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作者:曾仕强 更新:2021-12-07 15:23
资讯的录制很方便,大家只看题目,不看内容,反正复印回去,再慢慢阅读。结果只复印不查阅,只存档不知运用,造成资讯泛滥,徒然增加复印和存档的成本,却无实际的效用。忙于复印,并不能解决阅读、了解、应用的问题,反而制造十分严重的存而不看的后遗症。
发现问题时,不妨先想“不解决行吗”?如果不解决比较好,让大家的心思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比较容易对付,那就“明明能够解决,也要装迷糊,尽量拖延”。中国人常常提醒自己慎防“无以为继”,所以采取“善门难开”的策略,极力控制自己不要首开恶例,其实最大的用意在防止后遗症的产生。
实际访问数十位总经理的结果,证实他们为了集中同仁的心思,使大家暂时凝聚在某些焦点上面,往往能解决却有意搁置。心里有数,等待时机成熟时,才果断地快刀斩乱麻,显得更有智慧、更有魄力。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增强员工信心”的效果。大家明白“到时候总经理自然有办法,何必担心”!
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也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这时候先把问题抓出来,丢给次一级的主管去伤脑筋;同时让次一级的主管,再丢给更低一层次的人员去想办法。问题由上面提出来,大家才会重视。交由下面去动脑筋,他们才不至过分理想化,对问题的答案寄以太高的期望,因而导致十分沮丧的失望。上司当然有解决的答案,但是一说出来,就会引发大家的不满。因为讨价还价,已经成为成交前的必要动作。大家盼望经由不满意的表达来争取更为优厚的方式,使上司放出更大的利益,方便大家的操作。
有答案却不说出来,只是把问题丢给次一级的人员去研究,一方面表示主管重视部属,看得起部属的能力;另一方面则考验部属如何因应?是不是公正合理?会不会站在上司的立场,也替上司想一想?
中国人的交互主义,一切将心比心,彼此彼此。上司既然尊重部属,部属也就应该为上司设想。这样一上一下,问题已经化解了一大半了。
上司提问题,部属找答案。所找的答案符合上司的立场,上司可以同意;如果不合上司的期待,还可以再提问题,让部属自己去调整。
这种化解的方式,必须做到“合理”的地步,才能持续有效。否则部属会认为上级运用“借刀杀人”的计策,明明有腹案,故意不说出来,只想借他的口和笔,按照上司的意思表现在白纸黑字上面,让大家骂他、怪他,甚至把他看成马屁精,专门逢迎上司的旨意。
上司把问题抛出来,让干部去设法解决。干部必须广征同仁的意见,以免闭门造车的结果,上司不高兴,同仁也不谅解。所以上司不能够马上提问题,立即要答案,迫使部属以机智应答来交差,事后才后悔不止。上司提出问题,应该问一问部属,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提供答案。部属自己会盘算,大概要费多少时间,以便充分沟通。给部属合理的操作时间,正是上司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最佳佐证,最能够让部属信服。
化解的作用,在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解决问题于无形”。因为有形的解决,很容易产生后遗症,让大家更伤脑筋。无形的解决,大家找不到继续攻击或联想的着力点,后遗症比较少。主管自己提出答案,往往把事情弄得很大。职位越高,大家对他的答案越重视。众目所视的结果,什么漏洞都被看出来。加上不同角度一起来看,更是惨不忍睹。引发出许多相关问题
,岂非自作自受?
