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回忆到1960年的态况，毛骨悚然，见做到现在这个状况，亦是十分万幸了。还是有自知之明，未敢过多要求。人们还正在心中感谢刘少奇主席的开放包产政策，也知这种形势与要求有出入。人们也知有放必有收，只打短期之算。目前有这个状况已是心满意足。井水化为酒，不敢再嫌酒无糟了。心中祈祷，多开放些时间就是。
  可就在人们在偷高兴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经济开放又要收了。六年来的政策又成了批判对象。‘小四清’也早已收了一下，这回要大收了，铲私根，批资本主义思想，揪走资派，以后还把物价补贴，粮差补贴，当刘少奇臭钱以批私表态不要。以后到落实政策补回此款，这是后话。肯定说要饿肚子了，等到过不下去时，又才有放松吧！这像是早已有了规律，因为一放，是会有人捞一把的，事情也要看到二方面。
  梁美静心中有口难言，在海南岛住了几年，看来开发海南也要有特别的政策，若死困麦城，不是发挥人的自由竞争，不要搞落地生根，使人一提插户，望而生畏。来者自由，去者欢送，何必禁死？终生不改职业，这状况累累所见。不管适应不适应，若不通过人事，恐无法离开海南。有去处者早已去了，多少来海南岛参加了革命队伍，又通过各种渠道，找门路回去大陆了。留着我们这些，老死南阳未必飞，不会飞的笨贷。
  政策一样，全国也不相上下，春潮已来，波及迟早，冬气相去，落叶在即，秋菊盛，也难傲冬，总之，是相持一时，也非长年之计。所谓大势已去，何能相敌，目下峥嵘，只仍勉强维持。
  红卫兵运动已席卷全国，时起时伏，亦凭文件指示，款式乃学北京。海南岛因地处祖国南端，运动可谓土洋结合，一些人乘朴纷纷外流内地，插队或疏散者，乐得无人管，暂可便衣回乡。造反派，造反派！反正自已心中有不满，说直点，有不习惯的也行，各凭意旨。有什么要求，领导不答应，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相信群众。不干闹革命，口号更须响亮。因为革命也是干啊！斗当权派，也是地地道道的工作。开会研究，更属堂堂正正的革命工作了，
  陈丙家的儿子虽在造反派内，总不过是一个跟随者，被迫参加也罢！到了1968年七、八月，贯彻《7 、3》，《7、 24》布告，又成替罪者，说他背后操纵造反派，为老子翻案，要去抓他入牢。他自知父母出身不好，子兔嵬身份未知此生能有交好运的机会否‘怕’字充满头脑，思前想后，不如了却一生。一群工宣队要去捉他，他走出家门，在田野中追赶他时，他平时偷到一个手炸弹，因怕有伤房户之类，故走到田野空旷之地才自拉手炸，炸死自已。成了血肉横飞，把追赶之人也吐呆了。可无同归之想。这些都是后话，因恐后来无服难描这一惨况，只在此略提之。
  人与人的斗争，没有了止，几千年来，二条路线的斗争，从无停息，所谓要做革命的力量，也要做革命的对象，可以说，斗了人，被人斗，斗人莫以为荣，被人斗莫以为辱，能负荣忍辱，可称今日之英雄。因为按照这个主义的哲学，人的灵魂深处，始终值得革命的，人会有私，而‘私’字便是这主义的大敌。所以革命家包括革自已的命，‘私’字藏着压着尤可。若有冒出即须锄掉，如扫尘灰一样要勤，天天要斗‘私’。莫能叫它自由泛滥，要看场合，公众地方更不难扬私，所谓场合，把人具成有一种共产主义天资……。
  知识分子知几个字，学到一些不全的真理，读了几年书，算有了资格，出了校门即成干部，但亦有不幸之所。解放以来，几次运动还对知识界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无情打击，他们个中有专讲革新的，又有推崇复旧的。一时‘左’，一时右，一时讲爱国，一时讲要学洋人，总之他们之口是园滑的，新了叫否定自已，民族虚无主义。旧了，又说成僵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些措施，可也并非一点无理，故有文人相轻之说，还靠他们自已相斗，正反二边的文章也靠他们去写去讲。总没有文盲写文章攻击文豪，大豪小豪。互相举笔持刀相伐，故对他们之遭遇虽可同情又可说活该。
  农民的苦算来更多了，饿了十多年肚子，还讲年年丰收，收支岁岁有余。所谓成绩不大年年有的哲学，他们没有其它职业自由，一动便犯法：弃农经商，倒流城市，自发势力，自私农民，偷漏猪税，私宰耕牛，乱砍乱伐，不满情绪，落后尾巴，破坏农业学大寨，抗交公余粮，习惯势力，宗族主义，小农经济，不安心农业，向往城市……。小农经济思想。
