力承担的小老百姓过度承担了，然后征上来的钱被贪污腐败严重，最后钱没有几个落到了实处。
  相比之下，御营要好的多。
  归根到底，绍天朝廷行事，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在浙江台州起事，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
  说句简单点的，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就是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台官，主要是监督百官的，而六科的给事中，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
  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然后呈送皇帝，再由司礼监批红，再交由内阁，内阁再交给六科。
  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
  在这个程序里，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他们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就是如果觉得不对，可以驳回，拒不下发执行。
  得改。
  改了还不行，仍驳回。
  这个权力很大，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
  正因六科权力大，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搅风搅雨。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科道官，是谏臣，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一言不和，就跟皇帝玩封驳，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这些人再搞起党争，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
  可是在绍天朝，完全就不一样了。
  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是朱以海亲自决策，他搞了个总理处，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相当于中书门下，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
  六科虽然还在，但朱以海同样规定，总理处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可以直接下达六部诸司和各省地方、军队等，等于是完全不用经六科封驳了。
  他们没权封驳由总理处发出的旨意。
  六科言官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驳权，那就再没有了制约皇权，敢跟皇帝说硬气话的资本了。
  六科现在只能盯着内阁、六部的执行。
  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御营亲军，所以过前大明百官们屡试不爽的那套绑架朝廷，绑架皇帝的办法，在朱以海这里彻底不得行了。
  就好比各地的税赋，传统的田赋、丁银仍由地方官府征收，但工商税关税以及厘捐这些，已经由专门的税务厅征收。
  在各省新增设了税务厅，各府设税务局，县设税务房等，条条和块块的区别。
  他们甚至还有专属的税警。
  这相当于以前盐法道、督粮道、水利道等改变而来，过去分守分巡兵备海防诸道，直接改为了分巡一道，提高等级，加强权力，使之成为管理数府的小巡抚，完全在知府之上。
  而原来的一些其它的杂道，则整编成各种专门的厅，直接隶属于巡抚，垂直分管府县的专业事务。
  地方官员，在税务这块，只能直接征收管理田赋地丁银，其它的税务由税务厅直接管理征收，形成了地税和国税两套系统。
  地方官征收的税务，部份留存使用，部份起运上缴。
  而国税部份，各地税务厅直接管辖征收，有税察营强力保证，所征缴的税收也不过地方手，直接起运，甚至特殊的关税、厘金这块，还是由军队直接代征收的。
  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对税的插手能力减弱，税赋钱财都不过他们手，想贪也难。
  而税务厅局，属于各省特别派出衙门，管理上垂直管理，相应的比原来各地府县征收的情况要好很多。
  这些税征收、上缴，然后调拔，发放，都与过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而皇帝能实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就好比崇祯虽然是天子，但其实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他的权力要通过官僚集团行使，而整个崇祯朝的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们再内斗，他们也仍是一个阶层，跟皇帝不是一体的。
  朱以海却有真正的权力，因为他是由下而上，通过底层起兵一点点重新构建了权力层。首先是他自己建立的御营，掌握了真正的军权，军官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许多都出身普通，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
  有了军队，占了地盘，然后重新替换了新的地方官吏体系。
  这就好比崇祯在北京说要加税，每亩加二分银，会有无数人反对，甚至最后银子多征了，朝廷却没看到银子，士兵仍然没发到饷。
  但如果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对山下的村民说按每亩要收两分银子保护费，却往往能够做到。
  甚至要立一些新的规矩，都可以。
  往大了些说，崇祯末年诸如左良玉、刘良佐、高杰这些军阀，在地方上要摊派什么钱粮，甚至要废立什么新规，却都能够很有效力，说到底就是掌握了真正的权力。
  这个权力，已经打破了和种掣肘束缚，打破了旧有平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