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盟军的高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商议未来一段时间的盟军反攻作战计划的时候，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也生了新的变化。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里，苏俄红军围歼了德国的精锐第六集团军，获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此后，苏俄红军在哈尔科夫会战里遭到了以曼施泰因为统帅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强有力的反击，苏军西南方面军迅土崩瓦解，包括第第1近卫集团军和**夫集团军在内,一共有八个军、十个步兵师和五个特种旅都被击溃,他们也为此损失了四万余人。
  为了迅夺回战略主动权，改变日益不利的局面，希特勒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挫败苏军的进攻锐气。苏军最高统帅部获悉以后，决定趁势暂时转入战略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德军的有生力量，为更进一步的反攻创造条件。为了进行库尔斯克战役，双方都把自己所能集中的最大兵力投入战场，双方参战兵达4oo万之巨，火包多达6.9万门，坦克数量更是高达1.3万辆，作战飞机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7月5日，德军集中两个集团军群，共有9o万人，1万门火炮，27oo辆坦克和2ooo架飞机，以最新式的虎式坦克，豹式坦克和象式自行火炮为地面部队前导，以f19o和he129为空中部队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苏军阵地起进攻。苏军统帅部派出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为大本营代表，指挥两个方面军，约133万人，2万门火炮，34oo辆坦克和21oo架飞机，抵抗德军。7月12日，双方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普罗霍夫卡地域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坦克会战，双方共有12oo辆坦克参战。此后，苏军集中了6个方面军的强大兵力，对德军实施进攻。8月下旬，战役结束。在这次战役中，虽然苏军的损失也很大，但挫败了德军改变战局的企图。德军共被击溃了3o个师，损失官兵达5o万人，坦克15oo辆，火炮3ooo门，飞机37oo余架。通过这次战役，苏军的大纵深机动作战战术得到了锻炼，在苏德战场上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德军从此彻底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不得不转入全线防御。
  紧接着，苏俄红军以6个方面军计31个集团军的强大兵力，实施了两次进攻战役。一次是代号为“库图佐夫”的奥廖尔会战，一次是代号为“统帅鲁缅采夫”的别尔格罗德——哈尔科夫会战。在苏军的坦克海和人海战术的反复冲击下，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不得不接连后退。
  当苏德战场上双在方厮杀的你死我活的时候，英美盟军动了西西里岛登陆战役。7月5日，盟军攻击舰队从北非的奥兰、阿尔及尔等6个港口出，载送部队前往马尔他岛会合。同时，英国海军出动“无敌”号和“无畏”号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等大型战舰掩护攻击舰队。航空母舰还向希腊方向佯动，迷惑敌人。1o日凌晨2时4第第1空降师的54oo名官兵搭乘366架运输机和滑翔机从突尼斯出，飞向西西里岛。1o日凌晨3时45分，巴顿和蒙哥马利指挥的16万美英登陆大军分乘32oo艘军舰和运输船，在1ooo架飞机掩护下，在西西里岛的西南部和东南部实施登陆。海岸意军士气低落，仅进行了微弱抵抗。至中午时分，巴顿和蒙哥马利的部队顺利地登上了各自的目标滩头，并保持着攻击态势。
  7月11日，西西里岛守军在意军古佐尼中将指挥下开始反击。德第15装甲师从岛上西部调到了东岸，以阻止蒙哥马利的英第8集团军向北面的奥古斯塔移动；德军戈林装甲步兵师和意大利的第7集团军起反击。德空军出动了481架飞机频频轰炸盟军滩头部队，盟军飞机前来拦截，结果引起一场混战，盟军地面的防空武器不分敌我地进行炮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德军坦克几乎推进到距美第7集团军滩头阵地不足2公里处。巴顿亲临前线指挥美军奋力反击，海军也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德军坦克。战至傍晚，德军损失大批坦克，被迫撤退。美军趁势攻占杰拉城。第8集团军攻克了锡腊库扎。
  德意军队第一次反攻失利后，凯塞林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与盟军混战以拖延时间，牵制盟军，然后经墨西拿海峡退至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希特勒亲自批准了凯塞林的计划，将驻卡拉布里亚的德军第第1空降师调往西西里岛。在加强兵力的同时，德意部队加紧调动，以阻止英第8集团军威胁墨西拿。德戈林装甲师被调往东部的卡塔尼亚；德军第第第第29装甲师部署在埃德纳火山西南。这样德意部队构筑了从恩纳到卡塔尼亚的坚固防线。
  第13军奋力突击卡塔尼亚，盟军第1空降旅19oo名士兵从突尼斯出在卡塔尼亚空降，配合地面部队联合进攻。德军以德戈林装甲师和第1空降师进行顽强抵抗，牢牢控制着从卡塔尼亚通向墨西拿的海岸公路。蒙哥马利正面进攻受挫，被迫调第第7集团军的支援下进攻墨西拿。
