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这样评论：这些人都是历次运动的斗争对象，是不满分子组成，要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这些讲法是有根据的，这些人以前或多或少，有过被批判斗争，隔离审查过，但没有处理过的，也算不到坏人，但可以说不满的人，是想寻求出头的。起码他们既不是红人，众说纷纭，难作定语。
  学校没有上课，老师无有事做，亦有文章批判自已学校，原来的红旗学校，即指教育革命的红旗，是假红旗学校，这也是敢以否定，原来省教育厅下的定义，亦有新鲜感，矛头敢把上一级领导的机构，亦值一提。
  这一个时间，物质仍还属紧张，年到节近一般工资多则五十多元，少则二十多元，工人工资只三十多元，以工日计算。生活总的来说是艰苦的。新历之旦，每个找城市居民比平时可配多半斤或四两猪肉，生油二两，其它已无什么体现，这也已是习惯的了，有些似乎希望此日。农村多数一年只有工次吃猪肉为多。有个讲笑话的讲法：过年吃猪肉，现在才端阳节又想吃猪肉了？有顺口溜，农村干部开会吃，公社干部墟日吃，农民过年过节才有吃，下乡的工作同志墟日也可到公社食堂挂个饭牌子，吃三两左右的猪肉。这时有这个待遇亦算是很有脸子的了。这时还有因米价的补贴，即以原来米价一角计一斤米，起价部份，即每斤米为一角四分，二十六斤计，约可补一元多钱。物价（指付食）补贴一元多，合计补多三元多一点，这时算是很有价值的，这里顺便提出，以知爱惜今日之生活，无必要过高要求，人生吗？知止即止。心理上的幸福，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人的欲望是要以社会能力，自已的条件来取得的。人与人之间不要攀比，对别人的发达，要看到别人的努力，看到他的机遇，自已还是要老老实实，面对现实，皆要看自已的条件，真正做到，富而不骄，贫而无陷。
  过去有句话：男怕投错行，女怕嫁错郎。这里面也要有一个正确理解。在这个时候食品公司，服务公司很令人羡慕。比如食品公司的职工干部吃肉的机会比人多。服务公司除了平时有肉味见以外，到年节，他们有饮食门市，有机会养猪，自养的猪自宰每位职工能分十多斤猪肉，其它单位无饲料养猪，又不可私宰。多令人称羡！
  男人也有机遇，贫富也要以时间来看，有人适应这种制度环境，有人又适应那种制度环境。人们都上山下乡了，嫁到农民有力气，工分可挣多一点。到知青回城，情况又改变了，适应城市的生活的人又占了上风，总之这些虽属题外之语，便亦对人有新感慨，各自思之，
  凌子山一日无事，前往陈早起家中探看，目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怎样寻生活。凌子山说：“近时生活过得好吗？”
  “过得比较好，现在什么都讲造反，革命群众自由了一点，加上目前红卫兵活动多，一些事务少人管，工商市管也较前松些。我每天只做些米糕去卖，倒也十分销得，看来你的打灶头日子还可以，现在总觉生活宽裕得多了。要抓紧时间，政策一紧，什么又不能干的，反正过一时算一时。”陈早起说。
  “你也该找个对象吧！二个人来干，就有拍当，心情也较为愉快。”凌子山说。
  “有这么回事，近日有一位远房亲戚介绍一位出身富农的少女给我，不讲什么条件，只望离开乡下即可。”陈早起笑着说。
  “这样很好，你出身贫苦，三代雇农，不会把你怎的，这种人少条件，适合你娶，我是很主张办成这门亲事。”凌子山说。
  “这人我也看过，姓张，人材总可算一般，性格老实，如她愿意，我也不讲什么了。”陈早起说：“问题自已没有稳定职业，心间也不够踏实，有些顾忌。”
  “行一步算一步，打现在起你多领些建筑工作干干，积点钱，那可成事。”凌子山说。
  “也是的，有三几百元就可以办事，只要心中有数，节约些。”陈早起说。
  二个人讲了一些零语，凌子山自已回家去。这时，社会较少活动，文娱只有看电影，电影票只在一角至二角之间的价钱，亦非晚晚有做故事片，多有加片新闻记录法。亦觉很有趣。此时间一般无其它戏看，有时有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不用买票，一般多演有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舞蹈，相声，快板，唱歌，小剧目叫短小精干。歌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江青文革伟大旗手，亦很引人看。此时间社会也较为文明，少有盗窃行为，可以说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象征，皆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物质虽为紧些，各人对清淡生活也很珍惜，并无奢侈求望，风气良好。这时有号召那些义务劳动，各人表现都很好的，对吃喝除少数人外，皆泰然处之，腹虽饥，并无贪饮，贪食，囊虽空，亦无心多取财物之念。有些甚至欠吃穿，亦无多说，写补助生活的申请书也不多见，开会喝白开水，摇纸扇，都表现得精神充沛，这倒是值得一提。
