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作者:曾仕强 更新:2021-12-07 15:23
这三大特色,说起来都以“人”为中心,人为管理的主体,基于人的理念来组合,按照人能接受的道理来应变。所以说中国式管理,最合乎人性。
在中国社会,人治的色彩永远大于法治。大家口口声声说法治,心里头则没有不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的。人来推行法治,到头来还是以人为主。有共识最要紧,缺乏共识的时候,自己人先争论不休,内部纷争不断,力量分散了,徒有组织之名,产生不出真正有效的组织力。
人的理念、行为都会变动,所以制度、共识、态度都不可能不变。中国式管理,主张“一切变得合理”,便是合理的应变。归结起来,中国式管理的最高智慧,即在于饱受一般人误解的“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二节 人伦关系十分重要(1)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式管理中,显得特别重要。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中国人听起来,也特别有所体会。
我们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来加以合理运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死守法律规章。
特别是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话,简直灵活无比,随时变来变去。用中国文字来订立法律,十个人有十种不同的解释,最后还得以解说者的身分、地位、权势来决定,所以徒法不足以自行,仍然以人为主。
第二,天下事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变通的,若是变通不了,大多是因为找错了人。
只要找对人,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观念,使我们怀疑法的公信力;而事实证明,不合法的事情,找对人之后,往往就地合法,令人不得不相信,自古以来的传言十分正确。
就地正法可以变成就地合法,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变不通的呢?诚信问题,在中国社会,永远是各说各话,始终难以真相大白。人人不违法,个个能变通,所以人的因素,显然比法更为重要。人治大于法治,表现在有法却常常由人来变通,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话说,就算说话,也不过是白说。有如狗吠火车,毫无效果。
第三,法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
少数可以控制的人,稍微有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再不听从命令便杀一儆百,给予惩罚。这样定出来的法,即使大家很不满意,也可以自己宣称良法美意。理由是“少数贤达的观点,胜过多数愚昧的想法”,易经“贤大于多数”,“少数贤明的意见比多数更高明”的观念,正好派上用场。
遇到实际情况的需要,最高首长一个人,便可以修改法律规定。明文订立的事项,首长口头一句话,也能够保证不让其实施。只要我保证,大家请放一百个心。
凡此种种,都显示人的重要性,也凸显人群关系的影响十分重大。中国社会,有人就有派系,见人便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称呼,充分表现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为其他民族所罕见。
人际关系或人群关系,实际上都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的需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伦关系,也就是把人际或人群和伦理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差别性”的关系。
伦理要求长幼有序,基本上是一种不公平。父父、子子,应该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现代的话叫做上司、部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彼此之间,必须维持“合理不公平”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公平”。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必须慎重拿捏,才不致发生差错,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公平”的祸害。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二节 人伦关系十分重要(2)
中国式管理和伦理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人品,往往是管理有效与否的关键。人的品格是后天修养得来的,并不是天赋或命定的,就算天赋人权是真的,人生而平等,也应该后天养成习惯,以公正却无法公平的心态,来接受“我们凭什么和人家比”的不公平的事实。只要不公平到合理的地步,便是公正。
西洋人讲伦理,不是偏向个别性,便是偏向全体性。前者发展为个人主义,后者又发展成集体主义,都是一种偏道思想。中国人一直秉持“二合一”的态度,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想法,合在一起,形成“交互主义”。既不偏向个人,也不偏向集体,讲求“在集体中完成个人”,是一种中道主义。
对中国人而言,佛教所主张的“人人具有佛性”,与我国固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基本上并不相同。佛教所说的是人的先天性,即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是后天性的修为,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力,体认尧舜的价值,才能够成为尧舜那般的人。
基督教的“民主”观念,对西方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管理民主化,也和我国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一样。这是实际从事管理活动的人,不能不慎重的。
大家心中有数,中国人的伦理,比之任何民族发展得都早,而且最为妥善。我们不能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贯彻实践而否认这种事实,而应该下定决心,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将我们的伦理与西方现代所开发成功的管理科技结合起来,形成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并且加以发扬光大。惟有如此,21世纪才能够有别于20世纪,呈现崭新而可爱的局面,人人愉快而自在。