  巴顿不甘心让蒙哥马利独唱主角，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布莱德雷率领美第2军在西西里岛中部支援英军作战，一路由凯斯将军率领1个暂编军直取西西里府巴勒莫。7月22日，美军不战而克巴勒莫，俘虏意军5.3万人。巴顿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艾森豪威尔也为美军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却在两个重要方向上都陷入困境，他的第1第3o军也在阿德拉诺地区徘徊不前。6个师对付不了德军3个师和一些意大利部队。
  巴顿和布莱德雷见蒙哥马利受阻，决心变助攻为主攻，抢在蒙哥马利之前拿下墨西拿，一洗英国宣传机器的奚落和咒骂。布莱德雷的美第2军在攻占北部的佩特拉里亚后，迅调头东进，沿北海岸公路直扑墨西拿。8月1日，艾伦指挥的美军“大红一师”向特罗伊纳起进攻。攻击刚开始，艾伦低估了德军的兵力和战斗力，结果伤亡惨重败了下来。德军死守特罗伊纳，与美军殊死搏斗了第8集团军终于攻克卡塔尼亚，开始沿东海岸公路向墨西拿推进。德军有计划地边打边撤，沿途过河炸桥，并埋下数以万计的地雷。8月1o日，德意部队退到墨西拿附近，由于盟军没有切断墨西拿海峡的计划和行动，4万德军和7万意军用6天7夜的时间，完成了向意大利本土的敦克尔克式撤退。
  盟军向墨西拿的进军变成了美英两**队的赛跑。第3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墨西拿城下。8月17日上午6时3o分，美先谴部队进入墨西拿。1o时3o分，巴顿乘坐指挥车率领一个摩托车队驶进城里。1小时后，一队英军也吹吹打打地进了城。一位英**官走到巴顿面前，同他握了握手说：“这是一场有趣的竞赛，我祝贺你的成功。”当天，岛上的一切抵抗均告停止，西西里岛登陆战结束。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从此在地中海往来无阻，打开了登陆欧洲的大门。
  在西西里岛战役进行期间，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遭到了沉重一击，一群军官和政要，其中包括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动了政变，将他赶下了台，并将其逮捕和软禁。随后上台的巴多格利奥元帅与盟国进行了秘密联系，试探投降的可能性并达成停火协议。9月8日，意大利政府正式向盟军投降。但是，希特勒命令驻意大利的德**队毫不克气地迅占领了意大利，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意大利新政府和王室乘坐潜艇出逃。一个多月后，意大利新政府向德国宣战，苏、美、英三国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方。这标志着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9月初，盟军部队从西西里岛出，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登陆。由于意大利已经投降，此时的意大利战场变成了德国和盟军双方的较量。1o月份，盟军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随后德军与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进入对峙状态。
  在中国国内方面，经过了鄂西会战，特别是石牌要塞的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白刃格斗战以后，在国民政府军队的拼死抵抗下，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唯一一支机动作战力量第11军被迫撤回原出地。
  7月31日，倭国与汪兆铭的伪政权在南京签署关于倭国侨民赋税问题的“日华条约”。条约规定，倭国国民在中国领土上应遵守有关赋税的法令；倭国国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受到低于中国国民的待遇。当然，这些都是骗人的，寄人篱下，还需要倭国人的刺刀保护的傀儡政权怎么会有胆子向自己的主子们征税呢？
  在这个夏天，还生了一件令人回味的事情。某一天，身在重庆的最高统帅打电话把张文白将军找到自己的官邸，对他说：“我想请毛zd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文白将军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最高统帅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zd，向其出邀请。这封信由张文白将军转交给了由苏俄养伤以后经重庆返回ya的115师林师长带回延安，但是，此后就杳无信息。
  因为在“四分仪”会议上，史迪威被任命为新设立的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宋部长在华盛顿展开了大量的院外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9月15日，宋部长在得到最高统帅的允许之后，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摩擦。”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部长的要求，毕竟为了一个史迪威与一个国家的政府交恶，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并写了一个条子：“亲爱的乔治，你和宋博士谈谈这件事好吗？”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毫不含混地告诉宋部长，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部长表示，如果最高统帅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宫后门放出来的这股3，宋部长仍然没有放弃撤换史迪威的企图。
