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革期间季善扬在宣传部时参加过“造反派”，虽然当时他不过像许多造反阵营中的走卒一样，只是做了大凡造反派都做过的正常工作的一少部分，尤其是在批斗老部长余豁达的时候，虽然许多人都出手不凡，但对于众多人出手不凡的表现，老部长事后都淡忘了或干脆都从记忆中抹去，唯独对仕途多舛的季善扬在当时的鹤立鸡群表现始终刻骨铭心；虽然许多的人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面前，不管是浅层次还是深藏的人性的许多优缺点都暴露无遗，正所谓：“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但老部长对于别个在当时表现出来的人性，完全抱之以丧失了记忆的人似的——对曾经给他留下了莫大的心灵创伤的人以莫明其妙的宽厚与礼遇，而偏偏只是盯住了季善扬所表现出来的与一般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的人性，并且将他盯紧了的目标的人性中的弱点上升到人格乃至人品的层面上来。特别是当他又从新得势后，老部长余豁达无不是以他那政治生命最后的耀眼的折射点，死死地盯住了季善扬在文革中并不见得十分出色的表现，虽然他的表现在那个年代堪称司空见惯，但只因为余豁达认为异乎寻常。就这样，倒运的季善扬却偏偏吸引了目光独特的老部长当年在“牛棚春秋”中的眼球，而长久地被他锁定，不管几经岁月打磨却始终不肯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更令季善扬不幸的是，老部长当年由目不邪视而目不转睛，由目不转睛而目光炯炯，从而永远锁定了在当时看来目光短浅的季善扬的身高和外貌特征……
  也许余豁达觉得他对于季善扬实在是太天高地厚了，而他在那个非常时期，在他身上的表现无疑形同父子反目一样。在那个年代，就算是出现父子反目的事也是家常便饭，谁让那场运动的核心就是触及人们的灵魂，其实质就是清除每个人身上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亲吻和做爱差不多都是上不了台面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初级表现，或引发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更具有演变或诱使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的危险性，尤其是如果没有经过以革命的名誉批准而随便上床，更会在无形中随着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上升，革命的道德品质的下降，很快就会使一个人因为被革命所不齿的私欲的诱惑作用，而最终投入到万劫不复的反革命阵营乃至阶级敌人的怀抱中去。
  每每回忆起那段令他不堪回首的往事，总是时时在余豁达的心底泛起曾经的“革命样板戏”中的唱词来：“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挂，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仗怒火燃烧起……”而在当时批斗他的时候恰恰就是在用留声机反复播放着那段“样板戏”。而他无不也是同样在心底默念道：“要记仇，要记恨，咬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正是那样的心结，一直搅得他心潮澎湃欲罢不能，他相信：“只要是冬天来了，春天接着就来了”这句文学泰斗的名言。虽然这样的名言听起来不但有抄袭雪莱《西风颂》精髓之嫌，而且抄袭得软绵绵，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抄袭，而且既便抄袭也并不影响他的预言性，和那终于让他翘首企盼来的不是春天、胜似春天般的万众欢腾的“如期归来的秋天”。
  正是这样的锁定，慢慢地由他对他的刻骨铭心，逐渐上升为对他的耿耿于怀，由耿耿于怀，完全镌刻在他记忆永恒的、具有老者风范的慧眼之中，直到那个“如期归来的秋天”收获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时候，眼看就要从一线上“退居二线”的余豁达，却仍然对于季善扬在文革时期那已经被他铭刻在记忆老账之上的时代烙印所赋予一般人们的一般表现，一直如鲠在喉般地搅得他彻夜难眠，虽然他为此挖空心思地寻找足以令他致命的硬伤，但却无从入手，这不能不说是他在光荣地“退居二线”前唯一不得以实现的最后的了犹未了的心愿，他就算是不能将季善扬毕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又岂能以不了了之收场。
  他不能不感恩于邓公在桑榆未晚时提出了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策，也使得他像许多当年的老前辈们一样，被抚慰在当年那个唯霞满天的改革春风下，在我党吹响清理“三种人”的号角之时，老部长非要把季善扬在文革期间的作为（虽然那也是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都有过的表现）拿来上纲上线,其唯一的坚定目的就是如果没有春风迎他到这里，就算是他豁出老命，拼上最后一口气，也还是无法找到杂志仇的好时机。如今正值百废待兴，如不毕欲将季善扬驱除革命营垒而后快，他又岂能为自己的革命生涯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可怜季善扬也就只有毫无保留余地的在被同样不明不白的厄运的捉弄声中，被顺理成章地开除了堪称是作为一个人政治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生命线的党籍……
