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证据一直不断地被索要，被重新人档。”
  “啊，是你希望的。”
  “像多雅、萨塔乌尔和乔尔丹之类的人们都声称在现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冰柱的年代。可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肯定纪念碑是现代建筑。如果真是现代建筑，那么考虑到日期测定技术的高度发展，几乎可以肯定会有证据。
  “事实上，现在已找到结论性的证据，证明冰柱不可能是现代建筑。”
  他停了一下，让听众充分理解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你们都知道微陨石，即太空中的微小尘粒，在一直不断地落到太阳系所有的物体表面，如果这些物体表面没有大气层，这些灰尘便会留下细微的痕迹。无论尘粒多么小，都会留下印记。微陨石的降落是有规律的，在整个太阳系都是个常数。火星大学的芒德·斯多尔乌斯教授得到霍姆丝基金会的资助，在该领域进行广泛研究。他已经确立微粒降落与不同引力之间的比率，因此目前微陨石计算已可用作精确的日期测定方法。斯多尔乌斯教授对冰碑暴露的表面，对建造者清扫过的周围地面都作了细致的计算机扫描，根据对这些全息图像显示的计算结果，他把冰柱建造的年代定为1000年前，允许增加或减少500年的误差。他就该题目所写的论文将于下期《火星科学》刊出。在文章中他解释了之所以不能作出更为精确的计算，是因为牵涉到的时间跨度太小，加之他只是在全息图像上工作。该结果使冰柱建造的最迟日期比碑铭上的日期早了150多年，但这一点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冰碑表面光滑，受尘垢污染程度比其他表面更为明显。无论如何，将冰柱视为骗局的一部分，则必将时间定得很短，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绝不可能降下这么多的微陨石的。
  “因此，对戴维达夫理论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否定……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那些贬损者的怀疑和无根据的臆测，其中有些人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对于这些贬损者所持的观点却已经有了事实作为反证。谢谢诸位。”
  我周围那些影像本来全都认真地听着，这时一下子像炸开了锅。
  有人喊叫着提问，可是在一片欢呼和鼓掌的喧闹声中谁也听不清楚。
  “哦，住嘴。”我对身边一个正在鼓掌的女人影像说。
  秩序恢复以后，提问的声音也清晰了……有些问题非常中肯。但是显然新闻处的人们认为回答问题阶段已经无关紧要。
  随着又一下“咔哒”声，眼前的场景消逝，我又回到了黑暗、静寂的全息室。灯亮了，我仍然坐着。
  尼德兰德是否已经最终证明了他的理论？泰坦的那位陌生人是否归根结底是错误的？（那么我也错了？）
  “嗯……”我说。很显然，我将不得不探讨一下日期测定法。
  醒来时我躺在路站一条主大街后面的小巷子里。由于侧着睡，我的脖子和屁股都有点酸痛。我脱下外套拍去灰尘，用手指把头发梳好压平，用指甲刷刷牙，并四处张望着看有没有什么喝的。然后我又把外套套上，甩了甩膀子。
  在我的周围还有人躺在那里睡觉。在路站的大街上过夜早晨醒来是最难受的事了；他们晚上把温度降到10度，这样就可以把旅游者赶到室内去，以帮助维持旅馆业。不过许多人还是呆在街上，其中大部分是临时居民。除了冷，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便，于是他们就把租房过夜的钱省下来办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在这块巨石里面，每个人都有最起码的栖身之所。
  钱又不多了，可我还是得吃点什么。于是我上了电车。
  在飞船港口那边，我在路站最便宜的餐馆里付出了最后的10元。找零的钱我用来给自己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公共澡堂的一个角落里休息，什么也不想。
  这样休息过后我觉得又有了精神，可同时我也一文不名了。
  我回到自己工作的餐馆又向费斯特借了10元，然后又去了邮局。
  邮件不多，可当我查到最后时大吃了一惊：路站高等教育学院（像路站其他许多机构一样，这也是卡罗琳·霍姆丝创立的）美术系列演讲处主任罗登伯格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
  罗登伯格教授很欣赏我关于冰柱的“持修正观点的有趣的文章”，询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邀请作一个学期的讲学，同时主持冥王星巨碑文献研究研讨会……
  “老天，老天，老天！”我嘀咕着，发出指令把这封信打印出来，惊疑中仍然张大着嘴巴。
  一段时间没出房门了，我的饼干和橘子汁已经吃完，所以出门去重新补充一下。
  “雪花”号上木板和苔藓做成的走廊里几乎空无一人。似乎大家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与房间相通的小小休息室里。
