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作者:王金年 更新:2021-12-07 14:38
当然是公派。如果成行,日伪当局每月发给他生活学习费用80元。这在当时是个很高的数目,须知,那时的一些中小学教师的薪金,亦不过每月50到100元!
只可惜,因我父亲的缘故(他那爱惹事的哥哥参加“重庆地下分子”领导的抗日活动)和他自身的缘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仅仅是国军少将了,很可能是当时台湾驻日本大使!
当时日伪教育的方针是:“救助文盲,辅助失学”、“贯彻东西一体之精神”、“中日亲仁善邻,力求共存共荣”、“依据东方道义要谛,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努力实施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
日本教师同中国学生之间基本可以和睦相处。有时,还会像朋友一样开玩笑。我父亲班上的(这时,他弟兄俩已不在一个班了)日语老师名叫东野三郎,是日本山口县人,在家时就是中学教师。后在关东军服役,因车祸摔断了腿,以后来青岛教日语。任职期间他曾两次回日本探亲,每次回来,总要捎些糖果给同学们吃。东野的汉语比较差,我父亲等几个同学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钱让同学给他买地瓜胶吃(一种土制糖果):“那稀(是)什么……”
我父亲就说:“那稀(是)狗屎。”
东野就直咂舌头:“好好,狗屎好气(吃),狗屎好气(吃)……”
东野上日语课时,严格要求用日语点名,对话。但课后他又会向同学们学汉语。并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记,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还要求中国同学帮他纠正,他经常邀请同学们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热情接待。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调皮”,还送了他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铜佛做纪念。
东野讲课好举实例,用事实说话。比如讲,他说中国首先是政治腐败,全国没有高效统一的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众的生活却一贫如洗,导致社会不公……他又说日本先进,中国落后,所以中日应互相提携,共同发展。他以1937年为例说:日本的钢产品是580万吨,生铁239万吨,石油169万吨,水泥611万吨,发电量303万千瓦,工业总产值是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成为工业强国。
“反观你们支那,”东野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4.6亿人口,1142万平方公里(含外蒙),拥有丰富的鸡(资)源,可以上这些项目,你们却连日本的零头都够不响(上)。你们只有13.6亿美元的产值,农业产值就占了90%。我们能造所有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你们只能造汉阳造的步枪,连机关枪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这个……”东野竖起大拇指,“支那的,这个……”再竖竖自己的小拇指。
这么一比,常把同学们比得灰头灰脸。
尽管日本老师东野同他的中国学生们个人关系很好,但这并不能阻挡同学们日渐增长的抗日情绪。同理,他最喜欢我父亲,但我父亲的抗日情绪也最烈。
说我父亲在上初三时就是光荣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认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真事。只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称之为“重庆地下分子”!
把我父亲发展为“地下党”的,是另一位国民党的地下党。他姓赵,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诗,而且上课前从不备课,但学生就爱听他讲课。赵老师是军统的骨干分子,也有说他是军统青岛站副站长的。说起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么行刺,暗杀或搞爆破,而是听收音机,记录新闻,然后刻印成传单散发。
当时,日本当局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老百姓只能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或四管收音机。三管只能收青岛的,四管只能收北平的。同时实施收音机登记收费办法,凡有收音机的,电台每月派人收取所谓的“收听费”(大概就像现在的管理费)。由日本宪兵亲自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在收音机上贴上一张盖有“日本宪兵队检阅济”的纸条(就是“验讫”的意思)。如果发现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收听敌台的证据。灾难将随之而来。
赵老师同我父亲的武器恰好是一台两波段的收音机。那时,赵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两人常常以讨论功课为名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然后将广播内容记下,再交相关人员刻印成传单散发。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一律是单线联系奇Qīsuu.сom书。纪律一点也不比我党的差!