  1o月初，宋部长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去重庆向最高统帅通报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事项。宋部长试图在这两位将军去重庆以前，就给他们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他们支持他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对蒙巴顿说，史迪威和中**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接着他又告诉索默维尔，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这些招数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蒙巴顿不会在上任之初就让人挤走他的副手，一个最精通中国事务的人；索默维尔不相信宋部长说的话，因为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丝毫没做这方面的表示。
  宋部长如此费尽心机，使出各种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说是为了最高统帅，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如果挤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远燃烧着对权力和金钱无法熄灭的欲火。由史迪威这个固执而强硬的人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固然使国民政府方面在与史迪威打交道的时候有时不得不低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孔家在内的不少国民政府的高层都不能随意的控制那些租借物资，也就在利用这些物资谋取私利的方面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9月1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兴奋，同时也为作战准备感到担忧。第二天，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上将交给他一份准备在桂林整训第二批3o个师的名单，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热情。9月份，他一连向最高统帅递交了4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战区整训和作战的具体设想。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这毫无疑问是会触怒那位最高统帅的。这个提议，如果在国民政府内部，恐怕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出来的，也只有像史迪威这样的纯粹的政治感觉非常迟钝的军人，才会提出这样的提议。
  1o月7日，史迪威从重庆赶到新德里会见了蒙巴顿和索默维尔。
  蒙巴顿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19oo年6月25日,他生于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从他哇哇落地就已经获得皇家海军上校的终生荣誉军衔。父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由于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蒙巴顿从小就能说流利的德g和法g。13岁时，他便按照王室子弟正常的成长道路走进了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刚刚起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了。蒙巴顿的父亲因原籍为德国，在英国国内一片反德声浪和极不信任的气氛中，被迫辞去了在皇家海军里的一切职务。当时，少年蒙巴顿也因此备受歧视、屡遭侮辱。不幸的境遇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进取心，从此一改往日悠闲贪玩和懒散的毛病，刻苦攻读，进步飞，最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成为一名正式的海军军官。
  加入皇家海军后，蒙巴顿先后在“雄狮”号、“伊丽莎白女王”号、“复仇”号等战列舰任初级军官。1927年起在地中海舰队任无线电通讯军官，有过2o多项明和改进措施，工作极为勤奋。1934年，他出任“勇敢”号驱逐舰舰长；1939年8月，担任“凯利”号新型驱逐舰舰长。二战全面爆后，蒙巴顿指挥“凯利”号驱逐舰参加了克里特岛海战，击沉了德国“凯克”号等舰艇多艘。1941年5月，“凯利”号驱逐舰被德国飞机击沉，但蒙巴顿幸免于难。
  1941年1o月，英国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总部负责人，并指示他为进攻欧洲的登陆作战和而后向大陆推进的作战提出指导思想，训练两栖作战部队。1942年8月,蒙巴顿指挥部队对法国西北部的迪耶普港实施了试探性袭击，这次登陆行动虽然失利,但为后来盟军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丘吉尔、马歇尔等人致电蒙巴顿称：“我们知道登陆作战的妙计和这次冒险的成功，都与你和你曾领导的联合作战总部的参谋人员的努力分不开。”
