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足利尊氏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区，地方封建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八、日本的后撤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进行。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各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象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小林恩·怀特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但它们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复杂多样、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结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革命的新社会的有力的扩张主义降临时，改变了整个世界。
  一、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却是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当时选择的办法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接受者，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封建主选择国王非常谨慎，即使他们无意尊重他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因而，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足自给的村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数少者二十，多者数百。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他。
  由于远距离贸易、中央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来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象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更重要的是，教皇进而声称神权优越于俗权："两者之中，神权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甚至须对统治人们的君主们传达神意。"
  查土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继承者们能控制罗马教皇的职位，结果，678室752年间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预西方的能力大大减弱（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罗马教皇的职位如今从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还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与此同时，教皇的传教团改变了异教的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权力在西方得以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