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想政府职能的转变远非出台一些政策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的。出台这些措施，从反映政府的意愿和改革方向的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任何细节上的疏忽，都会使禁令流于形式。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会而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威望。
  所以说，治理庸官必须要用“制度”，一定不能采取“人治”的办法。根治庸官这一“疑难杂症”，从制度治理入手，让治庸与治腐一样成为常态，这样才不会像一阵风暴，刮过之后一切依旧。靠制度清除庸官生存的土壤，庸官就会无处藏身，才能树立起一个高效能的政府。什么是庸官，应该怎样处理，一切都应该说得清楚、明白，一切都要按照所定的“制度”办事；谁“犯了事”，都要严格按“制度”办事，天皇老子来说情都不能理。一旦“因人而异”、“因背景而异”，那么，治庸就会变成官场制度中的装饰品。
  所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一大批尽职尽责的好干部，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做官，都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努力为百姓造福。就像任长霞、牛玉儒等，
  他们以一颗平常心、平和心,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平凡事、平常事。
  牛玉儒是这样理解官员职责的：“执政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抓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定
  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表示希望自己能和百姓保持亲近、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领导。他经常深入到企业、街道、社区、农村、牧区等基层一线，深入到下岗职工、困难居民、贫困农牧民之中，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直接解决涉及老百姓利益的实际问题。
  在呼和浩特当市委书记一年多的时间，牛玉儒经常步行或自己乘出租车在大街小巷、居民社区等地方与许多普通市民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百姓眼里，牛玉儒没有官架子，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刚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就听人说呼和浩特市像农村的一个村子，他就下定决心要用招商引资的办法，加快城市建设，改变城市面貌。五天飞了五个地方，走了成都、深圳、珠海、银川，在晚上又考察了乌海的城市建设情况后坐火车返回呼市，比他年龄小20多岁的随行工作人员都累趴下了，而他连家也没回就进了办公室，准备召开下午的干部会了。
  2003年，呼和浩特全市GDP超过4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40亿元；台湾汉鼎、台湾合谦、香港兴达、石家庄制药、三联化工等一大批企业相继落户呼市。城市居民收入也有显著增长。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在牛玉儒到呼市后的一年多里，全市机关干部平均工资增长800多元钱，每个干部每天平均长1.75元。
  “他没事就到处走走，城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他比我们都清楚。”市建委主任孙建华说，有一天晚上，牛玉儒打电话让他过去，
  一起开车到一个小巷子里。巷子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牛玉儒说：“学生们下晚自习回来，多不安全。我数了一下，一共有46条这样的小街巷，你们要全部给装上路灯。”
  按照呼市建委的统计，一年以来，呼市共开工建设了48幢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新建1000万平方米公园绿地，主要道路都已拓宽成了八车
  道、六车道，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
  牛玉儒一般不发火，但发起火来很大，而这些事一般都是“小事”。比如看到一个下水井没盖井盖，看到盲道上戳着一根电线杆，都会发很大
  的火，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这么干呢！发火时眉毛立起来，嗓门很大，如果拿着电话，“恨不得把电话咬碎。”
  不过，牛玉儒有时也会流泪。1999年12月17日，土右旗一辆接送学生上下学的班车发生着火事故，造成多名学生被烧死烧伤。处理完事故，
  牛玉儒回到办公室里失声痛哭，说自己有责任，有失误，为此负疚难平。当夜，牛玉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两天未合眼。
  牛玉儒高度的责任感来自于他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为了群众的的执政理念。
  有人说：一个仅仅负责任的领导干部，有什么好歌功颂德的？
  然而我要说：和那些贪官、庸官相比，牛玉儒的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高贵品质，难道还不值得歌颂吗？
