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已经上马了，发现我爷爷眉头紧蹙，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心事，就让警卫员在前边走：“汉魁兄，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我爷爷稍作沉吟：“那四兄弟呀，既然要投共产党，我就剩下一件心事了，那就是你二侄子呀，前些天，他还来了一封信，说调到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去了。那是正规军，去了就给了中尉军衔，你说这……”
  那四一下压低了声音：“汉魁呀，按说照纪律，我不该对你多舌，但我们毕竟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所以我就给你透点消息。二侄子调到青岛保安总队是因他日语讲得好，是随总队长李先良前往接收青岛的。你放心吧，二侄子干的是文官。再说，我们地下党正在想法策反他。”
  我爷爷马上喜上眉梢：“那就好，那就好……”
  那四说：“二侄子也是个人才呀，将来我们建设新中国是少不了各类人才的。这事你放心就是了。”
  那四策马而去，这是两人所见的后一面。林彪的四野进关时，时任师长的那四因负伤而转业在了东北的林业部门，我“二奶奶”亦同时转业。他们在东北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
  大约是在1946年的三四月间，反正是阴历刚过了寒食节（即清明），地里到处都是上坟的，我爷爷终于将自己的一干人马交给了共产党，接受他们的改编。
  当时的国内形势正是趋于大战爆发前的平静时期，军调部济南小组（中共代表为陈叔亮，国民党代表涂叙五，美方代表雷克，随行人员十余人）正东奔西走，做着表面文章。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双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大动干戈。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凭地里一下多出来一支一千多人的武装（有枪者），岂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爷爷的队伍被暂编为军区特务团。我爷爷任团长，政委当然是新派的，据说是陕西人，“沾边”的老红军（即红军到达陕北后参军的，并未进行过长征），好吃面，好喝羊肉汤，好把“我”说成“俄”。
  改编大会在县教堂隆重举行。但我爷爷这个团长居然没有出席——因为他坐着一辆破美国吉普吐了一路，到了会场时，已吐得五脏六腑全部倒了个个，一睁眼就晕，只能卧床休息。他对那位政委说：“看……看来，我没有当官的命……”
  不能坐车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那时的部队已经过了骑马指挥作战的年代。即便是骑马，我爷爷骑得也不顺溜。他最擅长的还是骑驴，但天下有骑驴指挥作战的将军吗？
  部队改编完毕后，接着就南下泰安，参加对泰安的保卫战。这一路上要走二三百里路，没办法，我爷爷只好告假休息，指挥权暂交副团长来顺。
  泰安围困战一完，特务团接着挥师南下枣庄，配合北上的新四军一部围攻枣庄、峄县一带之敌。
  就这样，队伍越打越远，他这个空头团长越来越没意思。很快，他就写了一份辞职报告，递交给了山东省军区。信的开头，用的竟是我们的祖传家风“爱读书，勤务农，不做官，做善邻”的十二字口诀。
  当时的山东军区政委是陈毅，省政府主席是黎玉。他们看了辞告觉得“情有可原，照准”。但考虑到我爷爷的社会地位以及对于“人民军队建设所做的贡献”，便委任他为省参议院参议员（一月发120斤小米）。遗憾的是，他这个省参议员从未参加过一次省参议会，只有那个议员证是真的。
  这个小本本为红皮，布装。里边有毛泽东、朱德的油印像，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参议员证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现在，这份参议员证仍保存在我的家里。我不知它应算哪一级的文物，但我敢肯定的只有一条，凭谁出多少钱我都不卖！
  第四部分
  第37章
  山雨欲来——就要土改啦（1）
  说起土改，人们并不陌生。它是发生于1946年至1953年的波及全国范围的一场土地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把原先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无偿地分给占大多数的农民。
  我们对于土改的感性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和小说，如丁铃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
  说到土改，就要说到我爷爷的另一位老朋友关润林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关润林和无官一身轻、无财不怕抢的我爷爷完全不一样，他还是个有着大批土地和财产的大地主，尽管他在抗战期间支持过抗战，是个开明地主，但开明地主也是地主。据说，听说关润林在被乱棍砸死后，我爷爷曾暗暗庆幸自己：这才叫破财免灾，多谢佛祖了。