让部属提答案,主管冷眼旁观,一方面看提答案的人,心态如何?一方面看哪些人蓄意中伤、恶意批评,一下子把所有存心不良、观念不正确的人都抓出来,是不是在“人”的方面,也化解了不少障碍呢?部属找出答案,上司也表示同意。这时候再问部属:“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落实答案的实施?”部属受到尊重,只好推心置腹地进行分析,指出最难突破的难关在哪里,最好怎么办才能事半功倍。把实施的过程也“化”得相当顺利,又减少了若干可能产生的后遗症。答案妥善,过程简便,增加化的效果。
问题由大变小,由小变了。大家多花一些时间在预防性思考和化解性考虑上面,就可以少花一些时间在那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而且往往徒劳无功。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六节 用化解代替解决(2)
化是没有功劳的,一切归于无形,哪里有什么功劳?配合化解而不解决的运作,组织应该做到下述三点:
(1)重视发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味看重解决问题的人。把问题找出来,就应该加以奖励,使大家乐于提问题,而不是专心等待答案,然后表示不满。
(2)奖励小功劳,以避免大功劳。因为大功劳每每由大祸害而来,越奖励则越存心制造大祸害的人越多,对组织非常不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起来很轻松,属于小功劳。这时候赶紧加以奖励,以蔚成风气。
(3)凡遇问题,除非时间非常紧迫,事态十分紧急,否则一定要坚持“上司提问题,部属找答案”的原则,经由一上一下,充分沟通,寻找化解之道,而不是一味想办法解决。化解有如流水一般,没有固定形态,也没有一定方向,所以中国式管理主张“看着办”。
中国人喜欢第三类选择
在英国,老先生老太太来到商店门口,先看营业时间表。几点钟开门?十点。现在几点?九点三十五分。英国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等”,等到十点钟开门;一是“走”,先去办别的事,然后才回来;或者干脆不买,一走了之。不“等”便“走”,不“走”就“等”总共只有这两类选择,简单明了。
中国人呢?十点开门,现在只有九点三十五分,他既不会等,也不会走。等,要等那么久,多浪费时间,而且最可怕的是,万一等到十点,才发现今天临时改变,暂停营业,岂不是冤枉?走,走到哪里去?结果还不是要走回来,同样是浪费时间。而且,更可怕的是,万一今天提早营业,东西被买光了,岂非吃亏?
我们不等也不走,采取第三类选择:敲敲门看看。看什么?看里面有没有人在?有人怎么样?和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先让我买东西?如果可以,先买先走,节省不少时间;万一今天临时不开门,也可以先去别家看看。
奇怪的是,第三类选择往往有效。因为有规定便有例外,何况早几分钟,又不妨碍别人,有什么理由,非坚决拒绝不可?
“请问部长先生,究竟有没有关税?”台湾曾经出现这样的个案,而且前后询问过两位“部长”,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其中一位想了半天,回答:“没有。”想不到中国人什么都相信,就是不相信没有。没有,才怪,还想骗人?这位“部长”就这样不幸地下了台。
后面这一位“部长”,当他被问及有没有关税时,想起前面那一位因回答“没有”而下台,认为时代已经改变,大家比较喜欢透明化、台面化、明确化,因此肯定地答复:“有。”这一下引起相关人士的紧张,以至全力反击,弄得这一位“部长”,也不得不下台。如果这两位“部长”,不要那么西方化(现在称为现代化),知道采用中国人所喜欢的第三类选择,回答“多少”(闽南话叫做“加减”),相信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而顺利过关。中国人宁愿相信“程度上的差异”,也不能接受“有”或“没有”这种极端的事实。
请问西方人:“你要咖啡,还是红茶?”答案不是“咖啡”,便是“红茶”。
偏偏中国人就不喜欢回答“咖啡”或“红茶”,因为在没有弄清楚“到底这里的咖啡好呢,还是红茶好”之前,最好采取第三类选择,比较不会上当,因此回答:“随便”或“都好”。不过这里所说的“随便”会有“不随便”的意思,而“都好”也意指“好的就好”。听的人千万不要会错意,以为真的随便哪一种都好。因为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说这一类话的人,最不随便,也不一定真的都好。
“你要不要?”
“没关系。”
意思是“很有关系,只是现在不方便明说”,或者“如果你有诚意,就代替我决定,不要叫我为难”。
“同意这么办吗?还是不同意?”
“还好。”意思是“叫我怎么说呢”?
第三类选择,是中国人“明哲保身”的最佳表现。像喝咖啡或红茶这一些琐碎的事,吃一点亏可能没有关系。像要不要的决定,往往一开口就招来很多麻烦,而同意不同意,更是后遗症一大堆,怎么能够不预先防备呢!
保身哲学,将自己的安全列为第一优先。我们常常认为如此不好,是针对别人而说的:常常这样实行,乃是顾及自己的安全。对人对己双重标准,似乎也是基于保身的需要。如此一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再说吧!”
