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四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直喘粗气，喷出的气在嘴边形成一朵朵的白色气雾，又不能停下休息一会儿，只有咬牙挺着。排队待装淤泥的社员是乎在有意挑战，扁担横在肩上根本不拿下。有的社员在偷笑说：
  “这下可要把这几个白脚骨子累垮。”
  欧阳文涛真想坐在地上大哭一场，自从出世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的罪呀！她又反思，农民也是人，他们能受得了，我也过得去。但转念又想，他们是土生土长从小锻炼过来的，习惯了也就不觉辛苦；而我们一踏上这块土地就得和他们一样干，连缓冲过渡的时间也没有。还有，每天的伙食又比农民差许多，真可谓是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农村的孩子有个家，有父母疼，可谁来疼我们呢？每天大家筋疲力尽地回到知青宿舍还要自己烧饭、洗衣、累得连话也不愿说。可农民比我们好，家中的老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男人们尽可好好地休息、抽烟、窜门子。于是，一种委屈之情便堵在欧阳文涛和知青的胸口不肯下去。欧阳文涛偷眼看了一下曾小芳，发现她眼睛潮红，泪珠直在眼眶里转。这一切知青头儿江海浪都看在眼里，虽说自己不算是什么官儿，但他是有责任来帮助自己同学的。他和张大山一边铲泥一边轻声嘀咕了几句，便直起身子对围在四周等待装泥的社员说：
  “你们来四个社员和我们换一下好不好，否则即担误时间，我们也吃不消。要不你们再来几个社员帮着铲泥也行。”
  可社员们大眼瞪小眼竟无一人响应。张大山忍不住用手指着另外一角说：
  “你们是存心整人还是为了偷懒？那边还有几组铲泥的地方，为什么不过去？那些社员扶着铲子站在那里休息，等人去装泥，可你们不到那边去装，却排着队全往我们这里挤，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知青好欺负点是吧！还有，你们社员的工分连妇女都比我们男知青高，也太过分了吧！”张大山一恼火，干脆将铁锹往泥上一插，活也不干了。
  江海浪发现直性子的张大山就是不会说话，点出来的虽然是事实，但这样说话却是在打击一大片；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把群众关系搞坏了，今后在这里扎根立脚不是更困难了。他立即拐个弯说道：
  “大山，社员和我们都是一样的群众，都是靠劳动吃饭的农民。记工分的事是队里干部定的，他们也作不了主。”他又回头友好地对社员说：“喂！你们来几个人换换手吧，没看见小欧，小曾都累得不行了吗。”
  挑泥的社员有的无动于衷，有的想上前替换一下，又是乎有所顾忌。这时莫有才从后面挤了过来，大声地骂道：
  “你们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人家知识青年从城里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们不好好帮助人家，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觉悟也太低了！”说完，他便指手划脚开始点将：“秦根子、牛仔、莫老土、莫水生，你们四人过去铲泥。”他又讨好地对欧阳文涛说：“你们两个女知青先休息一下再干。接受再教育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得慢慢来吗。”
  世上的权威和淫威就一纸之隔，眼下江海浪说的话等于放了个屁，可莫有才放个屁，这些人便老老实实地寻着屁的方向找自己的位置。莫有才满意这种权威效应，可欧阳文涛和曾小芳不屑一顾。她们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便咬着牙又挑起了泥担，没有去休息。
  莫有才拉住欧阳文涛的土箕说：“小欧，小芳，去休息一会儿吗！这里有我撑着谁敢说话？工分我会给你们照记的。”
  “不！要歇八个知青一块儿歇。”欧阳文涛倔强地说。
  “我看男知青就免了吧，他们是男人。”莫有才说。
  “女人是人，男人也是人，大家都刚锻炼不久，他们能熬过去，我们也能熬过去。”
  欧阳文涛说完，头也不回地挑着一担淤泥走了。走着走着她才发现挑担也不是轻活，肩上的重担住肉里扣，地上的碎石和瓦片直扎着没有老茧的嫩脚板。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总算爬上了高高的泥塘堤岸，将淤泥倒了出来。淤泥在路上已洒落了一半。小欧和小芳擦了擦汗水，抬头望了望灰兰的天空，长舒了一口气。几只鸟儿自由在地从头顶掠过，她们想起了母校的生活，同时也怀疑，就凭我们这些知青，这样的苦拼苦熬，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吗？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到底是应该用知识来改造落后的农村，还是应该用农民的思想意识来改造我们呢？