  自我爷爷揣上了省参议员的空衔后，他便在崮下村落了户。在这儿落户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是王家老镇伤了他的心，再说，那儿也没什么人了；二则是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坟就在老鹰崮下，住在这儿可时刻与她们为伴。于是，我爷爷就在村北头的坡地上盖了两间小屋子，与我奶奶相依为命。偶尔地，回城里的炭栈看看（当地政府为了他的生计，还给他留下了这家炭栈。这家铺子也在1956公私合营了）。这个时候的我爷爷，说高雅点是“闲云野鹤”，说通俗点就是个“领小米的老农民”（比县长领得还多）。
  在我爷爷的记忆中，我党真正下决心搞土改是在1946年，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以后（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是因形势已经明朗：内战不可避免，必须早做准备！而这个准备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钱！至于兵源倒不缺，解放区有的是人。
  就这样，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为了调动老百姓参战的积极性，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土改开始了……
  大约是1946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懒洋洋的阳光照在懒洋洋的我爷爷身上。他正在屋外的坡地上同我奶奶一起晒柿饼和山楂片。这时，山下来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农民打扮，但却推了一辆当时极少见到的胶轮独轮车。事后才知道，那是关润林派来接我爷爷下山的“专车”。
  “不好了，王先生。关老爷让我们来请您……”来人惊慌失措，有喊王先生的，也有喊王参议的，但最后大伙统一了称呼，都喊王先生。而我爷爷，似乎也更喜欢后一种称呼。
  “有话慢慢说。”我爷爷将他们让进屋，泡上了茶，又拿出了一些当年的新花生。
  “要土改了，我们关老爷已被管制了……”
  “什么叫管制？”我爷爷问，这在当时是个新名词。
  “就是被关在自己家，不允许随便走动。”为首的自我介绍说，我叫常锁，是关润林家的长工头头。常锁为人忠厚老实又孝顺，为了照顾多病的老母亲，如今30多了还没成家。他虽是外姓，但关润林从不把他当外人。
  “谁下的命令？”我爷爷当时很吃惊。但以后发展到可以随便打人、杀人的时候，我爷爷曾为这时的吃惊而深感幼稚。
  “贫农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抢先道。他是个孤老头，有个不雅的名字叫狗剩，他介绍的情况更让我爷爷吃惊：所有财主家的人员分开关押，女眷单关，并不得见面。
  “那关家二奶奶呢？”我爷爷急切地问道。
  常锁说：“单关呗，二奶奶哪里受过这苦？成天价哭。更糟的是，他们那小闺女雅丽，才刚刚16岁，也被从潍县的学堂里叫回来了。”
  “雅丽那孩子也被管了？”我爷爷真的着急了。他历来喜欢关润林的这个二房媳妇生的丫头，人又漂亮又机敏。他甚至有跟关润林攀亲的意思，那就是让我父亲跟雅丽成婚。
  关润林虽然富甲一方，但也不是那种吃喝嫖赌的人。他一生就娶了二房女人，一是大老婆方氏（即关庆民的生母），可惜方氏死于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那时，关庆民还在济南模范师范读书。关润林一腔希望全部放到了这个独生儿子的身上，丝毫不想续弦的事。不料儿子信了共产主义，并回乡搞农民起义被判了17年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关润林才娶了这位比他小了近20岁的二房。这二房的娘家是个破落地主，从小没吃过苦，小时还读了三年书。她自忖自己这般境地，亦不可事事十全十美。嫁个年龄相当的年轻人，一怕自己吃不了苦，二怕人家不好好待诚自己。嫁给关润林呢，除了年纪大点，其余事事顺心，生活优裕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关润林是真的宠爱自己。有了这一点，做女人的还不就一百个满意了吗？故两人婚后感情甚好。王达礼当时还开玩笑说，这叫老牛吃嫩草。
  两人婚后不久，他们生下了关庆民的妹妹关雅丽，关雅丽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像关润林那样聪明善良，像其母那样漂亮温柔，十四五岁就出落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眼下，听说女眷也被关押了，我爷爷是真的急了：“那村公所呢？原先的村公所就不管事了吗？”
  关家桥是个大村，村公所也很大。从1943年起，就成了共产党的根据地。打鬼子的时候，我爷爷他们偶尔去过村公所派饭派粮，一会儿就办了。
  “他们都靠边了，现在是贫农团当家，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大伙七嘴八舌地说道，工作队的成员大都是以胶东过来的干部为主，因为他们那儿土改搞得早有经验。工作队队长才20岁出头，是文登人，说话慢声慢气，但办起事来却急狠，曾一巴掌把村东头的赵来悦扇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