人伦关系,便是以伦理的观点来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上司永远是上司,必须礼让他三分。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坚守这“三分”的分际,却不可以明言,用言语明白地宣称“上司太过分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当中,以夫妇为基础。家人卦清楚地标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妻相处出了问题,就谈不上什么管理。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必须从人际关系中来考验其道德修养。而人际关系中,又以夫妻最为密切,这一伦都做不好,遑论其他。齐家的重要性,表现在个人的修身推展为团体的管理。夫妇相处得好,立业、治国才能够合理有效。组织文化,如果能够重视同仁的家庭,从员工的夫妇来考察同仁的管理,相信必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家庭和谐,乐在工作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公平”。古希腊和我国一样,主张“公正是道德的总枢纽”(Justice is summary of all virtues)。但是在注解上,有明显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必须合法而公平,我们却以为公正是合理(理大于法)而且实在不容易公平。
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过分熟不拘礼。这中间的轻重分寸,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以致造成很高的难度。除非用心体验,不断改善,很不容易达成良好的人伦关系。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三节 多元化社会更需要共识(1)
世界如果不能统一,人类即将趋于毁灭(One World,or none)。地球村的形成,原本是人类自求多福的惟一途径。要求生存,必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大同绝对不是一同,世界统一并非一致地接受某一种文化的洗礼,全体人类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大同必须包容小异,也就是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允许各色各样的生活方式,共存共荣,彼此都能够互相欣赏。
在往昔交通不便、资讯不发达的锁国时期,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大多采取闭关自守的策略。对于和自己的文化不一样的东西,都斥之为异端邪说,尽力加以排除,以确保自己的单纯和一致。
就整个世界来看,不同的民族,具有不一样的花样,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然而,就同一民族而言,则语言、文字、血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可以说相当一致。换句话说,不相同的文化,分别存在于不一样的地区,力求相安无事,适当地限制交流。
自从美国、前苏联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解除以来,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加上越来越不能限制,使得原本各据一方的不同文化,到处交流,互相冲突,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同样一个区域,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花样。那些原先十分有凝聚力的血统、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于意识形态,似乎一下子丧失能量,再也拘束不了人们的行为了,更难以规范众人的思维。
相当一致的闭关时代,企业经营管理,不必强调什么企业文化。整个社会,大家的想法十分相近,不论哪一家公司,都要按照社会风气所允许的方式,来进行经营管理。员工不论来自何方,彼此的观念相当接近,有一些奇怪的言行,马上为同仁所觉察,所制止。
现代多元化社会,企业经营管理,必须重视企业文化。因为同一地区,大家的想法很不一致。各人有一套主张,而且都言之成理。这种情况,对于喜欢讲道理,怎样讲都有理的中国人,更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意见相当分歧,非常不容易整合。
在中国社会,人治的色彩永远大于法治。大家口口声声说法治,心里头则没有不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的。人来推行法治,到头来还是以人为主。有共识最要紧,缺乏共识的时候,自己人先争论不休,内部纷争不断,力量分散了,徒有组织之名,产生不出真正有效的组织力。
人的理念、行为都会变动,所以制度、共识、态度都不可能不变。中国式管理,主张“一切变得合理”,便是合理的应变。归结起来,中国式管理的最高智慧,即在于饱受一般人误解的“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二节 人伦关系十分重要(1)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式管理中,显得特别重要。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中国人听起来,也特别有所体会。
我们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来加以合理运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死守法律规章。
特别是中国人、中国文字、中国话,简直灵活无比,随时变来变去。用中国文字来订立法律,十个人有十种不同的解释,最后还得以解说者的身分、地位、权势来决定,所以徒法不足以自行,仍然以人为主。
第二,天下事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变通的,若是变通不了,大多是因为找错了人。
只要找对人,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观念,使我们怀疑法的公信力;而事实证明,不合法的事情,找对人之后,往往就地合法,令人不得不相信,自古以来的传言十分正确。
就地正法可以变成就地合法,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是变不通的呢?诚信问题,在中国社会,永远是各说各话,始终难以真相大白。人人不违法,个个能变通,所以人的因素,显然比法更为重要。人治大于法治,表现在有法却常常由人来变通,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话说,就算说话,也不过是白说。有如狗吠火车,毫无效果。
第三,法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
少数可以控制的人,稍微有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再不听从命令便杀一儆百,给予惩罚。这样定出来的法,即使大家很不满意,也可以自己宣称良法美意。理由是“少数贤达的观点,胜过多数愚昧的想法”,易经“贤大于多数”,“少数贤明的意见比多数更高明”的观念,正好派上用场。
遇到实际情况的需要,最高首长一个人,便可以修改法律规定。明文订立的事项,首长口头一句话,也能够保证不让其实施。只要我保证,大家请放一百个心。
凡此种种,都显示人的重要性,也凸显人群关系的影响十分重大。中国社会,有人就有派系,见人便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称呼,充分表现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为其他民族所罕见。
人际关系或人群关系,实际上都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的需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伦关系,也就是把人际或人群和伦理合在一起,建立一种“差别性”的关系。