  大山和江海浪挑着堆得又高又满的一担泥边走边低声地说话：
  “海浪，你发现没有？莫有才这小子好像在存心整我们几个男知青。我们越是累得够呛，筐里的淤泥就装得越满，无论换到哪一个地方装泥都是这样、好像是得到莫有才的暗示。你看其他的社员，个个筐里的淤泥都装得适可而止，就对我们这样。”
  “我早发现了。还有一点你注意没有？自莫有才发话后，社员们给小欧和小芳筐中装的泥，每头只装一铲就叫走。能照顾女知青我当然高兴，锻炼是有个过程的，但我们也得提防莫有才这小子不安好心。你看他老是眼睛直勾勾地看她俩，特别是对小欧，笑起来嘴都是歪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江海浪的话把张大山逗笑了。
  大山这小伙子讲理，但得理不让人又不讲策略，极易把好事也办坏。他挑完一趟淤泥后故意到莫有才这里来装泥。莫有才见是他的土箕，冷笑着给他上了满满两土箕，而且唯恐在路上洒落，又用铁锹拍紧，拍完觉得还不过瘾，又给加上一铲。这张大山也不吭气，乘人在说话不注意的机会，担起另一个社员的一担淤泥就走。
  “喂！你怎么挑别人的担子走？”莫有才喊了起来。
  “哎！你怎么挑我那一担？”说话的社员发现后也问大山。
  “什么你的我的，不都是一样的吗。”张大山说。
  “怎么一样？你那一担多沉，其码多一倍。大山，你到会捡轻担子挑，”那社员笑着说。
  “是呀！你到是提醒了我，我每一担淤泥都装得满满的，而你们每一担装得都比我们知青少，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欺负人吧！”说着，张大山又冲着莫有才说：“莫会计，我知道你是最不喜欢欺负人的，办事既公平又有头脑，我们俩再换一下工，我给你铲泥，你来挑怎么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说话酸溜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得比旁人多吃一份苦，特别是你这种人。”莫有才说。
  “这么说，今天的事全是你安排照应的罗？”张大山干脆将担子放下说话。
  “是又怎么样？不服，可以去上告哇！……”
  张大山三言二语就和莫有才对干上了。欧阳文涛和江海浪，还有部分社员围了过来，大家费了老大劲才把双方劝开。
  白天的这场纠纷并没有完结，掌管会计的莫有才给张大山记了个全队最低的工分。按生产队的规定：男人全劳动力每天是十分。队长是十二分。会计、出纳、保管员是十一分。青壮年女劳动力每天是八分。放牛娃每天是五分。男知青是七分。女知青六分。可今天张大山只给记了三分，明摆着是给穿了小鞋。就在全体知青筋疲力尽忿忿不平的时候，张大山和他的好友宫勇刚凑钱在外边什么地方喝了烧酒，醉熏熏地回来了。他俩回到宿舍各自寻了一根粗木棒又要出去。在门口洗衣服的靳红红觉得有点不对劲，赶紧去找江海浪商量。
  “站住！你俩喝得醉熏熏地要到哪儿去？拿着木棒想干什么？”江海浪一声吼把刚走出大门不远的张大山和宫勇刚叫住了。
  满面红涨，嘴里直喷着酒气的张大山摇摇晃晃地回过头，还没说话便差点摔倒，又被另一个醉汉宫勇刚恰好顶住了。张大山定了一下神，瞪大眼睛看了一下，又揉了一下眼，他把眼前的江海浪和靳红红看成了重影，便绊着粗大的舌头，答非所问地说：
  “你俩的弟——妹，什、什么时候来的？一、一、一个样子，是——双胞胎？”他又侧过头问宫勇刚：“是，是吧，双胞胎？”
  宫勇刚也语无伦次地说：“二——男，二——女，是，是两对，双——胞胎。”
  江海浪和靳红红又生气又好笑。靳红红又重复问道：
  “江海浪问你俩拿着木棍到哪去？去干什么？”
  “我们，去找那个混蛋，莫——莫有才。他、他、他妈的！依仗他老子是——狗屁队长，欺负咱们知——青，老子不，不吃这一套！跟他没——完！”张大山话还没说完，宫勇刚又接上了：
  “大山说——说得对，太，太欺人了。干活，让我们干——重的，工分，才——三分，还，还不如，放牛娃。想整死咱们，没——没门！”
  醉熏熏的张大山粗糙的脸上青筋直跳，他用右手拳头敲了一下自己的头又说：“海浪，咱，咱们知青，还是——人吗？我，我和小宫，商量好了，不——连累大家，去教训那小子！”大山重重地喷出一口酒气，又回头对小宫说：“走！他妈的，不让我们活，他也、也别想活！”
  江海浪和靳红红的心像针刺一样难受。农村发生的种种事情，他们心理上没有半点准备和预测。这里面有现实中的困难，也有人为的因素，政策的因素。眼下决不能意气用事，得制止大山和勇刚的莽撞行为，要对集体负责，对他们的父母负责。这时屋里的同学都闻声出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夺下了大山和勇刚的木棍，又扶他们进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