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一点错都不行，否则云云。
  “填完后，贴上照片，然后报到县局。”
  “再然后呢？”我问。
  “县局每月十五号研究一次，然后报地区公安处。”
  “再然后呢？”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说相声。
  王科长真是个好脾气，要不就是因为认识我爷爷，“当然是地区公安处研究喽！如果通过……”
  “就行了！”我急忙问。
  “不！上报省公安厅外事处审批，如果通过由他们签发赴港通行证。”王科长终于回答完毕。
  “明白了……”我如释重负。
  我回来一说，老头子长叹一气，这么麻烦？要不咱……不去相见？不去见？嘿嘿，说说赌气话而已，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要见面了，岂能放弃？
  如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明知很官僚、很嗦、很烦心、很浪费时间、很牵扯精力，但是，你还得去办，你还得忍受。赶快的，去照彩照。好在县城里刚刚有了第一家用柯达相纸成相的彩色照相馆。我拉着爷爷去照了那八张相，怕效果不好，照了两次。
  老头子在镜头前挺听招呼，工作人员让低头就低头，让笑笑就笑笑。
  “爷爷，您有老人斑了。”我突然有了新发现。
  我爷爷一扭身子：“谁说的？我这是青春美丽痘，是粉刺。”他不认账。
  照相的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老革命”后，也跟着夸：“是粉刺，老爷爷……”
  成相本该五天取，人家照顾他，三天拿到了。你别说，还行，老头子昂首端坐，面带笑容，很有一番派头。
  赶快填表贴照片。填表时，我们爷孙发生了争执，他执意自己填：“我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写，再说，自古以来，小楷填履历，我这把小楷正有了用武之地。”
  也罢，人老了，想法也许是对的。
  填完表，我立即将这些材料、照片及户口本送到了县公安局。但很遗憾，县公安局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门卫让我第二天再来，无论我怎么解释那个门卫就是不听，拉倒，我只好返回。
  第二天上午去送，又碰上公安局科以上干部开碰头会。交给别人吧，又不放心。而且，那些工作人员也不愿接。只好坐在办公室里翻了两个小时的报纸，一直等到王科长散会。
  王科长对我爷孙俩的效率大加赞扬：“好，正好，能赶上这个月的15号，要不，就得推到下个月。”接着，就是夸我爷爷的字好：“瞧，这小楷真正的正范，不行，我得求老爷子一幅字……”
  说的无心听的有意，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回来后给老头子一说，老头子反而不好意思了。“人家不过是随便一说，咱能当真吗？”
  “必须当真。”我说，“哪怕给了人家，人家又扔了。因为咱现在求人家。”
  这么一说，他倒认真了：“写什么好呢？邓小平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那我就写先让一部分人去香港。”
  “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知道老头子是开玩笑，这就是我爷爷的幽默。
  最后，我爷爷还是认认真真地给他写了幅唐诗。不料，这开启了当地领导干部纷纷向老头子索字的先河，直到老头子1997年溘然长逝。
  县公安局终于通过了，并上报到地区公安处。王科长又给我们透了个实底，潍坊地区（含烟台）当年随国民党50军撤往台湾的军政人员特别多，这些人中的大陆亲属已掀起了赴港探亲的热潮。到了地区一定要托关系。
  还是一个托关系，那托谁呢。我爷爷想了想说，只有找原地委书记马大林。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是三反五反时，既害我爸爸又拉我爸爸的那个人？”
  “对，就是他。听说他已中风瘫痪在床。其实他比我小多了。”
  “老天爷惩罚他。”我愤愤地诅咒着。
  “别这么说，快死的人了。”爷爷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怜悯。
  爷爷毕竟年纪大了，最后决定由我一人去潍坊。祈安哥将他刚买的桑塔纳拨给我专用。我带着我爷爷的一幅字和我写的一部长篇，急匆匆赶往潍坊。在地委大院的宿舍里，我找到了马大林书记的家。唉，这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呀，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气息奄奄来形容都不够恰当。我只能这么说，对他原有的“害父之恨”，在见到他后竟荡然无存！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位老人骨瘦如柴，双目呆滞，两腮塌陷，颧骨高突，眼看就……