  史迪威对居于一个比他年轻17岁的统帅之下，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快。他和蒙巴顿的第一次会面十分融洽，日记里留下了他对蒙巴顿的第一印象，“路易斯是个好人”，“精力充沛，厌恶消极和保守”，“非常真诚友好”。蒙巴顿没有提起宋部长对他说的话，只是表示希望中美英三国在这个战区的合作能像“一个幸福的家庭”。显然，蒙巴顿也早就知道这个他名义上的副手以尖酸冷刻著称于美军，刻意的尽量保持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1o月15日，史迪威和索默维尔一同飞抵重庆。第二天，当索默维尔去会见最高统帅的时候，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3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最高统帅在宋部长的鼓动下，明确地向索默维尔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一条响尾蛇没有出响声就咬人了”。
  出人意料的是，最高统帅的“摊牌”，竟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
  最高统帅夫人和大姐孔夫人一起找到最高统帅，坚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两位宋女士突然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态度，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话题是搞掉何上将，让最高统帅的夫人宋女士亲自担任权力巨大的军政部长。同时，他们也谈到了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宋女士和最高统帅的夫妻关系。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尽管，两位宋女士的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几乎没有人能够搞得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有了两位宋女士的坚决支持，史迪威的地位至少暂时稳固住了。
  另一方面，蒙巴顿上任1o天后，决定动身前往中国访问。中国战区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他知道，重庆方面对英国人怒气冲冲。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保持着同海外的联系。英国丢弃缅甸，使中国丧失了“国内战场的唯一的国际供应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1o万吨军用物资来不及运走，对此最高统帅异常震怒；随后，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以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最高统帅又指责英方背信弃义，要求英国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重庆方面便立即丧失了9o％的军需品和工业必需品供应，从1942年4月起，国民政府控制区要获得援外物资只有通过印度空运，穿越危险的“驼峰地带”（即喜马拉雅山）运至重庆，但维持这条航线的运输机数量很少，运量也十分有限，远远不能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因此，蒙巴顿觉得此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有必要拜访和安抚一下最高统帅。
  1o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情报部门在最后一刻得知，倭国战斗机正在注视着最高统帅的行踪。因此，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飞行不得不推迟到天黑以后，晚了5个小时。抵达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但是，几位中国将军依然在机场迎候。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次不无理由的失礼深感内疚。”在机场上，他还见到了前几天刚刚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此时，史迪威与最高统帅已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帅正在争取得到白宫的同意，打算马上解除史迪威在中国的职务。
  走下飞机后，蒙巴顿乐呵呵地要拉史迪威合个影，一脸阴郁的史迪威却摇着头表示拒绝，蒙巴顿惊讶地间：“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合了影，那个‘花生米’也会不喜欢你的，他要解雇我。”史迪威生气地说。“花生米”是史迪威给最高统帅起的绰号，除了在中国将军们面前他不敢随便地叫外，跟西方同行们聊天时，他总是这样放肆地称呼中**队的最高统帅。
  “那样的话，我们就更要合个影了。”蒙巴顿轻快地说完，还是拉住史迪威让人给他俩拍了张合影照。
  中国和倭国交战已有6年之久。国内西南的大部地区虽并没有沦陷，但国民经济和管理状况却一片混乱。在乘车去市内下榻宾馆的路上，蒙巴顿想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埃里克·塞弗赖德对中国战时都的描绘：“一座死城……一座丑陋得难以名状的废墟……只剩下一个弹痕累累的门廊。陪都应有的繁华与热闹景象烟消云散，到处都是难民、乞丐和伤兵。医院人满为患，饥饿笼罩城市。为了躲避倭国人轰炸，几年来人们干脆把每一幢建筑物都抹上泥灰，把玻璃涂黑。……入夜，全城几乎见不到3g文学网，连扬子江也死气沉沉，凝固在无底的黑暗中。”