  他们有这么多的帽子可戴，怕之则惊，不怕之则放之任之。帽子多了，因有麻痹，也既成百无所惧，当中自有敢冲敢撞之人，安其名叫投机分子，流窜人员，社会不安因素，知世界惜世界，世界总不会完全僵化，按照一定程式永远维持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也违反斗争矛盾学说。任何事物，只用一个方面延伸下去，都会造成不平衡的。所谓生克要有比例，并非永远凭一个意志去改造世界，起码方法要有改变吗！人们会有意识不到的事物，包括最伟大的人，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前进，新的矛盾一定会产生，而政府便有执政之能人与否。
  农民就永远当农民吗？去当工人也不行、工人当农民也似乎是叫不革命，有时叫革命意志衰退。老实务农才叫守法吗？其实一个人的争取，是可以的。按照社会的实际，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在变换之中。增减也是不断的，调换也是有一定常规的。
  要改造，要下放，这些又成了新的矛盾，因为这是政府号召，他们又有了新的本钱，这里又成了一条难于解放的大问题，又成国家负担。
  过去上战场立动，今日插队下放更成为知识分子的必经之道。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并非一定要经过此道路，事实证明，不少有过这历程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有最大贡献。相反，还耽误了很多大好时间。那些在实验室里，更有造出人间奇迹的。问题在于这个人的思想，和打算怎样实现业迹。各行其道，各归其所。一个人的环境，和努力的可能都有讲究。不然也是枉费心。一个人平白想当军官是行吗？今天不会再有请八十岁的姜公去当大官的！起码不会有人再相信这个老人。相信了，也只不过看门的职业啊！还讲过去是否正式职工！
  知识分子的功动最好在科学贡献衡量，除此还有其它什么标准，读了这么多书，也不过是你的本钱。如做生意，单吃利息行吗？如不会经营，多少钱，也会赔老本。
  梁美静的思想，这几天更不平静，想到这些问题，更有新的启发，便对李壮说：“我们回大陆一遭吧！在这里混，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里人怕有野性，不比广州文明些，生活有规则，倒有意义些啊！山高皇帝远，一到乱时思故乡！一些群众自发运动难可掌握。”
  李壮收了碗筷，取开围裙，坐下来，抽了一支烟，沉思着，没有出声，也不示可否。
  梁美静过来坐在他的身边，推推他，白了他一眼，笑道：“看你这个呆人，到了关健要表态的时刻，就没有了主意。一生人只会拥护领导，出席代表会，也不会提什么一条好意见的。有了你，也如没有一样。这回就照我的意见做吧！回去广州，再作打算。”
  李壮只微微点头，好似勉强答应了。但心中却还有许多说不出心事，这样的做法，也如无政府主义，他像脱了线头的风筝，任风飘泊。一切是要梁美静去作主意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如战火纷飞。单位也无什么制度约束。只要你敢为，除了杀人放火，或呼反动口号外，其它事情，皆可视情况为了。当然你要有一定后山，红卫兵支持你，就会有所无惧的。离开单位的人可请假，可不请假，十分平常。
  凌子山接到广州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我在本日回来广州，住在姐姐家中，若有方便，请来广州一会，我很想念你……。”
  他看了几行字，心中想道：丽丽在香港回来祖国很容易，而我要去香港探望她却不容易行了。什么亲朋老友，统战才有讲。实际上，这一重关系，要慎重才是，这里变幻莫测，坏的有牵连，好的无什么份儿，彼时那时，皆有区别，很多政策表面看来，堂堂煌煌，人们谨慎惯了，叫正确理解，我们都会有自已的言行界限，虽有时也是犯不了法，也会犯到意识形态的缘份。不受罚，也可作印象记录或受批判教育。在群众中有现成的活档案，受过斗争，就有污点。会打问号而会被淘汰也有可能。
  她这么不容易来一趟，又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来的，实在大尴尬，现在有香港关系也会成为敌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多少人有香港关系的亲人 ，朋友都不敢把信寄到单位转。因为被人知道有香港信件来往，也是不光彩，也有因此而不敢承认这信，或只得不看当会叫邮递员把信退回原地址。有的当众烧毁，以说明无什么关系，就有妻子来信，也只当已断了关系，那里有暗埋的地雷一般，随时可触及爆炸。
  我去了，去广州相会倒合适，那里无人识我，况我这里去，也讲只是办其它事，逢人莫讲一分话，此时切忌露点心。若来了此间会见，我更难以相处。恐太疏情，又会引起对方怨嫌，到那时不相亲也得相亲，从心中里想到的，老友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