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1930年5月回国，8月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上海“会审公廨”（根据不平等条约成立的中外合议法庭）马上把他交给蒋介石会任意处置。蒋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蒋为了抓到他，曾悬赏30万元（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①由此可见蒋对他的惧怕。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有名气和威望，许许多多军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学生，所以蒋认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危险人物，在军事上也是个潜在的对手。
  ①这笔钱按1931年美元的实际价值合15万美元。
  早在1927年，因为邓抛弃了设在南昌的右派总司令部去参加武汉的左派政府，蒋就对他怀有杀机，下令通缉。在武汉，邓又主张对蒋采取军事行动，如邓的主张得以实现，蒋的占领上海及以后的叛变也许能被制止。
  现在，这个强悍的对手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蒋介石这个极端狡诈的人开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从此无声无息。蒋用的方法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这个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气的对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蒋把赌注押在邓日益增长的既反对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总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倾向上。蒋让人传话给邓，如果邓真心赞成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管，他就应该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因为这是为巩固国力所必需的。邓把这套说辞顶了回去，回答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邓被捕的第二个月，日本攻占中国东北，于是蒋对邓换了一种口气。蒋说，面对外敌，邓应同他一道来应付民族的危机，但是攘外必先安内。蒋甚至提出任命邓为“剿匪”（即反共战争）副总司令。邓回答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①
  ①据《浩气冲霄》（邓演达被捕及遇难前后），载《邓演达》，第137—145页。
  这一反驳激怒了蒋，特别因为这时蒋迫于国人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而宣布辞职。这种“辞职”的把戏，他过去玩过，一方面宣布辞职，另一方面仍紧紧抓住军队不放，策划着卷土重来。而他对军队的掌握，只要邓演达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为邓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军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蒋决心杀邓。
  关于宋庆龄即将来南京营救邓演达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为紧急。1931年11月29日，蒋布置人把邓押上汽车，驰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员乘深夜将邓在路旁枪杀。①
  ①这里的叙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说法（“折磨拷打了好几个月”、“慢慢地被绞死”等）不同。蒋对他是软硬兼施，后见他不为所屈，就迅速处死。蒋是一个为攘夺权力可以完全不择手段的人，但不是一个虐待狂。邓演达的英雄精神在于他既不受威胁、也不受利诱，终于牺
  宋庆龄一到南京见蒋，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①
  ①这里也同西格雷夫书有异。后者说宋庆龄“提出了各种请求，以致到了恳求的程度”（未说明材料来源）——这不大像宋的性格。据第三党成员谢树英回忆，宋庆龄关于邓演达之死所作的第一个声明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嘱谢和革命学者陈翰笙博士共同译成中文，于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报》第17版，标题为《宋庆龄之宣言》。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①
  ①以上的叙述根据《邓演达》、《邓演达文集》。两书均由宋庆龄题写书名。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①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①《与史沫特莱的谈话》（1931年8月24日），载（宋庆龄选集》第50页。英文《上海泰晤士报》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题为《孙夫人否认她将出任调停人》的报道，报道中还提到她接到了欧洲方面请她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5—28页。
  由此，她——孙中山夫人——重申她将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对邓演达的崇高敬意是始终保存着的。1941年，在邓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她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纪念文章；①
  ①《纪念邓演达》，《宋庆龄选集》，第152—153页。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著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他返国后，即开始地下革命工作的进行，但不一年，即被诬而遭禁锢，他后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此后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宋庆龄以后每隔十年总要公开地纪念一次邓演达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为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时期。1980年，当时她自己已年老多病，还应邓所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季方之请，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
  中国共产党后来对邓演达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确估价。这是由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就党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时作出的。①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167页。
  先是说明邓演达这个人物的性质：
  “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接着是以主要为自我批评的形式，检讨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他的态度：
  “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