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结果终于出来了，分房的第三榜，这决定性的榜上，周星仍然是名落孙山。丁小薇一肚子气没地方出，把周星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只得默默地忍受着。小薇看看丈夫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心疼了，她转而温存地捧起周星耷拉着的脑袋，使劲地吻了一下说：
  “算了，我们不求他们！没房子我们自己建。”
  “什么！自己建房？哪有地皮啊？”周星瞪大眼睛问。
  “有，我家的老屋前还有一块空地，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现在成了我姐家的小花园。我们住房困难，和姐姐商量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他们愿意，就两家共同开发，建一栋三层小楼。”丁小薇说到这儿又想起了一件事：“周星，你这人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我们住房的事，你爸都比你看得准，他老人家早就预测你会分不到房的。什么排行榜不排行榜的，人家早暗箱操作好了。我们姑且不谈这次失败，就谈下一次分房吧，按理你该是排头一名吧，可到时你能排到中间就不错了，弄不好还是榜上无名。你不懂暗箱操作的利害，硬梆梆的又不会请客送礼，该轮上你的好事都会跑掉。”
  周星一听火又上来了：“那不黑了天！我上告。”
  “黑了天又怎么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谁叫你家没埋好祖坟，不出当官的人才。你看人家当官的，每次分房都有份，他空出的旧房都轮不到你呀。”
  丁小薇几句话激得周星心中怦怦乱跳，不禁想起一些往事，埋怨起被工人群众称呼为“老黄牛”的父亲周元凱来：
  “都怨我那太忠厚老实的父亲，在单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干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的劳模，当了三次分房小组的组长，居然三次都把应该分给自己的住房让给了别人，好像别人都比自家困难似的。现在好了，退休下来，人走茶就凉，全家老小都没了指望。什么‘老黄牛’，我看他是十足的老糊涂。”
  周星一生气丁小薇却笑了：“你也别把你父亲看成那样，老人家也挺可怜的。他见儿孙们住房这么困难，心上像压着块大石头，在你妈面前抹眼泪说：‘我欠孩子们太多了，我这一辈子就剩最后一个心愿，要让孩子们住上新房。’他又说：‘国家目前还困难，我们不去给组织上增加麻烦，想办法自己盖个简易楼吧。’后来，爸就找我姐商量了地皮和建房的事。”
  盖新房的事经商定和申报批准后便紧张筹备起来。首先是缺钱，积蓄不多，借贷无门，剩下只有一条路，各尽所能凭劳动去挣钱。房子是两家合建，预算资金至少是八、九千元人民币。两家的大人、小孩、老人为实现新房之梦全动员了起来。周星是一家之主，挣钱自然要带头。自打得过大奖之后，慕名来求周星设计产品包装和广告创意的客户多了起来，但上班的时间仅八小时，一天下来也干不了多少活。产品上市是不能等人的，于是一些客户就私下与周星打交道：
  “周设计师，你回家帮我们设计一下吧，报酬照付再补上夜班津贴。”
  周星心动而又不敢：“不成，厂领导说过，任何干部、工人下班后不准搞第二职业，那是变相走资本主义道路，抓住了要严加处理。”
  客户一急又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如今在外面搞第二职业的人多呢！你还蒙在鼓里，就你们那个最不开窍的牛倔科长都偷偷干上了。再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还要图个长期合作嘛。”
  周星转念一想，我一不偷二不抢，靠劳动挣钱也犯法吗？宪法上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劳动自由吗。再说自己是被逼出来的，市里文件都下了，厂里该加的薪还是不加给自己，该分的房，也变着戏法不分给自己；厂里不仁，我也就不义了。就这样，周星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起了本是合法的业余劳动。
  这日子苦哇，周星的生活规律完全乱套了，生物钟完全破坏，视力急剧下降，不得不带上眼镜；胡子竟然也在争比速度，长得特别快。朋友见面总会说：
  “哇！周星，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怎么回事？竟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
  周星无言以对。他不累吗？不！他不是铁人，他太累了。每当疲劳像恶魔般无情袭来时，他就望一望睡得香甜的女儿周灵洁，望一望梦中还在说：“好美啊！这是我们家的新房子？”的妻子。他觉得自己欠妻子和女儿太多，没能让她们生活得幸福，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改变现状。好几次疲惫至极的周星心口慌乱地蹦跳，有种窒息和死亡的迫近感，他终于害怕了，只有对生命做出暂时的妥协，休息一会儿再干。同样是好多次，小薇心疼丈夫，闪着泪花依偎在丈夫身边说：