  面对无法争辩的事实，季善扬就算是再长出三支嗓子四张嘴，也难以说清他当年的似乎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愚蠢而过激的行为，曾经几度性格一向比较直率的他，就只有自认时运不济而无辜地栽在那场荡涤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灵魂的大革命和灵魂大扫荡与大阅兵当中。
  他之所以在那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表现不俗似乎也是基于他的出身。因为他的出身据说非常卑微，如果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理论来说，只相当于雇农中的下层。而这个阶层的特殊性，也是被人所共知的领袖在其成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讴歌过的，无疑是农民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农民阶级中的杰出代表阶层。这似乎也就决定了，作为出身于这一特殊阶层的季善扬，不但从祖上就算到了他这一代也是饱受“革命”给他带来的诸多机会和由那样的机会而产生的荣耀感，再由荣耀感而升腾起对于革命的长久自豪感和神圣使命感，并由凡此种种而渡过的许多美好幸福时光，甚至更由于革命给他带来的永远令他无法停止兴奋的精神陶醉，使他的精神仿佛早就已经凝滞在了那样曾经让他一直兴奋异常而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哪怕就算是到了各种“革命”风潮渐渐淡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视野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停留在被那样的兴奋与冲动燃烧着的精神，无法适应后来进入新时期的国度的逐渐趋于缓和了的而不比从前的“政治生活化”的“政治非生活化”时代……
  比如说，他是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但却可以在那个年代被保送上大学，而且在学校入党，尤其是在毕业之后，还被分配到了党的要害部门工作。但此一时彼一时，他的幸福时光基于搞运动的年月，而到了我党拨乱反正进入新时期以后，幸福感便离他愈来愈远，曾经的使命感也像是对他投之以让他明显意识到的明嘲暗讽。
  接下来，虽然季善扬还一直在宣传部工作，但其命运则是处于上上不来，下派又派不下去的尴尬境地，不然他也便不可能与当时除了对于期刊事业堪称无比执着，就各个方面来说还都比较单纯的游东方走到同一艘战船上来，并且堂而皇之地成了他表现在公共层面上的名副其实的合伙人。如果不是闻天明的推荐，游东方便不能与他相识……当时的游东方似乎也是出于对闻天明的信任和对季善扬命途多舛的同情，他们便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来了，这无疑为给他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便埋下了原本并不应有的伏笔。
  不管怎么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季善扬始终还是能够做到原则性地与游东方站在同一条线上并坚持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他最多也就总是向游东方要这样那样的所谓人、财、物的一些权力，只善经济之道和学术之道而并不善于权术之道，更无暇于烦琐事物困扰的游东方倒也觉得他的要求无伤大雅，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是给了他尽可能的权力，没想到他这样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不但在无形中助长了季善扬的骄气，也导致他缺少内敛性格的更进一步升级，和无限制地追求权力欲望的土壤的逐渐形成与扩张。
  对于季善扬的不幸遇害，从主观到客观，从客观而幻化于无形，游东方总是觉得与他还是存在某种似是而非的联系，就算没有他的直接责任，也存在间接责任，排除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也存在用人失察的责任，甚至与他对他过于骄宠放任纵容都不无关系。就算对他的个人私生活无权干涉，但致使具有这样人品的人与自己走到同一条路上，被无情的历史记录为：缺少鉴别人才的标准尺度和缺少识人的敏锐眼光。而能够使具有如此行为操守的人长期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就算他没有直接领导责任，也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尤其是像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时不时地拿出一纸“契约”，作为向他要权力和制衡他权力的杀手锏，怎么能够证明游东方不负有用人不当的领导者的责任呢。
  季善扬活着的时候虽然总是在工作上给他造成这样那样的不便，和意想不到的麻烦，但突然间失去了这么一位与自己相处十多年的老搭档，反倒有一种莫明的缺失感，这却是令他所不曾想到的。虽然不能否认，在创业之初，他还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虽说不算是卓有成效，但在关键时候他还是与他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至少还是表现出了以大局为重的合作精神，即使算不上是完全的合作愉快，但也不是像后来事业发展壮大了，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处处无往而不掣肘的毛病。虽然他的掣肘给他在许多工作上造成了不便，但至少无损于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这一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