伦理要求长幼有序,基本上是一种不公平。父父、子子,应该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现代的话叫做上司、部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彼此之间,必须维持“合理不公平”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公平”。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必须慎重拿捏,才不致发生差错,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公平”的祸害。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二节 人伦关系十分重要(2)
中国式管理和伦理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人品,往往是管理有效与否的关键。人的品格是后天修养得来的,并不是天赋或命定的,就算天赋人权是真的,人生而平等,也应该后天养成习惯,以公正却无法公平的心态,来接受“我们凭什么和人家比”的不公平的事实。只要不公平到合理的地步,便是公正。
西洋人讲伦理,不是偏向个别性,便是偏向全体性。前者发展为个人主义,后者又发展成集体主义,都是一种偏道思想。中国人一直秉持“二合一”的态度,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想法,合在一起,形成“交互主义”。既不偏向个人,也不偏向集体,讲求“在集体中完成个人”,是一种中道主义。
对中国人而言,佛教所主张的“人人具有佛性”,与我国固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基本上并不相同。佛教所说的是人的先天性,即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是后天性的修为,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力,体认尧舜的价值,才能够成为尧舜那般的人。
基督教的“民主”观念,对西方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管理民主化,也和我国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一样。这是实际从事管理活动的人,不能不慎重的。
大家心中有数,中国人的伦理,比之任何民族发展得都早,而且最为妥善。我们不能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贯彻实践而否认这种事实,而应该下定决心,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将我们的伦理与西方现代所开发成功的管理科技结合起来,形成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并且加以发扬光大。惟有如此,21世纪才能够有别于20世纪,呈现崭新而可爱的局面,人人愉快而自在。
人伦关系,便是以伦理的观点来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上司永远是上司,必须礼让他三分。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坚守这“三分”的分际,却不可以明言,用言语明白地宣称“上司太过分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当中,以夫妇为基础。家人卦清楚地标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妻相处出了问题,就谈不上什么管理。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必须从人际关系中来考验其道德修养。而人际关系中,又以夫妻最为密切,这一伦都做不好,遑论其他。齐家的重要性,表现在个人的修身推展为团体的管理。夫妇相处得好,立业、治国才能够合理有效。组织文化,如果能够重视同仁的家庭,从员工的夫妇来考察同仁的管理,相信必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家庭和谐,乐在工作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公平”。古希腊和我国一样,主张“公正是道德的总枢纽”(Justice is summary of all virtues)。但是在注解上,有明显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必须合法而公平,我们却以为公正是合理(理大于法)而且实在不容易公平。
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过分熟不拘礼。这中间的轻重分寸,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以致造成很高的难度。除非用心体验,不断改善,很不容易达成良好的人伦关系。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第三节 多元化社会更需要共识(1)
世界如果不能统一,人类即将趋于毁灭(One World,or none)。地球村的形成,原本是人类自求多福的惟一途径。要求生存,必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大同绝对不是一同,世界统一并非一致地接受某一种文化的洗礼,全体人类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大同必须包容小异,也就是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允许各色各样的生活方式,共存共荣,彼此都能够互相欣赏。
在往昔交通不便、资讯不发达的锁国时期,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大多采取闭关自守的策略。对于和自己的文化不一样的东西,都斥之为异端邪说,尽力加以排除,以确保自己的单纯和一致。
就整个世界来看,不同的民族,具有不一样的花样,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然而,就同一民族而言,则语言、文字、血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可以说相当一致。换句话说,不相同的文化,分别存在于不一样的地区,力求相安无事,适当地限制交流。
自从美国、前苏联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解除以来,交通方便,资讯发达,加上越来越不能限制,使得原本各据一方的不同文化,到处交流,互相冲突,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同样一个区域,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花样。那些原先十分有凝聚力的血统、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于意识形态,似乎一下子丧失能量,再也拘束不了人们的行为了,更难以规范众人的思维。
相当一致的闭关时代,企业经营管理,不必强调什么企业文化。整个社会,大家的想法十分相近,不论哪一家公司,都要按照社会风气所允许的方式,来进行经营管理。员工不论来自何方,彼此的观念相当接近,有一些奇怪的言行,马上为同仁所觉察,所制止。
现代多元化社会,企业经营管理,必须重视企业文化。因为同一地区,大家的想法很不一致。各人有一套主张,而且都言之成理。这种情况,对于喜欢讲道理,怎样讲都有理的中国人,更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意见相当分歧,非常不容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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