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禁忌的意义——塔怖，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和它的意义相当的译词了。“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早已不再被保有的观念”（《图腾与禁忌》）。不但禁忌的观念在起着变化，在发展着，禁忌的实际内容，禁忌的着重点，禁忌对于人类生活、人类文化所起的作用等，都在发生着这样
  那样种种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总地说来是与外界环境、人类自身的进化、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的。
  人类现时代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与几千年、几万年以前是大大不同了，同样是生存问题，同样是防备灾难的警戒，人们实际上需要面对的“敌手”已经面目全非或者是大不相同了。许多曾经是最严格的禁忌信条已经无形中被自然而然地抛弃了、淡化了；有些即便是人们还甘愿去遵从的也不可能再期遇而无意义了；有些我们今天再也不能体验、甚至再也不能想象了，历史的大潮已经永久地将那些禁忌席卷而去了。但是与此同时，历史又将许多新的禁忌补充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我们同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它们排开了去。那些至今仍没有消除的疑点，那些带有“恒定”意义的难题，还为古老的禁忌包裹着厚实无缝的铁衣，我们还在绕着圈子，躲闪着，跟随着它一起向前滚动……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由于习惯和适应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仍然和古代的人们一样整天生活在一张密织如云的禁忌网里。这张网就像是我们人类捆扎在生命和历史两棵大树上的一张睡床。我们要做的事，只是努力剪断这张网上已经失去张力、腐朽烂坏了的那些绳结，再织一片新的重新补上。不停地这么做的结果，将使我们在这张密网中不致毁灭地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人类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是无止境的，只要有未知的、必然的景况存在，人类无把握地忧虑和失败、受挫的恐惧就会形成禁忌的心理。禁忌，作为一种保护意识，一种警觉意识，一种进取的回旋余地，一种必然的有误的认识过程，将会长久地存留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直至进入人类真正的自由正国。
  人体禁忌
  人人都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体就是生命。中国人相信，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是最可宝贵的，身体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是第二等的，所谓“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是可有可无的，一切都无法和身体相比较。中国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一生不落残疾，落一个善始善终，是民间最低的“幸福”标准。所以中国民间关于人
  体的禁忌很多。这些禁忌大都是出于自身保护的目的。
  1自身以外的人体禁忌
  神圣人体禁忌
  人体与人体不同，有些人体内具有更大的灵力——中国人谓之“命大”、“克星”。这些人能够“妨”人。“妨”是个俗字，妨者，害也，亦即能够危害他人，甚至致人于死命。比如国君、权臣等身居高位的人上之人；巫觋，神汉、端公等民间神权人物；还有命相、骨相中属于不可交的或者相克的“对头人”等等，都是能妨害、妨死人的人（参见本书“骨相禁忌”部分）。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体，普通的人们是要谨防与其接触的，最好敬而远之，退避三舍，不然就会招致祸患。
  命大命小与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国君是最高位的，其命也就最大，所谓“真命天子”，不但是普通百姓不敢接近他，就连他身边的大臣也都提心吊胆的，总觉得随时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所谓“伴君如伴虎”。由于国君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他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种危险自然是客观存在的。然而，社会中一般人并不去考察其中的道理，只从现象上看，直感地觉得，那种威慑力就出在国君的人体上，于是国君便被视为禁忌体了。国君所具有的灵力还可传递到他人身上。国君具有神秘的力量，具有危险性，和其经常接触或接近王妃、宦官、权臣等等人物也就随之而具有了一种魔力，也具有危险性了。只不过他们的危险性要略低于国君。这样依此类推，拥有各种社会权力的人都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灵力，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都是具有危险性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权力的梯阶。