  现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描绘。在车上，史迪威还以中国通自居，向第一次来重庆的蒙巴顿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这里的见闻和感受，尽管他对其他人也讲过多少遍了。“迪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而顽强的民族。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了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见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你想想，这样的人民，你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罐头食口，他们难道不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吗？”
  做为皇族子胄的蒙巴顿，从小生活优裕，自然无法去想象和体验史迪威所说的一切。对于美国方面一直主张应积极援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他本人，也向持不同的看法，至少要等一等再说。他岔开了话题，跟冷峻、木讷的史迪威讲起了笑话，不知不觉间，汽车驶进了国民政府专为接待外国贵宾而修建的一幢花园别墅内。
  参谋总长何上将代表最高统帅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已等候在那里，为蒙巴顿接3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近乎奢侈。平民和大兵出身的史迪威历来看不惯中国官场上的这一套，从他的表情上能够觉察得出来。不过，蒙巴顿却得心应手，令陪同他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赞赏不已，认为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只有曾多年在华工作过的罗布森中校不太满意。罗布森深诸中国式的客套，他认为在经过一番谦让之后，蒙巴顿不应在何上将之前在宴会桌前就座。他抱怨说，勋爵应当继续推让。并且，他在宴会结束后，立即把这一建议告诉了蒙巴顿。
  抵达重庆的第二天早上，蒙巴顿刚刚起床，宋部长匆匆来访，并且转告他最高统帅打算今晚上举行次会晤。蒙巴顿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内心盘算着见到那位中国最高统治者时，应当说些什么和不应当说些什么，怎样才能既减轻他对英国抱有的不满情绪，又能适当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
  紧接着，当天下午，蒙巴顿就和史迪威进行了长谈。蒙巴顿虽然对史迪威的刚烈乖戾性格和暴躁脾气也有些忧虑，但他刚到一个新的战区任职，正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副手协助，因此，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十分惊讶和气愤。他同意先由索默维尔去劝说最高统帅改变主意，并要他传话给最高统帅，如果一个指挥了中**队近两年的军官在作战的前夜被调走，这将使他无法使用这些军队。
  最高统帅的黄山别墅位于嘉陵江南岸，距市区1o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鸟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弯弯河流。抗战期间，最高统帅一般都在这里会见来访的外**政要人。
  他向来对英国人不抱好感，这大概是北伐战争时他的兵锋指英国支持的吴大帅和孙大帅而结下的积怨。太平洋战争爆以来，中国与英国同样对日作战，最高统帅蛮以为中国做为同盟国家可以获得跟英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上次韦维尔访华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他觉得受到了污辱，至今仍记忆犹新。
  韦维尔那次访问重庆是在1941年12月23日。此人被伦敦198o年版《历史百科全书》中称作“……二次大战中最有成就和最不幸的将军之一。”他身材魁梧，性格倔犟，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失去一只左眼，因此当他跟别人会面时，常常用剩下的那只右眼蛮横地瞪着对方，使人感到他像一头随时都会怒的独眼公牛。
  韦维尔抵重庆时，带来一大群衣着华丽、趾高气扬的军事助手和参谋。这些狂傲的不列颠军官从走下飞机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俯视前来欢迎他们的中国主人，并且公开把中国的最高统帅称做“酋长”，那意思是中国人还都是原始的部落民。
  也是在黄山别墅，最高统帅真诚地欢迎并宴请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他身着戎装，满脸微笑，亲自在别墅庭院的大门口欢迎贵宾到来。中国第一夫人宋女士则亲自为丈夫充任翻译。最高统帅显然对即将开始的双方会谈持乐观态度，因为大敌当前，英国人到处吃败仗，所以他觉得这位英国将军会对他客气一番，并就盟国的援华物资和中**队参加缅甸共同防务等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不料会见刚开始，韦维尔就不顾起码礼仪，当面对中国的最高统帅宣读了一份态度强硬的备忘录。备忘录要求中国方面将“囤集在仰光的租借物资，部分地转入缅甸防务”，并规定中**队入缅人数“不过一个团”。因为英国人虽然自顾不暇，却并不情愿中国来插手缅防务。伦敦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在历史上与缅甸曾保持过的那种宗藩关系。即使将缅甸丢给倭国人，将来打完仗还能收复，可是如果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岂不是给大英帝国造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吗？
