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她参加了天才青年中心举办的为期6周的学习班。一年后，在学校组织的标准化测验中，她的阅读、语言、数学、社会学和科学等所有学科成绩都达到了国家标准的99分以上。
  像其他学业天才儿童一样，希拉里博览群书，而且都是一些成人读物。当她对弗洛伊德的女性观颇感兴趣时，她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弗洛伊德的书，甚至包括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当她发现自己有部分犹太人血统时，她又开始仔细研读犹太人历史。她对电视节目《晚间法庭》非常着迷，于是她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该节目中的检察官的文章。当我遇到她时，她正在阅读6本书，不仅有小说，还有非小说，其中包括许多女演员的自传。希拉里能成功地同时做好几件事，她不仅能同时阅读好几本书，而且在阅读或做家庭作业的时候看电视，丝毫不影响阅读或做作业的效果。
  希拉里可能在语言方面最有天赋，她的兴趣反映出这一点。她想成为导演和女演员。她用录像学习音乐剧，只要有可能她就参加演出，她对所有看过的节目中的编导和表演评头论足，同时还对许多导演的风格和表现手法耳熟能详。对她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说，如此强烈地想成为导演，实在是不同寻常。像希拉里这样在学业或美术领域具有超凡天赋的儿童，通常对自己的发展前途都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儿童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非常清楚，于是专心致志地朝这个目标努力。
  希拉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她对玩耍的兴趣首先表明了这一点。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拒绝玩洋娃娃。青少年时，她对男孩和服饰都不感兴趣，并且对主流文化嗤之以鼻。她不讲求物质享受，也不喜欢花钱。12岁时，她成了素食主义者，还自认为是假小子和女权主义者，并对此非常自豪。她针砭时弊，尤其关注社会的不公现象和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她甚至在演戏时仔细计算对比男演员和女演员的台词量，然后告诉导演，男孩的台词比女孩的多。
  希拉里的这种强烈的独立观念与价值观同样表现在对老师的挑剔上。6岁时，她去上星期日学校，老师告诉她，上帝保护每一个人，那些不服从上帝意志的人会下地狱。她回到家里“谴责”老师在朗诵“童话故事”。三年级时，在一次辨别“事实和观点”的课上，老师说“华盛顿种了一棵樱桃树”这是观点，希拉里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既然有事实为证，就该认为这是事实。她强调说，华盛顿种了一棵樱桃树是一件可以被检验的事实，它不像“红的比蓝的好”那种抽象的概念，说某种颜色比某种颜色好，那的确是一种观点。希拉里紧紧抓住了对事实阐述的错或对与主观观点之间的区别来反驳。老师没有弄清这种区别，说书上说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它就是一种观点。老师给了她一个“B”分，希拉里没有被吓倒，只是因此不再尊敬这位老师了。
  即使是在天才青年中心暑期学习班里，她也敢对老师提出质疑。她觉得她的戏剧老师不愿意接受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其他解释。“评论家们怎么知道莎士比亚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希拉里挑战说，“或许他所写的正是他所想的。”然而，和她三年级的那位老师一样，戏剧老师说她所介绍的是一些权威学者的解释，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她的独立思想即使在这个鼓励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学习班里，也使老师感到愤怒。希拉里谈到天才青年中心的老师时说：“他们说我们做的好极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来的。”她对自己的要求甚至高于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暑期学习班的要求。
  希拉里的不墨守成规和有主见的个性很自然地使她成了带头人。她在学校很有影响，在天才青年中心，她是辩论会的主要发言人和戏剧的导演。很显然，希拉里非常有领导才能。
  循规蹈矩的人不容易犯大错误，但是也难于成就大事业；不墨守成规和有主见的人，才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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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阔视野，从全球观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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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温·托夫勒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1928年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一个波兰犹太移民的商人家庭。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冲击》一书，在美国各界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1980年他的第二部成名著作《第三次浪潮》出版后，很快被译成30多种文字。托夫勒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他曾会见了许多国家的元首和世界知名人士。在罗马尼亚，他曾同齐奥塞斯库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加拿大，他会见了特鲁多；在澳大利亚，他会见了惠特拉姆；在日本，他会见了铃木；在印度，他会见了英迪拉·甘地。1983年初，他曾来中国访问过。