  听完他夫人的介绍，他顿时激动起来，嘴里发出着哇哇的声响，两行浊泪夺眶而出。我无法控制自己，急忙上前，紧紧握住了这位老人如柴的双手。在这一瞬间，长达30多年的恩恩怨怨顿时化为乌有。
  还好，现任公安处政委是他的老部下，他答应尽全力。他当即示意夫人给公安处打电话，找到那位政委，把意思一说，政委十分痛快，表示马上就到家里来。
  总算顺利，8月26日，我爷爷的申请被上报省公安厅，在整个潍坊地区，算是最快的。
  这时，距九月底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根据以往的经验，紧研究慢研究，没有两三个月是下不来的。而且，我听说，省里申请的人更多，有的已经一年多了。
  这可怎么办？只好走后门，到处托人，但我这样的小文人托来托去只能是省作协的这些人。而这时的作家，已经不太吃香了，吃香的是刚刚富起的个体户。
  祈安大哥出手了，他一下拿出了三千块钱让我在济南搞“腐败”。
  李祈安的钱你不拿，你不拿他真跟你急，他会一张一张地把钱撕得粉碎。
  但这钱最终还是没花完，因为我托来托去，只托了个公安厅的副处级干部，而且这老兄还不是外事处的，跟外事处的人也不熟。就这样，紧赶慢赶，9月底到了。我气愤不已，我爷爷则仰天长叹，我要是能见到邓小平就好了……我叔叔白白在香港等了一个星期后，黯然返台（他回去，别人才能来）。
  临行前，他给我爷爷打了个长途电话：“爹呀，我烦哪，我烦哪。本来，我还想为家乡做件大事的，但这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我不想办了……”他说的这事就是捐款。
  我爷爷说，你叔这是真生气啦。
  第六部分
  第60章
  重修爱济小学，捐款汇给谁
  骨肉分离30多年的重逢计划泡汤，我叔叔原有的心脏病一下又犯了，回到台北，就住进了荣军医院。医生的结论是：“不能劳累和生气，否则，会随时引发致命的心肌梗死……”
  叔叔的秘书把情况告诉了爷爷。
  我爷爷在电话里很干脆地说：“什么事想开点，别动不动生真气，就他这脾气若是在大陆，早气死九九八十一回了。”
  三个月后，我叔叔出院了。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有时需要坐到轮椅上。他似乎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又给我爷爷打了个电话：“爹呀，我老是累，好做梦，梦见回到了你身边，回到了老鹰崮……”说着说着就哭了。
  “瞎说什么？咱爷俩还没见面呢。等上边政策松些的时候再说。”
  “爹呀，我上次说的要为家乡办的事，还是得办呀。”
  “这才像老二嘛。”我爷爷高兴地问，“那你想办什么事呢？”
  “还记得我上学的爱济小学吧，我想捐笔钱给他们。”说着说着又抽泣起来。叔叔说，他一生清贫，辛苦积攒了约几十万台币（合人民币30万），如今儿女均已学成独立，都用不着，就想为家乡……
  “好事，这是好事！”我爷爷马上喊道。接着，我爷爷告诉他爱济小学解放后就换名了，现在是县实验中学。又说，此事重大，容再三斟酌。
  这样的大事我爷爷肯定与我商量。很快他又把我叫到了老家。
  这时，祈安哥提出了一个问题，挺尖锐的：“爷爷，我看这事要冷静。一、爱济小学已不复存；二、现在的县实验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中学，县里也重视，整天拨款，根本不缺钱。我倒想，俺叔叔这钱不如捐给最需要的学校，就像那崮下村小学。”祈安哥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凭什么城里的孩子上那么好的学校，农村的孩子就上差的学校。好学校的孩子将来可以考好大学，差学校的孩子日后只能是种地。这太不公平！照这样下去，到了下几代还是不平等。当年，我只上了五年级……”
  祈安哥的公司虽有了很大规模，但他一直怨恨自己上学太少，他只上到五年级就辍学了。这其中既有当年的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你别说，祈安的话我爱听，像我的孙子。”爷爷表态了。他最后说：“不行就把钱使在崮下村小学。正好，可解决附近七八个村的上学问题。”
  “可叫崮下村中心小学。”我说道。
  “不，还是叫爱济小学。人老了有个怀旧心理。”最后证明，我爷爷说得对，我叔叔也坚持叫爱济小学。
  把这意见给我叔叔一说，叔叔当即同意了：“好主意，自古救穷不救富……”
  最后，他爷俩还商定：可以立个纪念碑，但只许这样写：爱济小学原学生，王续荫捐建。别的什么不注。同时，爱济小学四个字，由我爷爷书写。
  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在30万元可是笔巨款。
  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来了，很殷勤地到县政协看望我爷爷，言谈话语间，很是关心款子什么时候到位。
  县教育局长来了，请我爷爷到的德顺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