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扫除。这些人同别的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什么可提供。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决不是罕见的。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把这一改变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漫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久。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工人们随着工厂汽笛的鸣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老是在场的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昧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帐单看作是一笔应该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中的，更喜欢雇佣妇女和孩子，因为妇女和孩子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1842年，有位名叫萨拉·古德的8岁的女孩向阿什利勋爵的矿山委员会提供了如下证言；
  我是高沃煤矿的矿坑通风口值班工人。工作并不累人，但我必须在没亮光的情况下值班，我很害怕。我早晨4点钟，有时3点半就起来，5点半以前出门。我从来不入睡。有时，心情愉快时，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我不喜欢待在矿坑里。有时清晨上班时，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学校，朗读"阅读使人充实"。（她认识字母，能够读少量单词。）他们教我祈祷。（她背诵主祷文，背得不很流畅，她还喋喋不休地讲以下这些话："愿上帝保佑我父母、姐妹、兄弟、伯父母、堂兄妹和其他所有的人，愿上帝保佑我，使我成为一个好仆人。阿们。"）我已多次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传说。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但是，他已得到了可以供脑袋枕着休息的石头。我希望上学，不想待在煤矿里。
  正是象这样一类情况，驱使确西·比希·雪莱写下他那革命的诗《给英国人民的歌》：
  英国人民呵，何必为地主而耕？
  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
  何必为你们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纺织他豪富的衣裳？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全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財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工业；那些工业的情况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确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困境，必须从当时的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和显得荒谬可笑。老鼠和虱子大批出没于稻草褥子，风嘘嘘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蹩脚地涂着灰泥的墙。乡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去新工厂做工。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常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有位英国权威在1955年撰文总结道，"无论情况对于当时的劳动者来说变得较好还是较坏，诚实的观察者们的意见是无法保持一致的。"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纪世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渐渐地甚至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5的数字表明，1850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大不列颠法国
  1850年5759.5
  1860年6468
  1870年7069
  1880年8174.5
  1890年9089.5
  1900年100100
  当然，国民收入的显著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阶级都同样地得益。普遍的繁荣所带来的收益确缓缓地淌下来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顶层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颠，1911至1913年间，25岁以上的人中占4.93%的人拥有60％以上的财富。同样，在普鲁土，1911年时，3425人的平均财富为5321400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财富却为23295马克。这种差异意味着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虽然穷人不再挨饿，但他们确住在拥挤的房屋里，靠吃单调的食物过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里寻求娱乐和休息。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实得起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戏院和参加音乐会，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会顶层，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国外旅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会底层的群众所不能理解的。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说《西比尔》中强调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多么互不相关：
  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象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的详细情况，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从各个方面——种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整个地移植了他们的文明。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增长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迁移找到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进一步促进了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中，150万犹太人从俄国逃往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O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万移民。表6和表7说明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和目的地。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