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总的看来，也还有用。
  三、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
  我国已经同一百三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二百六十三个政党有交往。一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对来访者都要安排你们去会见，恐怕谁也受不了。
  现在的会议很多，如果每会必到，恐怕也办不成大事。你们现在的工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紧急事情要处理。
  你们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还是一句老话，开会不要开死人。
  *这是陈云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悼念李先念同志（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悼念李先念[1]同志*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注「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第378页。」）余部四百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九五四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注「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三年辞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九八四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第242、269、314、341、379页。」）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七七年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二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后任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先后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的职务。——第262、283、298、330、351、358、363、379页。」）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注「邓大姐指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第379页。」）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先念同志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
  注 释：
  *本文原载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1]先念即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六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八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第197、235、252、341、345、363、378页。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
  （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
  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很好。
  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第239、275、293、314、320、336、380页。」）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实行分税制（注「分税制是一九九四年我国全面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它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三部分。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这种体制，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第380页。」），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上海和全国其他各地都表示赞成，说明大家是顾全大局的，我很高兴。
  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注 释：
  *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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