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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宋庆龄1941年9月14日及1942年11月7日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夫人函。“莱培”是对博戈莫洛夫任苏驻华大使时的使馆武官利帕宁将军的昵称。
  象通常那样，她一再引证孙中山的遗教。但国民党对孙中山一向是只在口头上、而从不在行动上尊重，所以宋庆龄的声明国民党的报纸都不予发表，只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
  （二）恢复保卫中国同盟
  在这段时间里，1942年8月，她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开始时只有两个人帮助她工作。一个是廖梦醒，香港时期的亲密同事之一。日本占领香港后，她和母亲何香凝、叶挺夫人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援救脱险，进入内地。经周恩来指派，她现在又在重庆帮助宋庆龄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来在这战时首都进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员后来慢慢地都来到了——有人经历了极大艰险。如邱茉莉和本书作者是从一个外侨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两人后来结为夫妇），但有人却不那么幸运，如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里。杰姆斯·贝特兰参加了香港的保卫战，被关进了在日本的战俘营。名誉司库诺曼·弗朗士在参加香港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保盟在香港时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组织力量使数以百计的进步爱国人士从日本占领下脱险，但他自己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却被逮捕，关在以残酷著称的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后始获释。保盟其他成员和同事，包括金仲华、柳无垢和许乃波等先后进入国统区或解放区，但不久都到了重庆。奥地利的魏璐诗过去在上海时认识宋庆龄，也帮助过她工作，这时到内地来教书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个新成员。此外还有约翰·伯特·福斯特（关于他下面还要提到）。①
  ①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转引自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35页。
  经过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努力，并得到中共和八路军驻渝代表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保盟不但恢复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重庆的环境比香港困难多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个正规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地方来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庆龄寓所的起居室里开会和工作。对捐赠者的报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来，或者把稿于设法送到国外去，请友好团体代印。有一个题为《在游击战中的中国》的年度工作总报告就是1943年由纽约的援华委员会印行的。宋庆龄为这个报告写了一个引言《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①，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并再次阐述保盟的任务。
  ①《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年在美国印行的保盟工作总报告）所列在重庆常驻的委员会名单如次（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琼·斯塔厄福思·贝克尔，苏西·陈（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本书作者），邱茉莉（本书作者妻子，已故），约翰·福斯特，许乃波，廖梦醒，王安娜。（琼·贝克尔是曾在西班牙“国际旅”服务的德国医生罗尔夫·贝克尔的英籍妻子。）
  关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她写道：
  “这是我第三次向你们讲话了。……第一次讲话是五年前。……当时我请求你们帮助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我说过那是‘由于中国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样，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那时你们和我都不能预料到，由于许多国家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信的地步，光荣地战斗着的、坚守着那些国家的门户的西班牙人民竟会遭到失败。……没能预见，反轴心国家直到极迟的时候（但还不太迟）才联合起来，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最后才扭转了大局。”
  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她写道：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优秀战士……虽然作战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内有些人们，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的意见，他们也给了极其严厉的驳斥。……”
  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军队：
  “……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的几乎一半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线，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
  “……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
  像过去一样，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内部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及国外，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港的时候，特别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变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国国内：孙科、何香凝、冯玉祥（以上三人同宋庆龄本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茅盾（自鲁迅去世后公认为中国首位现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赞助人）。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未来的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同宋庆龄通信）。
  在德国：托玛斯·曼（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自希特勒上台后住在美国）。
  在美国：赞助的人为数很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外，又陆续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写作有关中国的小说著名的赛珍珠、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国出生的美国报业巨子、《时代》、《生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亨利·卢斯，他们后来支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共内战，但当时还是赞成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
  专门支持宋庆龄的工作的美国团体“援华委员会”和“INDUSCO”（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分别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
  这样大的阵势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在重庆时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的人所处的环境，用当时在场的美国观察者的话说①，是“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特务和武装警卫的俘虏”。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38—141页。
  尽管如此，她在重庆仍然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关系，以减少一些困难。其中之一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的年轻夫人、直爽而倾向进步的倪斐君。她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非常热心，以后在新中国是红十字会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国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轻的美国人约翰·伯特·福斯特，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汉一所教会大学教书，遇到了周恩来和史沫特莱。后来他去访问过山西省内的八路军前线指挥部，遇到了朱德总司令。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在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局（美国新闻处的前身）重庆办事处任职，这个身份使国民党特务不敢找他的麻烦，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结实，更不敢碰他。所以，没有人比他更适于担当陪伴廖梦醒去银行提取国外汇给保盟的捐款的任务。个子矮小的廖梦醒取到现款之后，就在福斯特的保护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车上去，车里有周恩来派来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等候。办事处把这些捐款分送给国际和平医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其他有关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及时将收据寄送给保盟。
  （三）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
  宋庆龄一旦在重庆开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这个战时首都的一些有利条件，以抵消在香港时所没有的某些限制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