大约一直干到1942年,赵老师终于被发现了。发现他的是另一位老师,教数学的,外号蛤蟆眼。这人的实际身份是南京汪系76号的特务,同时又是日本人在青岛的黑社会组织“地涌塾”的成员。单从“塾”的字义讲,是个学习团体,但他实际上以学习为表象,实为培养为日本人工作的特工人员,他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地点设在太平路栈桥西边郯城路南口的一个小院内。由日本人提供全额拨款。对学员进行忠君、爱国、爱东亚、灭共产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学习拳道、剑术等等。
蛤蟆眼对赵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终于在一天晚上逮捕了他。并当场搜出了那部两波段的收音机。巧的是,我父亲那天不在。日本人将赵老师抓进宪兵队进行了严刑拷打,要他说出他的下线。但赵老师死也不说,致使日本人束手无策(赵后来被判处15年监禁,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出狱,由戴笠派专机接回重庆)。
蛤蟆眼将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平时与赵老师“过从甚密”的我父亲,但苦于没有具体证据又不好随便捕人。这时东野老师起了个好作用,他拍着胸膛说:“王的好学生,反日的不回(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不料这时我叔叔又“出事”了。
......
第三部分
第31章
“重庆地下分子”及赴日留学梦(2)
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一点不假。我叔叔上中学后,老实、木讷、本分的性格几趋形成。平日里,他就知道学习。他数学、三角、几何、物理一般,但日语学得挺好,常常是“优等生”,月月能拿奖学金。兄弟俩星期天下馆子吃海鲜,全是弟弟请客。
顺理成章的,我叔叔的大名上了“赴日留学生预备名单”。这时,班里的一名叫静江美惠子的日本女同学爱上了我叔叔。日本小姑娘的示爱方式丝毫不亚于欧洲女孩,同样的大胆而热烈。她的父亲是青岛一座日本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她经常给我叔叔买好吃的,一口一个“续荫君”,喊一声鞠一个躬。她还常常到我叔叔住的集体宿舍里找出他的脏衣服来洗。有时星期天,她还雇上一辆黄包车拉着我叔叔去游玩。
不过,我叔叔的艳福终于招来了他班上几个日本男生的嫉妒,他们抽空子在一天晚自习后,把我叔叔痛打了一顿。
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他专门选在大白天上课的时候,手提一根大木棒(用报纸包好),从教室后门进入,照着打我弟弟的几个日本男生每人一棒,直打得那几个小子躺在地上哇哇乱叫。我父亲还不罢休,吼道:“今天下午大操场,武士大大的,谁不去谁孙子……”
说完,扛起木棒扬长而去。
事情当然闹大了,学校决定开除我父亲。
正巧,日方外调我家情况的人员也回来了(赴日留学生一律政审,日本人的政审同样严厉,家里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日背景)。结果令校方大吃一惊: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抗日武装首领,断不可重用……(此前,兄弟俩的档案填的是“小商人”,父亲为沂蒙县“穆陵关炭栈”老板。)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兄弟俩均被学校以“打架斗殴,滋事挠学”为名,驱出校门。
......
在回家的火车上,兄弟俩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先是哥哥问:“怎么样,那个……那个她了吗?”
弟弟不解:“哪个哪个呀……”
哥哥有点急:“那个就是那个呗……”说着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弟弟明白了:“没……没那个。但那个了……”
轮到哥哥不明白了:“那个是哪个呀……”
弟弟又瞧不起了:“那个还不明白呀,真是……”说着做了个亲嘴的动作。
“原来是这个呀?”哥哥马上又瞧不起了,“这个算什么呀,要是我,早干了!不干白不干。”
“她倒是让我干来……”弟弟有几分懊丧。
“傻吧……”哥哥哼了一声。
需要交代的是,静江美惠子一年以后,还专程到沂蒙找过我叔叔,她去了“穆陵关炭栈”。但到那里哪能找得到人呢?最后是几经打探,才知道我们家是老鹰崮的人,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怎敢贸然上山。这位多情的日本姑娘只好怅然返回。
第四部分
第32章
第三次大围剿(1)
小兄弟俩回到老鹰崮不久,就发生了日寇对老鹰崮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的事件。
只可惜,因我父亲的缘故(他那爱惹事的哥哥参加“重庆地下分子”领导的抗日活动)和他自身的缘故——他跟班上的一名日本女生“拍拖”,受到其他日本男生的忌妒,因而未能成行。若不,他就不仅仅是国军少将了,很可能是当时台湾驻日本大使!