  ---------------
  追求长远之策，放弃急功近利
  ---------------
  ——吃祖宗遗产，砸子孙饭碗，几乎成了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某些地区的“长官经济”所催生出来的环境灾害，往往需要几倍乃至几十
  倍于经济发展的成本和几代人的时间来偿还。春天的季节，本来应该是草长莺歌、千花竞放的季节，可是2006年的春天，整个北方却迎来了漫天的黄沙，不是降温，就是沙尘暴。4月18日，北京市区降土30万吨，沙尘暴大的惊人，前所未有。并且连续几天有沙尘天气，整个北京直至整个北方无不黄沙漫漫。让人直接感受到了环境恶化的后果。
  我看到这样一份资料：沙尘暴在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过5次，60年代有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有14次，90年代220多次。沙尘暴爆发的频率越来越快，全世界每年因沙尘暴损失480亿美元，我国的损失达65亿美元。
  由此我想到去年，我随同汪中求先生去山西大同讲课，因为离北京不远，又想看看塞外风光，所以就开着车去了。可是，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一路上只见光秃秃的黄土，几乎见不到一片成片的树林。
  我就在想，国家年年都在进行沙漠治理，每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可是这些林都造到了哪里？
  可以说，这些林都造在庸官们的报表里！就像前面一节里提到庸官的表现所说的：“庸官爱虚报成绩，栽一万株树就报一百万株成绩，若连前累计，树都栽到外县、外地区去了，山上却还是“和尚头”。”
  看到多少这样的“和尚头”，就能想出有多少虚报成绩的庸官。我国拥有4亿公顷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草原本该是最大的绿色生态保护屏障，但实际上却相反，究其原因，人为破坏因素不得不提。很长一段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只考虑如何向自然索取，丝毫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以牺牲草原植被为代价来开荒种粮食。人对草原急功近利的掠夺如今已凸显其严重的后果：植被破坏开始影响到国家生态安全。在一些大城市，沙尘暴天气日益频繁地出现，人们开始饱尝破坏生态环境的苦果，大自然正在向人类的急功近利行为展开报复。
  为了把经济指标快速“做大”，不惜毁掉绿水青山——这些地方政府“以环境换发展”的做法无疑是杀鸡取卵。
  我想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长者赐了两个饥饿的人两样东西：一根鱼竿和一篓鲜鱼。一个选择了鱼竿，另一个选择了鱼，就分道扬镳了。
  选择了鱼的人用柴将鱼煮熟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鱼被吃光还是照样被饿死了，弃尸荒野；选择了鱼竿的人忍受饥饿的煎熬，步履艰难地走向海边，想用手中的鱼竿去钓鱼充饥。然而，当他使完浑身的最后一点力气时，却还没有见到那蓝色的海洋，只能带着遗憾和感慨离开了世界。
  然而，同样的情况摆在另两个饥饿的人面前时，却没有发生同样的悲剧。他们并没有各取自己所需之后各奔东西，而是带着鱼和鱼竿共同去寻找大海。当他们走得饥饿时，就煮两条鱼充饥，经过长途的艰难跋涉，终于看见了蓝色的大海，他们俩用鱼竿捕鱼赚来的钱购买了所需的房子，并各自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有的地方政府就像前面两个渔人一样，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急功近利心切。把“发展是硬道理”异化成了“GDP是硬道理”。结果是GDP上去了，生态环境却下来了。吃祖宗遗产，砸子孙饭碗，几乎成了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有资料表明，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已落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是：1/4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1/3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环境污染也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而人民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
  有的地方官员为任期政绩和个人利益计，胡批乱审滥立建设项目。更有为短期利益，而大量开设电子垃圾拆解、垃圾塑料再生作坊，城市郊区、集镇污水泗流、黑烟弥漫，耕地几近绝产、人口接踵流失。近年甚至开始出现骇人听闻的“无人村”、“癌症村”，某些地区的“长官经济”所催生出来的环境灾害，往往需要几倍乃至几十倍于经济发展的成本和几代人的时间来偿还。
  就在前年，中部某省的一个县还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因为一个县环保局坚决不同意政府引进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最后县政府竟能下文件撤销了环保局。
  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力戒浮夸急躁、急功近利。
  温家宝总理也多次强调：中国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