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闯贼五十万大京；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崇祯帝朱由检死于一座小山岭上，为大明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三月二十二日，忠勇武英王朱斌到达济南，在济南亲设灵堂，祭奠崇祯。武英王之所领地盘，自朱斌起，全部军民戴孝，江南、济南、台湾、澳门变成了白色的海洋。
  二十六日，江南军之郑天瑞部、黄飙部、郭飞部、刘风部等江南军大部主力，出江南进发山东。亲自坐镇济南指挥的朱斌，严令于四月中旬前，全部控制山东各城！
  同日，朱斌以忠勇武英王，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发告大明子民书，书言崇祯虽去，大明未亡，江南军十万雄兵，誓死收复北京，一雪崇祯之恨，一雪大明之耻，凡天下军民忠勇之士起兵勤王！
  山东战场的江南军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各城接连被江南军所控制。武英王之名天下尽知，山东军民无不闻风而来。
  但就在山东逐渐被江南军完全控制的时候，忠勇武英王朱由斌却忽然病了，而且病得相当沉重。甚至有风言，武英王是因感念崇祯之死而落下的病，可能已经活不过春天了……
  ……
  而在这个时候的北京，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明投降大臣陈演、朱纯臣为首的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在贼军方面地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
  四月初一，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地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
  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
  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与此同时。向来打着所谓“迎闯王，不纳粮”，“三年不征，一民不杀”旗号的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之后，繁华的北京城，也让他们开始迷失，逐渐暴露出他们的本性！
  其一是所谓地“追赃助饷”，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把大明朝廷的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而且索要的数目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实在拿不出钱的官员竟向商人借贷，无银还要借绸缎充饷，使得商人钱货一空，市场混乱，完全超出了追赃的界限。弄到了失控的境地。
  对拿不出钱的官员实行严刑拷打的大顺将领中，不管有刘宗敏这些人，还包括公认“用刑宽大仁义”的李岩……
  而追赃助饷对大顺军自身地危害也极为严重，最明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军纪，彻底瓦解了军心。
  大顺军士兵无饷是追赃助饷的原因，入城之后没有发饷，只有资饷于敌，这就很难加以控制。大顺军刚入城时。的确是秋毫无犯秩序井然的。而
  散居百姓家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先搜兵器火药，然后让百姓供应食物。没有丈夫的女子。强行发配给士兵，奸淫杀戮，用尽了一切暴行。稍微有些反抗地百姓，立刻被这些“义军”士兵杀死在刀下……
  至于那位闯王李自成，和他的亲信将领，入宫后即将崇祯帝的宫女作为战利品进行瓜分。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各挑选了有姿色者三十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将领各得数人。
  李自成未等登基，已经安居皇宫，过起皇帝的生活来。李自成入居大内，即唤娼妇和梨园数十人入宫，三月二十一日，明朝文武百官按照大顺政权的要求进宫朝见李自成，从早至晚，足足等了一天失望而归，李自成不过在宫中饮酒而已。
  本来江南军在山东突然发起的攻势，让李自成感到了害怕，但随后传的朱由斌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又让李自成大喜，彻底地放下心来！
  李岩曾经进言，朱由斌此人诡计多端，只怕是以此来蒙蔽大顺军，但李自成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认为这是李岩在那杞人忧天。
  唯一让李自成觉得有些担心地，就是同样手握精兵的吴吴三桂。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决定派遣降将唐通带了犒赏银子四万两，以及吴襄的家书，前往山海关招降吴吴三桂……
  又说吴吴三桂在接到皇帝的圣旨，放弃宁远，率领兵马保卫京城后，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时，得知京城已经陷落，便退回山海关，与部下、父老一起遥望南面地京城，嚎啕大哭。
  吴吴三桂入卫京师不成，返回山海关屯驻。他焦灼、苦闷；往事、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自投身行伍以来，吴三桂一直驰骋于辽西大地，与清兵长年周旋。他以防边固疆自任，自恃关隘坚固，加之辽兵勇悍，料清兵也难以突破。他忧虑过时局艰难，却不曾想到贼军会如此迅速地把建都达两百余年的北京攻破，也不能想像庞大的明兵和众多如云的将官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昨天，他还是堂堂的总兵官、平西伯，而今天，君王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臣。他又想到自己地家。父母与妹妹等亲人三十余口尚在北京，生死未明，吉凶未卜。一阵阵悬念而产生的隐忧撕扯着他的心。
  他这时才感到自己真成了一个无国无家之人。他
  里，不禁茫然，悲从中来。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死，不会以身殉国。