  “周星，房子的事就算了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能拼命啊！没了你，我娘俩能活好吗？有鸡叫天要明，没鸡叫天也要明，没住上新房子，只要全家老小安康，日子不也顶幸福吗。”
  每当这时，周星只是感动地吻一下妻子说：“你去睡吧，别为我担心，我自己会掌握分寸的，该睡时我会睡。”
  可小薇能睡得着吗？她得为丈夫准备一点宵夜。
  丁小薇为着园新房梦节衣缩食。周灵洁学着母亲，为了园新房梦，已经存满了好几个小猪瓷罐的零花钱也拿出来了。周星那个“老黄牛”爸爸周元凱为了圆这个梦，(奇*书*网^.^整*理*提*供)在市文化宫找了两份临时工作，早上当大楼的清洁工，白天又当阅览室的管理员。老人家把烟也戒了，又偷偷地卖掉了自己冬天的皮大衣。稍有空闲，他还会上街拾一些可以卖给回收部的杂物。全家老小常把一些弃置路旁的旧砖块拾回家集中起来。可别小看这些旧砖，买起来可是一毛钱一块。全家老小的诚心感动了一位大工地上的包工头，他把拆旧楼地基上的许多红条石送给周家，但得自己去挖、去搬取。周星发动了许多亲戚朋友足足帮了两天的忙，使地基石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秋天，开工的爆竹终于欢快地响起来了。地基一下完，挖出的废土成堆妨碍着施工，请人清理又得花钱，还是自己动手吧。周星的弟弟周明帮忙来了，挡不住的老爸周元凱也来了，一家老小都做着各自力所能及的事。一铲又一铲，一车又一车，一天又一天，汗水浸泡着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第四天，最后一车余土刚拖走，老爸周元凱倒下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医院，一诊断，是胃癌晚期。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医院？你们家属是怎么关心病人的？老人的胃病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从极普通的胃病一步步发展成这个样子的，如果及早手术治疗，就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大夫的谴责鞭挞着每一个亲人的心。
  谁能知道周家这本难念的经呢？只有与周元凱相濡以沫的周妈。五十年代的周元凱在单位是挑大梁的大班长兼局工会委员，在家要用微薄的收入养活六口之家。在内外沉重的压力下，他不仅人瘦如猴，而且患下了严重的胃病，全靠胃舒平和苏打粉支撑着自己。但他勤恳敬业，克已奉公，把每次补助的机会、休养的机会让给别人，就连单位为他特意订购的牛奶也让给了别的病号。贫困的家中每月的下半月都必须借债，但他从未向组织上吭过一声。到了六十年代初，周元凱的胃病更严重了，但他仍是从不向组织上伸手，领着孩子们挖草根吃糠饼，吃南瓜叶和花，度过了饥荒。休息日的周元凱像个神农，到野外去尝遍百草为孩子们找点能吃的草根和植物，因而时常中毒嘴肿得老大。组织上要周元凱去医院动手术治胃病，他又拒绝了。他对老伴说：“我身体太虚，万一死在手术台上，这一家老小怎么办？”文革中的周元凱时逢国家动乱，单位领导班子瘫痪，他又错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现在已经退休的周元凱为了能让儿子住上新房又拼上了老命。周元凱是个实实在在的好工人、好丈夫、好父亲，可他总认为自己不合格。他是头真正的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周妈不善辩解，也不想为自己开脱，她一遍又一遍为丈夫擦去因疼痛冒出的虚汗，想尽一切的办法为老伴减轻痛苦。
  周元凱的手术出乎意料的快，不到一小时，主刀的大夫就从手术室出来了。周家的人紧张的地围了上去，只听大夫说：
  “太晚了，周元凱的胃癌已经全面扩散到腹腔的其它部位，内壁、内脏许多部位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无法进行手术。如强行大面积切除，有死在手术台上的可能，我们只好将切口重新缝合。”
  周妈和儿子周星几乎异口同声的追问：
  “不动手术切除还能活多久？”
  “少则三天，多则三个月。”说完，大夫摇摇头走了。
  三天后，周元凱终因病情太重离开了人世。临终他让儿子周星、周明扶着半坐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我，真舍不得这一家人！要……要照顾好妈。要……要听党的话。”喘了几下他又说：“儿子，我，看不到你的新房子了。”
  周星看着父亲流出了最后一滴泪水，闭上了眼睛，最后一丝气息缓缓地从父亲半张的口中呼出。周家的哀号声惊天动地。
  守灵之夜，周星望着老父亲安详而沟壑纵横沧桑的脸，觉得老父亲还活在自己身边，于是，他就着长明烛忽闪摇曳的光欣然命笔。他在标题上写下了《老父亲的脸》几个大字后，字字句句便如泪珠般地滴落下来：
  那是一道道的山峦，
  那是一条条的沟壑，
  那最深最长的一条啊，
  是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