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需要的就是睡觉，贝恩斯想好好休息一晚，也许头就不会痛得厉害。他皱着眉头。
  塔格米先生拿着药和一杯水回来，贝恩斯先生说：“我真的得对你说晚安，回房间去。但我想先谈点什么。假如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谈，你听说过另外还有第三方想参与我们讨论吗？”
  塔格米先生脸上顿时显露出了惊奇，可一会儿就消失了，他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有那个印象，当然不管怎么讲那都是很有趣的。”
  “来自日本本土。”
  “啊！”塔格米先生说。这次他一点也不惊奇了。完全控制住了。
  “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商人，”贝恩斯说，“他正在乘船旅行。现在他已经航行了两周，他对乘飞机旅行有点偏见。”
  “古怪的老头。”塔格米先生说。
  “他的兴趣一直使他保持对本土市场的了解。他会给我们提供信息，不管怎么说他要到旧金山来度假。这点并非很重要，但可以使我们的谈话更具体。”
  “是的，”塔格米先生说。“他能纠正对本土市场的错误看法。我已经离开那儿两年了。”
  “你是不是想给我药吃？”
  塔格米一愣怔，低头看看，发现他仍拿着药和水：“对不起，这是特效药，唐人区中成药制药公司生产的。”他伸出手里的药说，“非习惯性结构。”
  贝恩斯边准备服药边说：“那老头很可能会和贸易商团直接联系，我给你留下他的姓名，以免你公司的人把他拒之门外。我没见过他，但听说他有点聋，还有点古怪，我们想要确定的是，他会不会发脾气。”塔格米先生似乎都了解，“他喜欢杜鹃花，假如你派人和他谈上半小时杜鹃花，他会很高兴，然后我再安排开会。他的姓名，我把它写下来。”
  吃完药，他拿出笔和纸。
  “辛基诺·亚塔比先生。”塔格米接过纸条说了一遍。非常认真地把它放进了笔记本。
  “还有一点。”
  塔格米先生慢慢地啜着水，听着。
  “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这老头——令人感到不解。他几乎80岁了，都快活到头了，他的几项投资都不成功。你知道吗？”
  “他再也富不起来了，”塔格米先生说，“可能得了一份养老金。”
  “正是这样，养老金少得可怜，因此他要通过各种途径赚钱。”
  “有点触犯法令，”塔格米先生说，“日本政府和它的行政忌讳，我掌握了这个情况。由于和我们的商谈，这位老先生‘会得到一些生活津贴，他没有向养老局汇报。所以我们不要披露他的来访，他们只知道他是来度假的。”
  贝恩斯先生说：“你真是老于世故。”
  塔格米先生说：“这类事以前也发生过，我们的社会还该解决老年人问题，随着医疗制度的改进，会越来越多地遇到这种人。中国人教育我们要尊敬老人，然而，德国人却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道德。我知道他们在杀害老年人。”
  “德国人。”贝恩斯咕哝着，摸摸前额，药丸起作用了吗？他感到头有点昏。
  “毫无疑问，因为你离开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和费思腾一欧罗巴罗有很多联系，比方说，你乘坐坦普霍福号火箭，一个人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吗？你是中立的。如果你愿意，请告诉我你的观点。”
  贝恩斯先生问：“我不清楚你所说的态度指什么？”
  “对老人、病人、弱者、残疾人和各种没有用的人的态度，一些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家常问‘新生儿有什么用’？我承认，求助于记忆，我思考了好多次。先生，一般来说，是没有用。”
  贝恩斯先生轻轻咕哝了一句什么，听不清，态度暖昧，礼数周全。
  塔格米先生说：“没有人应该为了他人的需要而成为工具，对不对？”他向前倾着说，“请告诉我你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观点。”
  “我不知道。”贝恩斯先生说。
  “大战时，”塔格米先生说，“我在中国战区时是一名下级军官。在上海的虹口有帝国政府对犹太人进行战时安排的拘留所。联盟国要犹太人活着，但在上海的纳粹使节却要我们杀害犹太人。我回想起我对上级的回答。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他们都抵制这野蛮的要求。这件事我印象很深。”
  “我知道。“贝恩斯先生嘀咕道。他想说服我吗？现在他警觉了，他一下子似乎聪明了许多。
  塔格米先生说：“纳粹总是把犹太人当作亚洲人和非白人。先生，它的含义对日本的头面人物来说并没起作用，甚至在战时内阁中，我从来没和我所见过的德国人谈论过这点……”
