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升旗的时候，广场上不管有多少人，立刻都会安静下来。有一次，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集体来看升旗。国歌一响，原来还在打闹的孩子一下子全都鸦雀无声，非常可爱。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在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自发地热烈鼓掌，场面特别感人。”吴猛说，看到人们越来越爱看升旗，越来越热爱国旗，他就觉得，自己训练时所受的那些苦就都不算什么了。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彭光涵：五星红旗曾经“起死回生”
  今年，白发苍苍的彭光涵老人已经86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彭光涵当时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他记得，国旗图案的公开征集工作反响极为强烈，短短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2992幅国旗设计方案。
  经过两次筛选后，38套国旗设计方案成功入围，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位列第32号。不过，在当时的设计原稿上，最大的一颗星里还带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当时，有人认为，这和当时苏联的国旗太像了，作为主权国家，我们的国旗图案一定要独立。于是，此类图案被否决了。
  于是，大家让彭光涵去找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看了几个方案都不太满意，就问彭光涵：你一直在搞这个事情，看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案？彭光涵于是把“红地五星旗”的方案说了。
  毛主席考虑之后，还是认为“红地五星旗”的设计好，并且提议，可以把代表含义改为“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办法得到了代表们的赞成。最终，去掉了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地五星旗”中选，并在改名为“五星红旗”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胡其俊：电工为天安门升国旗26年
  自开国大典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天安门广场一直没有“专业升旗手”。升降国旗的任务一直由北京供电局负责。头两年，供电局工人陈鸿年承担了这个工作；自1951年之后的26年间，负责为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就是青年电工胡其俊。
  1951年9月30日晚上，胡其俊突然接到通知，从第二天起将由自己负责升旗，这让当时只有21岁的胡其俊非常兴奋。当晚他下了夜班，已经是3点多，干脆就不回家了，睡在天安门管理处。
  胡其俊说，那时升旗没有国歌伴奏，也没有任何人围观，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节假日和外国重要元首来访时，才会通知他去升旗。他总是前一天到天安门管理处领了旗，第二天把旗绑在自行车上，从家骑半小时到天安门广场，
  升完旗后再照常上班。那会儿升降旗时间也完全靠他个人估计，不像现在这样，由天文台精确计算时间，保持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落。
  直到1976年5月，北京卫戍区部队才接替了胡其俊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胡其俊成为迄今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最长的人。
  季如迅：国博馆藏国旗面面有故事
  季如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旗历史文物研究者。在他和他的同事们保管并研究的文物中，有近百面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国旗。比如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自升起的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在1949年10月1日升起的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美籍华人王赣骏带入太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等等。西藏中学师生用1999条红领巾拼缀而成的国旗，是馆藏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季如迅感叹道，每一面他们收藏的国旗，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折射着时代的印迹。尽管有些国旗都破损了，但它的经历可能更加非比寻常。比如说，在国博收藏的南极洲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纵122厘米、横145厘米，比标准尺寸少了47厘米。原来，尽管这面国旗是采用结实的亚麻布缝制而成的，但在凶猛的极风之下，还是被“吃”掉了47厘米。
  韩布新：国旗为什么这样红
  韩布新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国旗颜色和国旗升挂装置标准的起草人之一。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进行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红才是国旗红呢？
  韩布新说，在新中国成立时颁布了一个“国旗制法说明”，笼统地规定“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五角星为黄色，旗杆套为白色”。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化标准，不同厂家甚至不同批次生产出的国旗的颜色差别很大。为国旗的颜色制定一个统一而详细的标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专家们先是调查了国旗在各个地方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采样来的国旗红竟然差别这么大，从橘黄到紫红都有。然后他们对这些样品分别进行分光测定，从中选出30多种候选颜色。接下来，专家们开始大面积调查民众意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各界对于国旗的颜色的喜好，还专门找来各个少数民族的人们来参加这个工作。对这些筛选结果进行统计后，专家们得出棉布、涤纶和丝绸的最佳红色面料，作为背景再进行五角星黄的评价选择。经过筛选，专家最终得出三种面料的红色和黄色的最优色度值，作为国旗的优选标准色度，并依据这些数据，制定了国旗颜色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具有法律权威。
  李玉坤：普通人大代表上书制定国旗法
  1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颁布实行。在这部有关国旗的法规背后，一位名叫李玉坤的全国人大代表功不可没。
  1988年，李玉坤到美国考察，恰逢美国国庆日，他看到无论大街小巷、大店小号，到处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而当他回到家乡，发现在我们的国庆节，这么隆重的节日却整条街上都见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88年10月6日，深有感触的李玉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寄了一封信，建议尽快制定悬挂国旗的具体办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回函，里面还附着国务院有关部门向领导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上面写着：“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议很重要，我国至今还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刻不容缓。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此后不久，《国旗法草案》被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第28号令，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
  赵新风：国旗班老班长退役不离旗
  自从1989年春天参军到天安门国旗班，赵新风的命运就与这面鲜红的旗帜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他退役之后，都依然没有离开国旗。
  1991年4月15日，与祖国相伴了41个春秋的老国旗杆光荣“退役”，赵新风与两位战友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门的新国旗杆启用，赵新风又亲手按动电钮为它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门国旗班”扩建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由原先的3人升降国旗仪式，变成了36人升降国旗仪式，更加威武，更加壮观。赵新风，也由此成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的第一任班长。
  2001年，退役后的赵新风创办了北京新风旗帜文化传播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国旗教育和国旗文化传播的机构。他还创办了中国国旗网，正在筹备创立中国国旗基金会和中国国旗博物馆等。赵新风说：“宣扬国旗精神，将成为我终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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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林之家”的由来
  “杏林”一词是中医界的代称。顾名思义，“杏林之家”即指一家人都是医术高超的医生。那么，这个词是如何得来的呢？
  据晋代葛洪所著《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东吴有位叫董奉的名医，他医术精湛，长年隐居深山，为人治病却不收报酬，凡患重病被他治愈者只需在其宅边、园内栽下5棵杏树。
  光阴荏苒，栽下的杏树也愈来愈多。到了收获季节，只见红杏竞秀、压弯枝头。董奉便在茂密的杏树林中建一间草屋，对前来买杏的人不收钱币，而以谷子交换。董奉用杏换来的谷子年年堆满仓，他用这些谷子救济贫困百姓和路过该地缺少盘缠的人。
  自此，“杏林”一词便成了中医界的代称，“杏林高手”便代指医术高超的医生，“杏林之家”一词也屡见报端。
  ■“杏林”的由来
  三国时候，吴国地方有个刺史，中毒得病，请了一个叫董奉的民间医生去治疗。可董奉赶到时，病人已经死去三天了。董奉是一个实在的人，就是人死了，也要诊一诊，瞧两瞧。当他诊了死人的脉后，脸上突然出现喜容：“这人脉还在跳，还有救！”他忙从药囊中取出三粒丸药塞进死人的嘴里，用温水灌服，并用手在其胸腹部推拿。过一会儿，死者四肢慢慢舒展，脸上显现血色，不几天，渐渐恢复了健康。
  董奉治好了一个个疑难病症，却不要人一文钱。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凡是被他治好的病人，都要帮他种植杏树，病重的种五株，病轻的种一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