  最高统帅挨了当头一棒。会见气氛十分尴尬。
  韦维尔一出门，最高统帅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宋女士安慰道：“大令（即英gdar1ing，亲爱的），同英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好在美国人跟他们不一样。”
  “娘稀屁！这些洋人，都是帝国主义者，没有什么好东西！”曾经在年轻时候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的最高统帅狠狠地咆哮。他嗅嗅同韦维尔握过的手，厌恶地皱起眉头。夫人知道丈夫不喜欢同这类洋人打交道，这不仅因为他们盛气凌人态度倔傲，还因为欧美人身上时常散出一种不讨人喜欢的“羊膻味”。宋女士立刻大声吩咐：“来人！侍候先生洗澡。把门窗统统打开，把洋人的臭味都给我赶出去。”
  这次蒙巴顿来重庆访问，最高统帅是同意了的，事先夫人又对他介绍过出身王室贵族的蒙巴顿的举止是如何的优雅和懂礼貌，跟韦维尔完全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所以他决定见一见蒙巴顿。此前，凡有英国人来华访问，除了老相识和礼节上非见不可者以外，他一般让外交部或军委会的何上将、陈上将等亲信人去接待，自己则借口公务繁忙或外出视察不在重庆而不愿会见他们。
  不过，这次他见蒙巴顿，也还想着借机报复一下上次那个英国将军对他的不礼貌。晚上，蒙巴顿在中国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黄山别墅。最高统帅没有在别墅的门口迎候客人，而且蒙巴顿进入会见厅后，最高统帅也没有马上露面，让客人呆呆地在那里等候了一刻钟。当然，蒙巴顿也有过错，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但据他本人讲，那确是由于忙乱之中寻找他从伦敦带来的国王的信而姗姗来迟了，并非是故意表现对中国领袖的不尊重。最高统帅迟迟不露面，令他感到不快，心想至今为止还极少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他听说过韦维尔跟最高统帅会面时给对方造成刺激的那件事，因此他能够谅解最高统帅，不快的心境转而平静了一些。
  当蒙巴顿趁这段等候的时间，观赏摆在会见厅里几件精致的盆景的时候，最高统帅在夫人的陪同下步入了会见厅。他这次没有身着笔挺的戎装，而是穿一件很随便的青布长衫，刻意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最高统帅夫人依然美丽大方，挽着他的胳膊，用温婉动听的英g向蒙巴顿及其几名随员表示了问候。
  最高统帅的表情显然很冷淡。可是，他那不含一丝客气的言g，被夫人翻译成英g时作了一番加工，使不懂汉g的蒙巴顿听起来并不那么刺耳。
  蒙巴顿对最高统帅说，作为一名年轻而无经验的军官，他感到很有必要前来重庆“向当代最受敬重的军人讨教智慧和经验”。接着他又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德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您已与倭国人作了长期的浴血奋战，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早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
  奉承得近乎肉麻。蒙巴顿后来回忆，“我还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如果我听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将会感到不安的。但对最高统帅来说，它们却好像一杯可口的清茶，泰然受之。”
  他的恭维很奏效，最高统帅绷得很紧的脸开始有了笑意。随着蒙巴顿滔滔不绝的奉承和赞美，“会见的气氛越来越好，最后简直是春意盎然了”。
  趁这个火候，蒙巴顿向最高统帅谈起了史迪威的留任问题。宋部长早上拜访他时，曾透露史迪威肯定要离职。此时，他在与最高统帅谈笑3生之中，声称“他个人在缅甸开始新的作战之际，对中国部队更换高级指挥官感到遗憾”。并且，绵里藏针地暗示，史迪威毕竟是他挂名的副手，如果将此人撤职或调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直接统辖下的任何部队恐怕都不会满意，也不会配合中国远征军的作战。最高统帅想了一想，点头表示理解。
  尽管最高统帅同意史迪威留任的因素很多，但在蒙巴顿与最高统帅的这次会见中，蒙巴顿巧妙地把握住时机替史迪威说项，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最高统帅第一次见到和结识蒙巴顿，总要给这个融洽的客人点儿面子。就这件事，蒙巴顿后来向丘吉尔报告说：“虽然我也感觉到史迪威将军是一位难于共事的人，但我却很高兴地看到他没有在我抵达这里时被解职。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肯定，这里的美国部队将会认为我是罪魁祸。”
  毫无疑问，蒙巴顿给最高统帅夫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最高统帅在不久以后给英王乔治八世的复函中，称蒙巴顿是“我的亲密而伟大的朋友”，并说，他们之间已就在抗击倭国人的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也从白宫热情地写信给蒙巴顿，说他已经详细地得知了会见的情况，“两年以来，我第一次对中国和缅甸方面的人事问题怀有信心，这使我激动不已——这主要地应归功于你本人。”因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做为他手下的典型美军将领之一的史迪威，或许是个出色的军人，但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跟出身王室，自小就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的蒙巴顿相比简直望尘莫及。那个经常给他惹麻烦的史迪威，这次多亏了蒙巴顿替他暂时缓解了与最高统帅的矛盾，做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罗斯福自然要对蒙巴顿表示感谢。