  贝恩斯先生打断道：“行啦，我不是德国人，所以我不会为德国人说话。”他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我明天再和你讨论，请原谅，我不能用脑子了。”
  但是，事实上，他的思想现在完全清楚了。他意识到得离开这儿。这个人把他推得太远。
  “原谅我的狂热愚蠢。”塔格米先生说着去开门，“哲学上的纠葛使我看不清真实的人类生活。”他用日语叫了声，前门就开了。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出现在面前，微微地鞠了个躬，目光落在贝恩斯先生身上。
  贝恩斯先生认为是来给他开车的。
  他突然想起也许他在汉莎飞机上的狂热言论，那个叫什么洛兹的人可能会回到这里来。也许有某种联系。我但愿没和洛兹说什么。他后悔了，但为时太晚。
  我不是那个人，根本不是，与此事无关。
  但接着他又想到，一个瑞典人对洛兹说的，对了，没错，我实在是多虑了。习惯性地把过去的情况带进此情中，其实我有许多问题可以打开话匣子。
  然而，他的处境与此完全相悖。他的血脉在翻滚，他的骨骼，他的器官都在造反。他自言自语，张嘴说话，不管谈什么，说你的观点。如果想成功那你必须说话。
  他说：“也许他们都受某种令人绝望的潜意识驱动吧，依荣格的观点来看。”
  塔格米先生点点头说：“我读过荣格的书，我懂。”
  他们握手道别，贝恩斯先生说：“我明天早上给份打电话。晚安，先生。”他们相互鞠躬致礼告别。
  年轻的日本人笑吟吟地迎上前去，跟贝恩斯先生说着什么，他没听懂说什么。
  “哈哈？”贝恩斯拎起大衣，出门往门廊走去。
  塔格米先生说：“他在用瑞典语和你说话，先生。在30年代战争时期，他在东京大学学习了瑞典语。他被你们伟大的英雄古斯塔夫二世迷住了。”塔格米先生同情地笑着说。“然而，很清楚，他力图掌握一门外国语言。却没有成功。无疑地他是用留声机录音课程来学习的。他是一个学生，这种学习方法既便宜，又受欢迎。”
  年轻的日本人显然不懂英语，他只知道微笑、鞠躬。
  贝恩斯先生叽咕着说：“我明白了，我祝他走运。”我有我自己的语言问题。他想。显然如此。
  天啊天！年轻的日本学生开车送他回旅馆，无疑就是想一路上和他用瑞典语对话。这是贝恩斯先生几乎不懂的语言，而且只能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以正确的方式讲的语言，一个试图从留声机教学课程人手来掌握它的日本青年，当然不合适。
  贝恩斯先生想，他永远别想与我沟通。尽管他会一直想办法试一试，因为这是他的机会。也许他将永远见不着瑞典人，贝恩斯先生的心灵深处在呻吟，这对于他们俩来说，将要面临着一场怎样的折磨啊！
  第六章
  清晨，凉爽宜人，朱莉安娜·弗林克太太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去杂货店买东西，她拿着两个褐色的纸袋沿着人行道溜达，不时地停在商店的橱窗前打量一番，她在打发时间。
  这店是否有她想买的东西。她漫不经心地走进店内。她要到中午才去柔道馆接班。这是她的休息时间，坐在柜台边的长凳上，放下购物袋随手翻看着各种杂志。
  她在《新生活》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欧洲电视…明天一瞥》的长文章。她饶有兴趣地翻着，里面有一帧德国家庭在客厅看电视的照片。文章说在白天已经有4小时来自柏林的电视节目，总有一天，在所有的欧洲大城市都会有电视台，l970年纽约也会建一个电视台。
  文章还说到在纽约工作的德国电子工程师将要帮助当地人解决一些问题，很容易看出哪些人是德国人。他们身体健壮，爱干净。充满活力和自信。从另一方面说，美国人看上去很一般，他们和别的人没什么区别。
  我们会发现德国的几位技术人员随便说到什么·美国人就要想方设法去弄清他的意思，我估计他们的眼力比我们的要好，在过去的20多年里饮食也比我们的好，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能看出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是维他命A吗？也许。
  我弄不明白坐在你家里的客厅观看灰色小玻璃试管上的整个世界是什么滋味。假如那些纳粹能从这里到火星飞来飞去的话，那为什么他们不利用电视呢？我想我宁愿观看那些喜剧电视片，实实在在看到鲍勃、霍普和杜兰特的样儿，也不想到火星上去漫步。
  也许就是这么回事，她把杂志放回文件架子上这么想着。纳粹没有一点幽默感，过去他们需要电视的原因呢？无论如何他们扼杀了许多真正伟大的喜剧家。因为他们大多都是犹太人。实际上，她知道，他们消灭了所有的娱乐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