  罗斯特博士曾带布林斯顿过来作讲和性质的拜访，他们也去了琼斯的房间。现在我们在不得不交往时都小心翼翼，十分客气。
  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里面作最后的等待。离到达冥王星只剩几个星期了，这并不算长；每个人都很耐心，在一个慢吞吞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善于等待。
  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62岁了。生命的十分之一已成过去，漫长的童年已经结束。在我心中，那些年代像是无边无际，日子似乎还刚刚开始。
  真难以相信。我想起在泰坦遇到的那位已享遐龄的陌生人，不禁感到疑惑，人打破自然规律活得这么长，然后却又死去，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我活到那个陌生人一样的年龄时，我将忘记这6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或者它们将隐人记忆的最深处，再也无法回想起来……这与遗忘是一回事……对于我们新的时间尺度来说，回想已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功能了。还有多少其他功能也是如此呢？自传现在已成了记忆的必要补充。
  从现在起我还可以再活5个世纪，但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我在他的心目中将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事实。那么，我现在为那个作为陌生人的自我写下这些只不过让他知道他曾经怎么样生活过。我希望我这样足够做到这一点。我确信这已足够，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强。
  我父亲寄给我一首生日贺诗，昨天晚上才到。在过去54年里他每年如此，这些诗已经快要积成一卷书了。我曾劝他把这些以及其他的诗投入公共档案，但他断然拒绝。
  下面是他最近写的一首：寻找绿色的闪光在海上，夏威夷的北方。
  沉寂的白天，万里无云：在深蓝色的平原上，在蓝得清亮的穹庐下，我们的船在风中，水中，光中，地球的蓝色舞蹈中，只是一粒微尘。
  日落已近。
  西边海洋蓝得像夜只有染蓝的银色明天。
  阳光橘黄，慢慢落下，在地平线上压成扁长：地球现在把我们和太阳阻断，剩给我们的只有大气折射的光：太阳的影像。
  沉没一半，别看，太亮。
  太阳周围一片白色。
  只剩一小片，看哪：仅有的一点，变幻不定橘黄至纯黄，纯黄至绿黄，在沉没的那一刻，绿得发亮！
  我取了食物回房间，心里念着他写给我的诗。我意识到我很想念他。
  在接到罗登伯格的邀请后大约一个月，我与我要教的学院研讨会成员们见了面。根据我的提议，我们决定在学院街对过一间小酒店最旁边的一张桌旁聚会，并立刻转移过去。
  我很快就弄清了，他们都读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献。那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谁把它们竖在那儿的？”一个叫做安德鲁的人说。
  “等一等，从头开始。”说这话的人是埃罗茵，坐在我左边，是个约摸100岁的漂亮女人。“告诉我们你的背景，你为什么会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
  我尽量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讲到那次触发了我所有研究工作的偶遇时，我有点局促不安。
  “……所以，你们看，事情的要点是，我相信我碰到过一个曾亲手参与冰柱建设的人，这就必然排除了戴维达夫那一群人的可能性。”
  “你当时一定大吃一惊。”埃罗茵说。
  “有一阵子。吃了一惊，惊呆了……受骗了……但不久，建冰柱者不是戴维达夫而是另有其人这个念头使我坐立不安。你们知道，这使得整个问题又成了一团迷雾。”
  “但你的另一半却很高兴。”这是艾普丽尔，坐在我对面，非常认真。
  “是的。”
  “但戴维达夫怎么办？”
  “尼德兰德又怎么办？”艾普丽尔问。她说话很尖刻，带点嘲弄的味道。
  “我没有把握。尼德兰德看来不可能会错……有那么大卷大卷的资料，构成他的观点的大厦。我以前也一直相信他。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他错了，那怎么解释戴维达夫？还有埃玛？许多次我想到这里时，那天晚上我感到的确信……确信那陌生人知道冥王星上所发生的一切……就消失了。但是记忆……怎么也抹不去。他确实身历其事，我知道这一点，我能肯定。所以就动手研究了。”
  “你怎么开始的？”
  “一个前提。一个假定，像尼德兰德一样。我一开始就认定在人类有能力到达冥王星之前不可能建成冰柱。我觉得这样说很有道理。而在2443年之前，没有飞船能把我们带到那里去之后又带回来。所以冰柱是相对现代的建筑，只是因为有人故布疑阵，遮掩其来源，才使其建造者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