  当然，通过接触，蒙巴顿对最高统帅的气质也很钦佩：“他非常吸引人——在我见到过的中国人中，他是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对于宋女士，蒙巴顿更是倍加赞赏，“她体态窈窕，腿部和双脚美得令人难以想象”。当蒙巴顿说到今后将大大地仰仗她的帮助时，宋女士答道：“如果她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人们的特点判断准确。她已经决定做我的坚定朋友。”在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时，“应该说，我对最高统帅夫妇怀有一种真正的感情和敬意。我相信这是一种报答。我在返回之后被告之，最高统帅曾不断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要求保证我安全返回。”这令他十分感动。
  其实，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这也正是蒙巴顿此行的主要目的——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最高统帅要求蒙巴顿监管好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并保证每月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线”运抵中国的物资不少于一万吨。蒙巴顿未置可否地回答说，由于缅甸的战事，供应不足有时将不可避免，但是从长远来看，重新开放陆上通道将使中国获益。言外之意，为了集中精力扭转缅甸的战局，他不能保证绝对有把握地实现中国方面的要求，只不过话说的婉转些罢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尽早派出部队反攻缅北，打通陆地交通线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了。
  “我相信你。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最高统帅被对方的乖巧言辞所迷惑，表示了对蒙巴顿的信赖。实际上，从蒙巴顿后来的行动证明，他并不是这样做的。最高统帅还同意由蒙巴顿指挥暹罗湾和印度支那的秘密作战，还答应驻在缅北的中**队可以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不过，印度支那并不属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管辖之内，最高统帅也从来未肯放弃过任何一支部队的指挥权，史迪威的去留3波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他对蒙巴顿的许诺也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受各自不同利益所决定，他们的相互融洽和好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正像一贯谨慎的波纳尔见到蒙巴顿出访归来后喜形于色的样子所评价的那样：“我希望他这种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指望他对东方人的判断力能比我强。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蒙巴顿比韦维尔两年前在相同情况下干得要好，但是我担心他的热情使他有些忘乎所以。”
  就是那个他为之说项过的史迪威，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维持几个月。急于动反攻作战的史迪威在1944年1月时这样写道：“（蒙巴顿）这个所谓有魅力的家伙不过如此。我开始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部属。机构臃肿，不停地说教，就是不愿意作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迪威在日记中的用词也越来越尖刻了。在他的笔下，蒙巴顿“是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3头”，“尿壶”。他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怀疑并担忧英国将以美国为代价去寻求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说自己“每当看见这个英国佬时，我就更仇视他们”，“这些混帐伪君子干方百计要切断我们的喉咙。一群猪猡。”但是，在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史迪威却总是若无其事，甚至态度友善。虽然蒙巴顿觉跟他越来越难于共事，但却不了解在他脾气乖戾的外表下明显增长的仇恨。只是当蒙巴顿后来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才反唇相讥，声称史迪威心胸狭窄，尖酸刻薄，带有贫民出身的军人那种自以为是和玩弄权术的坏毛病。直到这个时候，蒙巴顿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史迪威会有一个“刻薄的乔”的绰号。