  要知道，他才三十三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为什么要想到死呢？他还是一军的统帅，掌握四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其中有三千余人还是他吴氏地子弟兵，凭借这个资本。他自信还会有作为的。今后怎么办？他徘徊不定，心里尚无定算。
  投清吗？这一出路不能不在他思想中闪现过，但回顾以往他对清的一贯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这时他不会想得那么多，或者可以说，他把这一想法暂时排除了……
  投贼军？谁知道李自成能否立住脚跟，建立一代新王朝？再说还不清楚李自成对自己的态度，眼下也不能考虑。吴三桂正处在明清政权换代的十字路口，在他眼前摆着的这两条路，他必须做出选择。寻找出路。
  他感到目前形势变化莫测，鹿死谁手，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吴三桂估量了各方面地力量，权衡利害得失，还是采取了静观形势变化的态度。他要等待形势明朗，并且稳定下来以后再作打算。他觉得此着不失为万全而保险之计。所以。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
  果如吴三桂所料，他选择的时刻很快来到。这就是李自成主动向吴三桂采取行动，向他发出了招抚的信息。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各镇将皆降，唯独吴三桂和朱由斌坐拥大军不降。
  李自成他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州，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但进攻没有得逞，被吴三桂击败。退回北京，吴三桂也没有追击，仍驻师关上。
  而李自成最担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他深知吴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大顺军的一支劲敌。
  山海关距北京七百里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近在咫尺。因此，吴三桂进，可威胁北京；退，可凭山海之险固守；逃，可举足即至清兵营中。如若两者联合起来，将置农民军于险境。李自成想到吴三桂及其辽兵地存在，寝食不安。
  当吴三桂接到唐通带给自己的信，父亲吴襄在信里说：
  “明朝大势已去，天命难违，皇帝去世，父亲也危在旦夕。识时务的人也可以随机应变了。如果及早投降，不但能够得到嘉奖，而且可以成全孝子的名声。万一意气用事，一意孤行，兵败之后，父亲性命不保，你就身败名裂了……”
  吴襄掌握在农民军手中，对劝降吴三桂起了直接作用。在授意唐通和吴襄劝降吴三桂前后，李自成还曾派原明密云巡抚、降李后任兵政府尚书的王则尧等不断进行劝降的活动。并且告诉吴三桂只要来降，必不失侯爵之位！
  吴三桂安顿好来使，便秘密召集诸将官商议是否向李自成投降。本来，他对李自成招降很动心，他立场地改变，欲与过去地死敌贼军握手言和，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效忠的大明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李自成的大顺朝将取朱氏王朝而代之，成为新的主宰。
  而只有依附于这个新政权，才有自己的出路……
  并且李自成给予的条件地确是再优厚不过的，礼遇有加，这对吴三桂来说，正是多年来他所追求的东西，一朝到手，心里亦感到满足。
  同时他还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系于农民军之手，如投降，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而且不失荣华富贵。此时，吴三桂所部严重缺饷，急需补充，不然，将士们就会动摇，乃至瓦解。
  本来他还可以依仗朱由斌，但京师的陷落以及朱由斌随后传来重病地消息，却让他的这份信心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吴三桂将士在宁远时已缺饷十四个月，处境非常艰难，而现在李自成送饷到门，恰似雪中送炭，何乐而不取！从眼前考虑，投降农民军大有好处。否则，一切就会化为乌有。
  吴三桂经过深思熟虑，已有投降的定见，却不明说。因为他顾虑部下的想法能否跟他一致，特别是在当前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候，人心混乱，还摸不透他们的真实打算。所以，他要先试探部下的思想动向。他故意问诸将官：
  “都城失守，先帝宾天，吴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靠众将士力不能以破敌，各位以为三桂意见如何？”
  诸将官默默无语，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吴三桂连问了三次，还是没有一个人敢表示意见。吴三桂以逼人的目光环视了每个将官的脸，语调沉重地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
  等说到了这里，吴三桂提高了声音，斩钉截铁地问道：“今闯王使者至，是斩，还是迎接他？”
  吴三桂咄咄逼人的追问，诸将官心中不由得一惊，好像如梦初醒，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声音：“今日死生惟将军之命！”
  诸将官已表态一切惟吴三桂之命是听，他这才宣布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贼军。
  其后李自成得报吴三桂投降，很是高兴，便乘势给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也都写去劝降信：
  三月底，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缡素举哀。他虽然决定投降贼军，还要以此举动，来以此表明自己不忘明室对他们一家的恩情。
  本来一切都已经顺理成章了，吴三桂即将投降大顺，山海关也将落到李自成的手里，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使者的到来，却彻底改变了吴三桂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