  这样一位蜚声全球的未来学家，他的生活道路是怎样的呢？
  托夫勒从小就爱写东西，对社会问题和政治变革也感兴趣。
  1949年，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托夫勒为什么选择了当工人这条道路？他自己说：“我去工厂是出于多种动机……我的部分动机是心理上的——年轻人要摆脱家庭，想见见世面的那股冲动。我还有文学创作上的动机……梦想日后写一部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伟大作品。”
  托夫勒在工厂工作了5年，在此期间，他开过车床，在钢铁铸造车间当过铸造工，在汽车装卸线上当过装卸工，开过铲车，给自行车、汽车、卡车喷过漆……托夫勒说：“我在工厂里学到的东西不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少。我确实发现许多工人非常聪明机智、正直、富于幽默感。我也学到许多有关英语的知识——怎样写出使那些没有得过博士学位的人也能看懂的文章。我发现，写好通俗散文，要比运用学究式语言写材料，难度更大。”在当工人期间，他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政论性文章，但均未能发表。后来，他转到一家焊接业的杂志出版社，才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不久，托夫勒相继担任劳工报记者和宾夕法尼亚日报记者。他在宾夕法尼亚日报社工作了3年，负责报道白宫和国会活动，同时给几家杂志社撰稿，报道和评论有关企业关系、经济、工会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问题。1959年，托夫勒离开华盛顿，担任《幸福》杂志的劳工专栏的作家，写过很多关于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调查分析文章，还写过对美国学术界经济情况的长篇论述。两年后，托夫勒又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教育设施实验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做过咨询工作。
  托夫勒最初是写有关技术方面和反对文化上的贵族主义方面的文章的，后来，他转向研究未来。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托夫勒谈到两个重要原因。他说：“……早期我在华盛顿……作为记者，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正改变美国社会的正统，但我们的政府的眼睛是向后看的，很少关心未来，似乎不能预见甚至是一些最根本性的变化。政客们的眼光很少超越下届竞选以外的范围。这使我想到关于时代和时代的眼光……”他还说：“我的妻子和我在1963年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苏尔兹伯格美国研究讨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我们的思想起了变化。我不再单纯从一种北美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了。”“事实上，《未来冲击》是从一种多国或者世界读者的立场、观点来写的，《第三次浪潮》更是这样的。这本书的内容，所选的事例都考虑到了这点。”
  托夫勒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是怎样构思出三次浪潮这一观念，或者说，他的思辨之道又是怎样的呢？他为了写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是，他是怎样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理出头绪来的呢？
  托夫勒说：“真正的办法，是要有预感；换个较文雅的词，就是要有‘直觉’……办事要靠内在感觉，人人如此，但是，又不能光靠这个……碰上一大批资料，大脑就塑造出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帮助我们理出眉目，再进行处置；也就是去弄懂这些资料。”“……模式不仅往往是朦胧的，而且也不必像科学上用的模式那样严谨、精确；为了妙笔生花，有时候就顾不得模式本身的框架了，或者要调整一下，尽管这样，模式总是有的，而且往往很复杂。”
  那么，托夫勒是怎样着手建立模式的呢？
  他说：“这种问题谁也讲不透，因为构思模式的时候往往是有点无意识，何况免不了有很多表面上觉察不到的假设。撇开这些不谈，我一般先从研究的笔记和材料着手——别忘了，可有一大堆呢，这可能是苦读5年书，或者花了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什么都谈：技术杂志，外国报纸，学术论文，信件，统计摘要，国外来的报道等；小说、电影、诗歌，也让我开眼界；此外，还有采访专家的书面记录；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还有经济、军事战略方面的，也有机器人、音乐、抚养孩子方面的……我先把全部材料打乱，再重新整理，分类，探讨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其他关系。我一般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生自长，它是从材料里引申出来的。有了模式以后，还会搜集到别的研究材料，让它们或者和模式吻合，要不就要对模式加以调整、补充、限定，也有可能原来的模式根本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