当时日伪教育的方针是:“救助文盲,辅助失学”、“贯彻东西一体之精神”、“中日亲仁善邻,力求共存共荣”、“依据东方道义要谛,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努力实施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
日本教师同中国学生之间基本可以和睦相处。有时,还会像朋友一样开玩笑。我父亲班上的(这时,他弟兄俩已不在一个班了)日语老师名叫东野三郎,是日本山口县人,在家时就是中学教师。后在关东军服役,因车祸摔断了腿,以后来青岛教日语。任职期间他曾两次回日本探亲,每次回来,总要捎些糖果给同学们吃。东野的汉语比较差,我父亲等几个同学就捉弄他。有一次,他出钱让同学给他买地瓜胶吃(一种土制糖果):“那稀(是)什么……”
我父亲就说:“那稀(是)狗屎。”
东野就直咂舌头:“好好,狗屎好气(吃),狗屎好气(吃)……”
东野上日语课时,严格要求用日语点名,对话。但课后他又会向同学们学汉语。并用小本本一字一句地记,常常背到半夜,第二天还要求中国同学帮他纠正,他经常邀请同学们去他的住地去玩,只要去了,他就热情接待。他非常喜欢我父亲的“调皮”,还送了他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铜佛做纪念。
东野讲课好举实例,用事实说话。比如讲,他说中国首先是政治腐败,全国没有高效统一的政府,官员普遍贪污,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众的生活却一贫如洗,导致社会不公……他又说日本先进,中国落后,所以中日应互相提携,共同发展。他以1937年为例说:日本的钢产品是580万吨,生铁239万吨,石油169万吨,水泥611万吨,发电量303万千瓦,工业总产值是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成为工业强国。
“反观你们支那,”东野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4.6亿人口,1142万平方公里(含外蒙),拥有丰富的鸡(资)源,可以上这些项目,你们却连日本的零头都够不响(上)。你们只有13.6亿美元的产值,农业产值就占了90%。我们能造所有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你们只能造汉阳造的步枪,连机关枪都造不了……所以,日本的这个……”东野竖起大拇指,“支那的,这个……”再竖竖自己的小拇指。
这么一比,常把同学们比得灰头灰脸。
尽管日本老师东野同他的中国学生们个人关系很好,但这并不能阻挡同学们日渐增长的抗日情绪。同理,他最喜欢我父亲,但我父亲的抗日情绪也最烈。
说我父亲在上初三时就是光荣的地下工作者,你可能认为我在吹牛,但我要告诉你,这是真事。只是,他并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而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日本人称之为“重庆地下分子”!
把我父亲发展为“地下党”的,是另一位国民党的地下党。他姓赵,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尤其精通先秦散文及唐诗,而且上课前从不备课,但学生就爱听他讲课。赵老师是军统的骨干分子,也有说他是军统青岛站副站长的。说起他们从事的地下工作,甚是好笑,根本不是什么行刺,暗杀或搞爆破,而是听收音机,记录新闻,然后刻印成传单散发。
当时,日本当局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的思想,对收音机管制特别严。老百姓只能使用伪“华北广播协会”监制的三管或四管收音机。三管只能收青岛的,四管只能收北平的。同时实施收音机登记收费办法,凡有收音机的,电台每月派人收取所谓的“收听费”(大概就像现在的管理费)。由日本宪兵亲自挨家挨户检查收音机。认为没有问题的就在收音机上贴上一张盖有“日本宪兵队检阅济”的纸条(就是“验讫”的意思)。如果发现收音机是“超外差式两个波段”的,那就是反满抗日,收听敌台的证据。灾难将随之而来。
赵老师同我父亲的武器恰好是一台两波段的收音机。那时,赵老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两人常常以讨论功课为名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然后将广播内容记下,再交相关人员刻印成传单散发。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一律是单线联系奇Qīsuu.сom书。纪律一点也不比我党的差!