有些人对明哲保身相当反感,认为那么怕死,简直毫无魄力可言。我们尊重这种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不希望嘴巴如此批评,自己却时刻不忘明哲保身。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各人自主,不必苛求,因为选择的结果,人人必须自作自受,用不着多费心。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引子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人不敢说日本式管理,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带给日本人很大的挫折感,以致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
发现问题时,不妨先想“不解决行吗”?如果不解决比较好,让大家的心思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比较容易对付,那就“明明能够解决,也要装迷糊,尽量拖延”。中国人常常提醒自己慎防“无以为继”,所以采取“善门难开”的策略,极力控制自己不要首开恶例,其实最大的用意在防止后遗症的产生。
实际访问数十位总经理的结果,证实他们为了集中同仁的心思,使大家暂时凝聚在某些焦点上面,往往能解决却有意搁置。心里有数,等待时机成熟时,才果断地快刀斩乱麻,显得更有智慧、更有魄力。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增强员工信心”的效果。大家明白“到时候总经理自然有办法,何必担心”!
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也不是赶紧想办法解决。这时候先把问题抓出来,丢给次一级的主管去伤脑筋;同时让次一级的主管,再丢给更低一层次的人员去想办法。问题由上面提出来,大家才会重视。交由下面去动脑筋,他们才不至过分理想化,对问题的答案寄以太高的期望,因而导致十分沮丧的失望。上司当然有解决的答案,但是一说出来,就会引发大家的不满。因为讨价还价,已经成为成交前的必要动作。大家盼望经由不满意的表达来争取更为优厚的方式,使上司放出更大的利益,方便大家的操作。
有答案却不说出来,只是把问题丢给次一级的人员去研究,一方面表示主管重视部属,看得起部属的能力;另一方面则考验部属如何因应?是不是公正合理?会不会站在上司的立场,也替上司想一想?
中国人的交互主义,一切将心比心,彼此彼此。上司既然尊重部属,部属也就应该为上司设想。这样一上一下,问题已经化解了一大半了。
上司提问题,部属找答案。所找的答案符合上司的立场,上司可以同意;如果不合上司的期待,还可以再提问题,让部属自己去调整。
这种化解的方式,必须做到“合理”的地步,才能持续有效。否则部属会认为上级运用“借刀杀人”的计策,明明有腹案,故意不说出来,只想借他的口和笔,按照上司的意思表现在白纸黑字上面,让大家骂他、怪他,甚至把他看成马屁精,专门逢迎上司的旨意。
上司把问题抛出来,让干部去设法解决。干部必须广征同仁的意见,以免闭门造车的结果,上司不高兴,同仁也不谅解。所以上司不能够马上提问题,立即要答案,迫使部属以机智应答来交差,事后才后悔不止。上司提出问题,应该问一问部属,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提供答案。部属自己会盘算,大概要费多少时间,以便充分沟通。给部属合理的操作时间,正是上司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最佳佐证,最能够让部属信服。
化解的作用,在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解决问题于无形”。因为有形的解决,很容易产生后遗症,让大家更伤脑筋。无形的解决,大家找不到继续攻击或联想的着力点,后遗症比较少。主管自己提出答案,往往把事情弄得很大。职位越高,大家对他的答案越重视。众目所视的结果,什么漏洞都被看出来。加上不同角度一起来看,更是惨不忍睹。引发出许多相关问题
,岂非自作自受?
