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经过别人别有用心地篡改，或是掐头去尾的加工删改，面目就全非了；再来个无限地上纲上线，好人也就成坏人了。”
  赵文斌又打断周星的讲话：“你还在为自己脸上贴金，极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说毕他又领喊口号：“决不让周星蒙混过关！”
  工宣队大老张不满地对赵文斌敲了敲桌子说：“你别打岔！让他把话说完，天不会踏下来。”
  周星继续说：“有人说去北京串连及回来后成立‘无限风光战斗队’是我发起的，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发起不是我一个，而是四、五个人，其中不也有你赵文斌吗！为什么不敢承认？当时秀江市乱极了，我们这些运动初期的保皇派，被许多支持造反的舆论弄糊涂了，想到北京去弄个明白，唯恐自己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加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一次次的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我们当时也很想去北京见毛主席，去看祖国的首都，所以就决定去串连了。回来以后决定成立‘无限风光战斗队’，这是大家商量后的决定，也是当时市里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成立‘无限风光战斗队’时，赵文斌极力把我推向第一线，要我当头头，被我拒绝了。我认为自己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赵文斌却说自己：‘是一只脚的蟆蝈，跳不起来了，造反要造，头头不能当。’今天我到是要问一句，这‘一只脚的蟆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我推到第一线去当头？幸好我没有野心，没当这个头，只做了一个月跑腿的联络员而已。赵文斌则成了‘无限风光战斗队’的副队长。今天，他摇身一变，又成了群艺馆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不得不佩服你善变的本领。”
  周星现在也是豁出来了，既然别人要把自己置于死地，自己也就不能善良了。只要自己说的是大实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周星的质问也正好问在点子上，工宣队长大老张点了点头，赵文斌却不由自主地发抖了。他赶紧点燃一支自卷的喇叭筒香烟压惊。空气中劣质烟草的气味更浓烈了，缭绕全室的青烟像不断变形的剧毒青蛇，一条条钻入人们的肺腑之中。女同志只能无奈地以咳嗽表示抗议。周星接下去说：
  “赵文斌和刘沙河说我烧毁毛主席像，这是一种掐头去尾不顾事实真相的特意陷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平时我从不用单位的信纸信封写私人的信件，都用白纸自制信封。文革以后，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买了一枚刻有毛主席版画像的橡皮图章，在每只信封的左上角印上毛主席像，下面写上毛主席语录。既然是盖印，就会出现清楚和不清楚的质量问题。我觉得把印得不清楚的信封寄出去即不严肃，也是对主席的不尊重。于是，我把那些印得不清的信封拣出来烧掉，本意是好的，是为了避免流失在外造成不良影响。那天下午，我正好在烧掉这些没印好的次品信封，赵文斌从我的房门口路过。他见我在烧东西便问：‘你在烧什么重要东西？神神秘秘的。’我当时回答：‘没什么神秘的，处理一些没印好的信封。’当时，他顺手从我桌上拿过一只信封看了看，皱着眉头说：‘这信封上印有毛主席像你也敢烧？’我说：‘那你说怎么办？这都是挑出来没有盖印好的信封，总得要处理掉，难道让它散失到社会上去？即使是印刷厂，印坏了的主席像也是要处理掉的。’这时，正在隔离审查的刘沙河来找赵文斌交自己的《认罪书》，也就看到了当时的情况。”说到这里，周星停下话，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一封正待发出的信说：“这是一封我正准备寄回家的信，可以给大家过目。”
  工宣队长大老张接过万山红传递过来的信，只见信封的左上角果然盖有鲜红而清晰的毛主席带军帽的版画头像。他向周星点了点头，示意周星继续往下说。这时，周星感到被铁棍击打过的背部疼痛加剧，便咬了咬牙又坚持说：
  “我再交代一下偷听敌台的事。大家知道我是个外地人，是一个单身汉。在我的宿舍里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又何尝来的敌台呢？如果说我偷听敌台，那这件事就得从主管我们单位音响设备的赵文斌说起。这件事已经有些时日了，具体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但当时还有刘剑在场，可以作证。那天晚上排练厅有个群众演出的彩排活动。赵文斌下午在作音响设备的调试准备工作，临时叫我和刘剑帮忙。间隙的时间我想听听音乐，在调台时无意中听到了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流行的革命歌曲《卡秋莎》。这首歌在中国也很流行，我在学生时代就唱过。我一时兴起就听了起来。当时，赵文斌说这是苏修敌台不能听。我说：‘敌台怎么用中文演唱？《卡秋莎》是苏联早期的革命歌曲，和今天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是有区别的。’赵文斌冲过来将收音机关了，我也就没有坚持再听，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当时，我没有将听歌的事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上来认识，会后我将做出进一步地深刻检讨。”