  第二天晚上，宋氏姐妹给史迪威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她们劝史迪威去见最高统帅，当面向他做些解释。史迪威已准备平静地接受事实，他对她们说：“我不想呆在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宋女士很诚恳地劝史迪威“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孔夫人也接过电话，说：“如果能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会比以前更为稳固。……你会成为一颗不断升起的星。”史迪威记下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和反应：“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但她们竭力坚持，我最终点了头。”
  宋氏姐妹马上陪史迪威一起去见了最高统帅。刚烈倔强的史迪威压住心中对最高统帅的愤懑，按照宋氏姐妹导演好的话对最高统帅说，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如果我有什么错误，那只是由于误会而并非有意，我将尽全力给予合作。“‘花生米’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蔼。他说了两点：第一，我应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第二，我应避免任何优越感。……最高统帅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继续工作。”
  一场3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已久经波折的史迪威对此亦处之泰然，“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而最高统帅却在气势汹汹地摊牌之后，不到48小时，便无奈地**收场，尽管史迪威给他铺了台阶，但仍不能不使他显得十分尴尬。不久，导演了这幕闹剧的宋部长神秘地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半年多的时间。
  1o月18日至2o日，史迪威、蒙巴顿、索默维尔和最高统帅、何上将等人在黄山召开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出现了新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式会议”。蒙巴顿以盟军代表的身份传达了魁北克会议关于反攻缅甸的决定，说明以攻克缅北地区为主，军事行动以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为主，以英印军为辅，由英、美、印组织有热带丛林作战经验的士兵2万人组成突击队，破坏缅南日军的交通线，攻击日军后方指挥、后勤机构，以策应缅北作战。萨默威尔向最高统帅保证逐步增加空运量，到达每月1万吨。最高统帅在会上一再强调反攻作战的成败关键全在海上，必须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才能获得胜利，希望英国组织强大舰队控制缅甸和新加坡间印度洋安达曼海海面，打击日军增援力量，南北夹击，决不能让中**队孤军深入缅北，再蹈前车之辙。蒙巴顿答应尽快准备进攻缅南。中美英三方共同商定，反攻将在1944年1月15日开始，整个战役由蒙巴顿统一指挥，中国驻印军在作战前期亦由英方指挥。蒙巴顿对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史迪威却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面对的全都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攻汗、欺诈和阻碍。只有当真正的战斗开始以后，我才能愉快起来。”最高统帅在会后指示何上将：云南中国远征军的动用一定要谨慎从事，英、美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南配合，不单独进攻。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尤其是狡猾的英国人，最高统帅总是很难放心，他是下定了决心，这一次绝对不见兔子不撒鹰。
  1o月3o日，中苏美英四个主要同盟国家在莫斯科公布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主要内容为：（1）中、苏、美、英四国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承担使各国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敌人武装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尽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战事终止后，四国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协商对战后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协议。
  也是在这一天，倭国和其操纵的汪伪政府在南京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强调双方为“建设大东亚”和确保其稳定而互相合作。
  这个时候，刘建业已经在9月间在设立于中国驻印军营地里的学校里完成了相关的学习培训，搭乘飞机回到了昆明。
  因为远征军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骨干都必须要参加美军开设的学校或者学习班的培训，所以，刘建业只能带着刚刚得到补充而齐装满员的部队进行训练，力图尽早得让部队适应新装备和新战术，形成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