让部属提答案,主管冷眼旁观,一方面看提答案的人,心态如何?一方面看哪些人蓄意中伤、恶意批评,一下子把所有存心不良、观念不正确的人都抓出来,是不是在“人”的方面,也化解了不少障碍呢?部属找出答案,上司也表示同意。这时候再问部属:“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落实答案的实施?”部属受到尊重,只好推心置腹地进行分析,指出最难突破的难关在哪里,最好怎么办才能事半功倍。把实施的过程也“化”得相当顺利,又减少了若干可能产生的后遗症。答案妥善,过程简便,增加化的效果。
问题由大变小,由小变了。大家多花一些时间在预防性思考和化解性考虑上面,就可以少花一些时间在那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而且往往徒劳无功。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六节 用化解代替解决(2)
化是没有功劳的,一切归于无形,哪里有什么功劳?配合化解而不解决的运作,组织应该做到下述三点:
(1)重视发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味看重解决问题的人。把问题找出来,就应该加以奖励,使大家乐于提问题,而不是专心等待答案,然后表示不满。
(2)奖励小功劳,以避免大功劳。因为大功劳每每由大祸害而来,越奖励则越存心制造大祸害的人越多,对组织非常不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看起来很轻松,属于小功劳。这时候赶紧加以奖励,以蔚成风气。
(3)凡遇问题,除非时间非常紧迫,事态十分紧急,否则一定要坚持“上司提问题,部属找答案”的原则,经由一上一下,充分沟通,寻找化解之道,而不是一味想办法解决。化解有如流水一般,没有固定形态,也没有一定方向,所以中国式管理主张“看着办”。
中国人喜欢第三类选择
在英国,老先生老太太来到商店门口,先看营业时间表。几点钟开门?十点。现在几点?九点三十五分。英国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等”,等到十点钟开门;一是“走”,先去办别的事,然后才回来;或者干脆不买,一走了之。不“等”便“走”,不“走”就“等”总共只有这两类选择,简单明了。
中国人呢?十点开门,现在只有九点三十五分,他既不会等,也不会走。等,要等那么久,多浪费时间,而且最可怕的是,万一等到十点,才发现今天临时改变,暂停营业,岂不是冤枉?走,走到哪里去?结果还不是要走回来,同样是浪费时间。而且,更可怕的是,万一今天提早营业,东西被买光了,岂非吃亏?
我们不等也不走,采取第三类选择:敲敲门看看。看什么?看里面有没有人在?有人怎么样?和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先让我买东西?如果可以,先买先走,节省不少时间;万一今天临时不开门,也可以先去别家看看。
奇怪的是,第三类选择往往有效。因为有规定便有例外,何况早几分钟,又不妨碍别人,有什么理由,非坚决拒绝不可?
“请问部长先生,究竟有没有关税?”台湾曾经出现这样的个案,而且前后询问过两位“部长”,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其中一位想了半天,回答:“没有。”想不到中国人什么都相信,就是不相信没有。没有,才怪,还想骗人?这位“部长”就这样不幸地下了台。
后面这一位“部长”,当他被问及有没有关税时,想起前面那一位因回答“没有”而下台,认为时代已经改变,大家比较喜欢透明化、台面化、明确化,因此肯定地答复:“有。”这一下引起相关人士的紧张,以至全力反击,弄得这一位“部长”,也不得不下台。如果这两位“部长”,不要那么西方化(现在称为现代化),知道采用中国人所喜欢的第三类选择,回答“多少”(闽南话叫做“加减”),相信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同,而顺利过关。中国人宁愿相信“程度上的差异”,也不能接受“有”或“没有”这种极端的事实。
请问西方人:“你要咖啡,还是红茶?”答案不是“咖啡”,便是“红茶”。
偏偏中国人就不喜欢回答“咖啡”或“红茶”,因为在没有弄清楚“到底这里的咖啡好呢,还是红茶好”之前,最好采取第三类选择,比较不会上当,因此回答:“随便”或“都好”。不过这里所说的“随便”会有“不随便”的意思,而“都好”也意指“好的就好”。听的人千万不要会错意,以为真的随便哪一种都好。因为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说这一类话的人,最不随便,也不一定真的都好。
“你要不要?”
“没关系。”
意思是“很有关系,只是现在不方便明说”,或者“如果你有诚意,就代替我决定,不要叫我为难”。
“同意这么办吗?还是不同意?”
“还好。”意思是“叫我怎么说呢”?
第三类选择,是中国人“明哲保身”的最佳表现。像喝咖啡或红茶这一些琐碎的事,吃一点亏可能没有关系。像要不要的决定,往往一开口就招来很多麻烦,而同意不同意,更是后遗症一大堆,怎么能够不预先防备呢!
保身哲学,将自己的安全列为第一优先。我们常常认为如此不好,是针对别人而说的:常常这样实行,乃是顾及自己的安全。对人对己双重标准,似乎也是基于保身的需要。如此一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再说吧!”
有些人对明哲保身相当反感,认为那么怕死,简直毫无魄力可言。我们尊重这种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不希望嘴巴如此批评,自己却时刻不忘明哲保身。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各人自主,不必苛求,因为选择的结果,人人必须自作自受,用不着多费心。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轴引子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人不敢说日本式管理,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带给日本人很大的挫折感,以致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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