大约一直干到1942年,赵老师终于被发现了。发现他的是另一位老师,教数学的,外号蛤蟆眼。这人的实际身份是南京汪系76号的特务,同时又是日本人在青岛的黑社会组织“地涌塾”的成员。单从“塾”的字义讲,是个学习团体,但他实际上以学习为表象,实为培养为日本人工作的特工人员,他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老师和学生,地点设在太平路栈桥西边郯城路南口的一个小院内。由日本人提供全额拨款。对学员进行忠君、爱国、爱东亚、灭共产的思想教育,同时还要学习拳道、剑术等等。
蛤蟆眼对赵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终于在一天晚上逮捕了他。并当场搜出了那部两波段的收音机。巧的是,我父亲那天不在。日本人将赵老师抓进宪兵队进行了严刑拷打,要他说出他的下线。但赵老师死也不说,致使日本人束手无策(赵后来被判处15年监禁,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出狱,由戴笠派专机接回重庆)。
蛤蟆眼将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平时与赵老师“过从甚密”的我父亲,但苦于没有具体证据又不好随便捕人。这时东野老师起了个好作用,他拍着胸膛说:“王的好学生,反日的不回(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不料这时我叔叔又“出事”了。
......
第三部分
第31章
“重庆地下分子”及赴日留学梦(2)
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一点不假。我叔叔上中学后,老实、木讷、本分的性格几趋形成。平日里,他就知道学习。他数学、三角、几何、物理一般,但日语学得挺好,常常是“优等生”,月月能拿奖学金。兄弟俩星期天下馆子吃海鲜,全是弟弟请客。
顺理成章的,我叔叔的大名上了“赴日留学生预备名单”。这时,班里的一名叫静江美惠子的日本女同学爱上了我叔叔。日本小姑娘的示爱方式丝毫不亚于欧洲女孩,同样的大胆而热烈。她的父亲是青岛一座日本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她经常给我叔叔买好吃的,一口一个“续荫君”,喊一声鞠一个躬。她还常常到我叔叔住的集体宿舍里找出他的脏衣服来洗。有时星期天,她还雇上一辆黄包车拉着我叔叔去游玩。
不过,我叔叔的艳福终于招来了他班上几个日本男生的嫉妒,他们抽空子在一天晚自习后,把我叔叔痛打了一顿。
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他专门选在大白天上课的时候,手提一根大木棒(用报纸包好),从教室后门进入,照着打我弟弟的几个日本男生每人一棒,直打得那几个小子躺在地上哇哇乱叫。我父亲还不罢休,吼道:“今天下午大操场,武士大大的,谁不去谁孙子……”
说完,扛起木棒扬长而去。
事情当然闹大了,学校决定开除我父亲。
正巧,日方外调我家情况的人员也回来了(赴日留学生一律政审,日本人的政审同样严厉,家里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日背景)。结果令校方大吃一惊: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抗日武装首领,断不可重用……(此前,兄弟俩的档案填的是“小商人”,父亲为沂蒙县“穆陵关炭栈”老板。)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兄弟俩均被学校以“打架斗殴,滋事挠学”为名,驱出校门。
......
在回家的火车上,兄弟俩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先是哥哥问:“怎么样,那个……那个她了吗?”
弟弟不解:“哪个哪个呀……”
哥哥有点急:“那个就是那个呗……”说着做了个下流的动作。
弟弟明白了:“没……没那个。但那个了……”
轮到哥哥不明白了:“那个是哪个呀……”
弟弟又瞧不起了:“那个还不明白呀,真是……”说着做了个亲嘴的动作。
“原来是这个呀?”哥哥马上又瞧不起了,“这个算什么呀,要是我,早干了!不干白不干。”
“她倒是让我干来……”弟弟有几分懊丧。
“傻吧……”哥哥哼了一声。
需要交代的是,静江美惠子一年以后,还专程到沂蒙找过我叔叔,她去了“穆陵关炭栈”。但到那里哪能找得到人呢?最后是几经打探,才知道我们家是老鹰崮的人,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她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怎敢贸然上山。这位多情的日本姑娘只好怅然返回。
第四部分
第32章
第三次大围剿(1)
小兄弟俩回到老鹰崮不久,就发生了日寇对老鹰崮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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