在这个梯阶中，下对上总有一种畏惧的心理，上对下则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禁忌体。加之封建社会对此种制度的维护，使这种人体的禁忌观念越发得到加强。旧社会，一个七品芝麻官——县太爷，升堂问案时，也是不准百姓视觑的。所以，唱戏时往往有这样的对白：“×××，抬起头来。”“小民不敢”。“恕你无罪。”“是——”可见，只有在事先开禁恕罪的情况下，平民百姓，才敢抬头让官员视看，或者抬头看视官员。否则，便会因官员的“命大”而伤害自身。《礼记.曲礼》云：“天子视不上于袷（交领也），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奸恶）。”可见，一些视忌是在上古时就已经被制度化、礼教化了的。其中强调的也是一种有关人体的禁行。
  被视为禁忌的人体，还与本人所具有的神性有关。一些具有神职神权的人物，或者能够通过行施巫术、法术上达神明而与神鬼世界勾通的人物也都有较大的灵力，因而也被民间信以为禁忌的人体。他们借助于神的力量或者自身所具有的神性往往也可以对普通人造成威胁，给普通人带来祸患和灾难。普通的人们对待他们必须向对待神祇一样，顶礼膜拜，小心奉迎，唯命是从。人体获得神性的途径很多，有的是在转世信仰的基础上通过宗教仪式得来的，比如藏传佛教中的“朱古”，亦即“活佛”便是如此；有的是通过寻仙访道、修真养性得来的，比如道教中的术士、仙师、道长、真人们便是如此；还有的是在病中、梦中与神交往而得到神授的；也有的是在设坛、祭典、巫医等神事活动中暂时获得神力的；有些人是生前具有神性，有些人是死后具有神性，不一而足。历代农民起义，往往借助于民间对神祇、天意的信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便是以“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办法来先“威众”，而后起事的；汉末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也是通过画符治病传道，利用“汉行气尽，黄天当立”的谶语，宣传“黄天泰平”的思想，树立自己的“神威”，来争取民心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创建的“拜上帝会”也有类似的作用。一旦某一人体获得超乎寻常的神性和神力就使普通人肃然起敬，处处对其避忌，不敢稍有冒犯。
  在许多情况下，神性的大小又同社会地位的高低密不可分。历代封建帝王都自命为“天子”。天，即天帝玉皇，亦即天神，是中国民间最高的神。天子之意，当为天神派到地上来管理臣民百姓的“全权代表”，其神力是高于地面上一切其他人的。甚至天子的神力还要大于一般民间诸神，民间有以天子圣旨、御笔或与皇帝发生过联系的圣物来弹压鬼祟的信仰活动。可见天子的神力之大。天子的这种神力也是世传的，一般说来是按宗法承继制度传递的。不过，历史上也常有违反常伦的递继出现。所以，究其实质，还是一种世俗的权力交替。其他各层官宦也大都享有世袭的权力。神力大的宗教界人士也与世俗的权势者相依相存。在有些地区神权和王权又常常是直接统一在同一人体之上的。他们共同成为民间普通百姓的禁忌对象。中国人一向也就生活在这种种重重禁忌人体的包围之中，在世俗权力和神权的双重重压之下，讲究拘忌到极其繁琐的程度。
  不洁人体禁忌
  在中国对于不洁人体的禁忌，主要反映在对经期和分娩中的妇女以及罪人、病人、死人方面。这方面的禁忌我们将放在后边有关章节中详谈。对不洁人体的禁忌也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和权威人体的禁忌一样，他们都是不能接触的。非但不能接触，也不能和他们相互注视、对话，甚至使用已被他们使用过的器具等等都是不许可的，都是被禁止的。只是就普通人
  来说，对权威人体的禁忌往往在心理上更多的是处于被动的、受压抑的情状，而对于不洁人体的禁忌，则往往是处在主动的、限制对方的境地。当然客观上禁忌是对双方都有所制约的。
  禁忌的方式
  对于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或者不洁的、危险的人体的禁忌方式，通常所用的，就是采取种种方式将他们与普通社会人士隔绝开来。国君、权臣起居在高大厚实的宫墙、官邸里边；喇嘛、和尚、道长生活在脱离凡尘的寺院、庙宇、道观之中；分娩要另住一处；罪犯要押进监牢；病人要独处慎交；死人要葬埋土中……虽然这些隔离的方式已经千百年延续而成为一种惯习，人们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用意在其中。但是，细想起来，总归是事出有因的。应该说，不是为了隔离才隔离，那种种隔离的方式，最初都是起源于一种约定俗成的禁忌符号。最初可能只是一个服饰的点缀，一种装束的差别，一围栅栏、一座草篷、一阫黄土，然而，它标明的却仍然和后来大大丰富以致越来越复杂化了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亦即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是一个禁区，一种令人望而却步、敬（厌）而避之的指令。这也就是禁忌的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推进，这种人体禁忌的方式也日益繁复博杂起来。不但在空间上实行隔离，还有物质享受、文化占有、种姓传递等等许多方面都一一相应地树立起差别的标志，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种不同的人体，在社会化的总格局中一一分别出相互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