  会场上的劣质烟草味几乎令人窒息，周星和许多不吸烟的人咳嗽了起来。工宣队大老张只得打开门窗，让新鲜的空气流进来。万山红给周星递过一杯温热的开水说：
  “喝口水，慢慢说，不要着急。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她此举让周星信心倍增，十分感激。喝过水周星又说：
  “这第三件要说的事是‘总理’和‘部长’之说的由来。其实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如果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句玩笑话也要上纲上线，那我们只得谨小慎微到沉默无语了。我记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赵文斌所揭发的事，也就是发生在我们市《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展览会》布展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地赶制版面。我和刘剑，还有几名讲解员赶制的版面上有周总理及许多老革命的照片。因为我们小组的任务重，赵文斌是临时调来支援的。我们一边工作一边看着这些革命前辈的照片，心中感慨万分，不禁赞叹起来。刘剑说：‘这些革命老前辈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真是九死一生的革命英雄，如今幸存的只是少数，许多烈士牺牲了连名字也没留下。’讲解员小陈接过话：‘剩下的这些老革命现在都是共和国的栋梁，都是总理、付总理、元帅和将军了。’我当时也接过话说：‘革命是为了实现祟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救国、救民、为了子孙后代都能过上好日子，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也会投身革命的。’这时，喜欢开玩笑的刘剑说：‘那你现在也成了老革命，说不定也当了总理或者元帅、将军什么的。’我知道这是一句打趣的玩笑话，也就顺着话托了一句：‘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和福气，说不定就成了无名烈士。’刘剑又逗了一句：‘如果没有死，真当上了总理呢？恐怕你就不认识我老兄了。’我也就接下去说：‘不认识那就没话可说了，只要认识，你工作表现又好，我一定封你个部长或者将军当。’这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这时会场上的刘剑插话：“这件事我可以做证明，周星说的全是事实。当时我还接着对大家说了一句：‘听到没有，我们大家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表现，将来也好到周星手下讨个一官半职。’这是在特定环境中一句随意的玩笑话，我个人认为不能无限上纲为‘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一句玩笑话扣这么大的帽子，今后谁还敢说话？我记得当时接下去赵文斌不也说了一句：‘法国的拿破仑元帅也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赵文斌，你大概还没有健忘吧？”
  通过周星的几段自我证词，会场上的紧张空气虽没有完全缓和，但风向已在转了。周星没有松懈，他忍着不断袭来的伤痛，做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自我辩护：
  “关于我在绘制毛主席宝像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我不想重复事件的经过，也不想为自己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忍着伤痛坚持提前完成了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只想为自己讨个清白和公道。”此时，周星激动了起来，泪水如泉涌出。他用手指着赵文斌愤怒地说：“赵文斌，你想陷害我，置我于死地，没门！现场还有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大爷，还有附近建筑工地上的两名青年工人，还有许多群众，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我只是说了一句：‘不小心摔了下来，差点把命都丢了。’赵文斌，你太毒太狠了！还有一点人味吗？”
  周星再也坚持不住，“哇！”地吐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上。工宣队长大老张宣布暂时休会。对外调查工作和阶级斗争的新步署也随之紧锣密鼓地进行。
  两天以后，周星的问题全部弄了个水落石出。外调取证顺利而简单，一切都证明赵文斌把水搅浑是别有用心的。事实最善于雄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赵文斌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深感自己的末日来临。他想逃，但逃不了，工宣队长大老张早已命人牢牢地盯住了他。
  又一次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扩大了规模和范围，整个文化艺术系统学习班各单位的代表，都来到群艺馆“深挖”大会的会场。仅这种气氛已令赵文斌不寒而栗了。
  例行的集体朗读毛主席最高指示和震耳欲聋的口号之后，驻系统的解放军代表宣读了文化艺术系统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秀江市群众艺术馆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必须加强单位革命领导小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