  过了一些时间，陈早起也因做些建筑工作，吃主家的饭，节省积了些钱，已选好了日子娶老婆。这时凌子山与及那般朋友，还有他新的伙伴的搞建筑的大工小工们，一道来贺喜，那时娶亲以自行车接娶为时行，倒也符合这时世俗，热闹了一番，陈早起顺当的成了家。
  其妻张嫂摆介小菜摊子，他在外做工，流动与固定皆能互应，生活自然一天一天好起来，一年后生了一个男孩，按下不提。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一些单位或社会上的居委，农民组织，成交了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不过参加的人数不多，先知先觉，革命不分先后，自有不少逐步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解放军支大部队也进入城市，对革命造反派很有组织作用，树立了威信，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控制乱的局面，解放军在这个时候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
  1966年末，大城市面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这城的市镇，多数以学校的活动为多，外来的大学生串连也很有活动能力。这年冬天，文化界掀起了批判邓拓，吴含，郭沫沙的三家村的县的代理人。当然什么代理人，这些文魁平时也无从和你联系过什以，恐怕要求见面也不容易。今时将你算到他有老祖宗，孝子贤孙上去，本身就既是天大的冤枉和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发动运动的需要。是斗争学说的需要。
  话说这个县因运动总不能很快掀起。学生不断串连，加上县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所谓没工作组，捂盖子设监视圈，有些也是莫须有的罪名。因而县宣传部在县先搞批‘三家村’活运，在学校大张旗鼓开展查文化上的影响。
  找来找去，并不容易找到，放大字报又无人放，平时的文章又难搜集。看来看去，查来查去，倒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可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话得从以前讲起。
  且说这个县，原来因是山区，文化水平很低，读书的人较少，加上一些人只讲埋头业务，对政治上的一些技巧上并不热心，也不熟悉。有些文化的外出的外出，况也各有所好，难求一律，加上业务上无所牵上，难有作为。
  这个人名叫洪音，解放前小学毕业，还是没有毕业，反正是老高小生，离县城七十多公里的好仁乡人。解放前参加游击队，也可能是部队的文化教员，至解放后转入地方，放下武器改编，后亦曾为看犯人与监斩的工作，可能因土改工作需要，不知叫不叫监斩官，镇反时是有这回事，群众看他骑着马给枪决的队伍押后，也是群众呼的名义。后‘三反、五反’他不知犯何错误，曾坐牢，自杀未成。以后转当小学教导主任，又升校长。喜写文章作杂剧，舞文弄墨很得手，算很有名气。县办报时，他多有文章登载《南方日报》也时转载他的文章。以后他又任文化馆的领导，在这方面更能显示才华，更有用武之地。他写小剧目，为县剧团写长剧本，写革命时的戏，曾在北京汇演民间小戏时，或不知什么地方的机遇，被复衍接见过。这就有某种权威上的牵连了。文化部是死人部。所谓专演帝王将相，（毛主席语录）
  他还写有县革命斗争史的书，又搜集民间的小故事集成本子，这样的人，要材料就非常容易，那里去找这样的人？从他的作品里，尽可找到你需要的批判材料。你想一想，自解放以来，三年恢复时期，土改运动，清匪反霸，‘三反、五反’，互相合作，初级社，高级社，私改运动，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食堂，大炼钢铁，次次运动的文章都是前进的，上次的先进，这次可成落后文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前进，就成了绊脚石，当然你的文章一个一个时期，能找不到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吗？反动反动，反方向而动，并不难找到反动材料。还有每次运动要宣传，所谓旗鼓在前，一些应景儿的小剧，山歌，相声，宣传资料，都会有一些缺点的，是可以找到需要的材料的。
  比如这次批判的大会上，讲到他搜集的山歌有这么四句民间唱语，坐下来、聊下来，谈到二人心花开。聊到鸡毛沉落水，聊到石头浮出来。这首山歌是很老有一组山歌，不少人会唱，或也知其一些句子，这次批判的人说：这个‘三家村’代里人，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刻骨仇恨，要聊到鸡毛沉落水，这个毛，是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含沙射影借古讽今，他的心还有多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