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扩军10万意味着抗日军要增加三个军，那这三个军军长必然会从这些个师长中提拔，在座的一众师长们心热了起来，毕竟谁都想指挥的部队越多越好。
  “有人恐怕要问抗日军扩编至30万，那军官不够怎么办，我们还要在一年时间内在培养干部2万人，这些干部既包括军事干部，也包括地方干部”张廷言的话打消了众人心中的担忧。
  抗日军再扩军10万，最大的问题不是招不够士兵，而是将人招满之后有没有这么多军官去指挥他们，如何形成战斗力，这才是其中的关键。
  张廷言在扩军之初就已经想到军官数量不够的问题，负责地方工作的张做舟也曾向自己提出地方干部数量太少的问题，这使抗日军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受到钳制。
  等一年后抗日军培养出这2万名干部，军队、地方干部不足的问题，将会得到极大缓解。
  有谢科带头发言，众人也都放大胆子，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
  “副司令、谢参谋长、各位我也来说说，我军现在养成了喜欢待在大城市，不喜待在农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习惯。”
  “我军负责驻守三江口，起初我打算派出部队到日军身后开展游击战，结果三个师没有一个师愿意派人去，都想待在防线稳固、设施齐全的三江口。”
  “长此以往，我担心我军会逐渐忽视敌后战争重要性，放弃开辟敌后战场”第一军军长赵正香抱怨道。
  赵正香所说的问题张廷言也有所察觉，在与关东军沿三江口、四平一线对峙的三五个月后，前线各部队普遍都喜欢守着正面防线，不喜打穿插打迂回的战术。
  有的部队甚至觉得正面防线能挡住日军进攻，便对敌后战场起了轻视，认为敌后战场没有多大作用，不如正面战场重要。
  “赵军长说的很有道理，会后回去之后，各军各师要深入广泛地开展整治思想作风运动，做好战士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让战士们认识到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一样重要，甚至敌后战场比正面战场面临的困难更多”张廷言端起桌上已经放凉的茶水喝了一口说道。
  “副司令，既然讲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我也有话要说”辽东抗日军司令何方明插话道。
  “我们辽东抗日军现在虽发展为拥有三个军分区12个营，还有各类炮兵、骑兵等，合计约15000余人，势力仍然薄弱。”
  “辽东抗日军处于日军三面夹击之中，日军可沿南满铁路、沈吉铁路、安沈铁路对我辽东抗日军进行扫荡。”
  “在去年的扫荡中，我辽东抗日军甚至一度放弃辽东根据地，被迫越过安东铁路，撤往宽甸、桓仁一带，好在因获得福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鉴于辽东抗日军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我恳请司令部给予辽东抗日军更多的支持”何方明建议道。
  “南满是日军心腹之地，辽东抗日军是我抗日军插在日军心脏上的一把匕首，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比在座的诸位都要大。”
  “从这批抗日军讲武堂即将毕业的军官们抽调三分之一优先增援辽东、辽中两支抗日军，方明我也给你们压压担子，今年年底你们要将原来的辽东抗日根据地与现在新开辟的根据地连成片”张廷言顺着何方明的话说道。
  张廷言设想中，南满铁路以东，安吉铁路以南，这片区域要被辽东抗日军牢牢控制住，这里丘陵、山脉纵横是理想的敌后根据地，控制住这片地区将切断关东军与日本朝鲜派遣军的联系。
  抗日军支持下朝鲜反抗军已初具规模，当面对日本朝鲜派遣军围剿时，他们可以通过鸭绿江撤至中国境内保存实力，等日军主力撤退后再重新返回朝鲜，在后来抗日军挥军入朝时，朝鲜反抗军发挥重要作用。
  会上众人根据各自参战经验，交流了“七分用土，三分用枪弹”、“近战狠打”、“交叉火力”等战术，这些战术随后在抗日军全军普及开来，令日军大吃苦头。
  这场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在后来的史书上对于这场会议只有短短一行字描述，几十年后参加过这场会议还健在的抗日军军官接受采访时才透露这场会议的内容，人们才知道这场会议对抗日军有多重要。
  这场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抗日军在各条战线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整军30万，培养干部2万人，号召抗日军军官干部深入基层，这些都为后来抗日军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会议从早上太阳刚升起一直开到下午太阳落下，从会议室出来众人恍若隔世，司令部炊事班已经做好饭菜，参谋长谢科招呼各军师长们前去用餐。
  晚饭很简单是猪肉炖白菜，里面还加了些豆腐，每人一碗菜一碗饭，副司令张廷言也不例外。
  张廷言夹起一块豆腐送入嘴中，吸收过油汤的豆腐爽嫩滑口，将菜汤倒入饭中一搅拌大快朵颐。
  “各位军师长不要怪司令部招待不周，我们的粮食都用来支援前线，和苏联人、美国人做交易换武器了，这已经算是好的了”参谋长谢科端着一碗米饭一碗菜边走边说道。
  苏联、美国可不会给抗日军白送武器装备和机械设备，抗日军要么拿粮食换，要么拿矿产换。
  抗日军开采的矿产自己都不够用，只能通过向苏联、美国出口粮食换取武器装备和机械设备。
  抗日军通过每年向苏联出口50万吨粮食从苏联引进机床厂、拖拉机厂、发电厂、化工厂、光学器材厂、枪械研究所、炮兵研究所等一系列工厂，为抗日军日后军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看苏联人对中国的援助大多数时候都是有代价的，很多人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挺进东北时苏军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武器。
  但翻看战史我们会发现当时斯大林还是倾向国民党一方，他担忧援助我军会引起国民政府的反对，不愿意主动给我军提供过武器装备。
  苏军宁愿将他们视为废铁的日军武器拉走，也不愿意留给我军，后来我军与苏军反复磋商，苏军才愿意让我军每年出口100万吨粮食的代价换取武器。
  我军在苏军近乎施舍的态度下，获得大量武器、设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工体系，东北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给我军提供大量的粮食，促成东北革命战争的胜利。
  在东北我军最困难的时候，朝鲜方面向我方伸出援手，为我军提供2000多车皮日本留在朝鲜的战略物资，还允许东北我军伤员撤往朝鲜休养。
  金日成曾对我方求援同志说过：“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当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最终决定出兵朝鲜，有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有报答当初朝鲜在解放战争时对我们的援助。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在抗日军的会议结束4天以后，3月8日关东军也召开了一场决定关东军未来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第3、第6、第7、第8、第11、第14各师团师团长，特意邀请了考察团梅津美治郎、山冈重厚、永田铁山、米内政光等人参会。
  无独有偶，关东军这场会议也是以反思与抗日军这次战役为开头，关东军司令菱刈隆认为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战事中，关东军在战术上失败，在战略上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