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战争中伤员的痛苦促使孙转而学医。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清政府的积弱和卑躬屈膝，使孙中山思考不仅要医人，还要医国。他和朋友及同学们开始谈论改良，还谈到革命。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战败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线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坞的中国工人的爱国行动。他们不顾扣薪、开除的危险，拒绝修理法国的船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罢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实际上停顿了十天。这件事使孙中山对人民产生了新的信心，并且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新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尽管它还很小）在国家的复兴和进步中所具有的潜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龄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澳门开了一个诊所。虽然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都很高超并赢得老师们的格外赞许，他在香港、澳门这两个英、葡殖民地仍然领不到正式的行医执照——一个中国人要在这里行医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已深深地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庆龄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行医主要只是为了“掩护他的革命活动”。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孙中山同下等社会的秘密结社“三合会”进行了接触。三合会为反对清朝统治已奋斗了两百多年。它的会员中有许多华南的农民、雇工和从事内河和沿海航运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很好的广泛的通讯联络工作。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把仇恨从满洲人扩展到外国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国统治者对三合会闻风丧胆，入会者一经发现即以违反刑法治罪。
  （三）从改良到革命
  孙中山虽然常被称为“空想家”，对具体的改良也是很感兴趣的。他曾给家乡的县太爷送过一个改进本县农产及丝业的条陈，县衙门没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陈述加强全国经济的广泛计划。李是出名的洋务派首领，但没有见他。也许因为李看到他的信里有可取之处，也许因为想把他打发走，李下令向孙发给护照，以便出洋留学。对孙中山来说，他这样轻而易举的改良建议都被上下各级官吏所拒绝，证明这个朝廷经不起最基本的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发动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对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来说，这是够大胆的，并且是冒掉脑袋的危险的。
  如果说美国当初走向独立的第一句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那末孙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个信念不是像过去曾说过的那样闪电式产生的，而是逐步——虽然较快——形成的。一个有力（但非最后）的因素是中国又遭到了新的战败，这次是败在日本手里，时间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岛省份台湾割让给日本。另一个因素是他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他在西方所见的现代化进步同他在国内所见的落后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要消灭这一差距的决心使孙中山最后义无返顾地从改良转变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①
  ①林增平在他所写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根据原始资料对形成过程作了追溯。此文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第45—66页。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从历史上看，这同环境也是符合的。中国当时除了革命，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德国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国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国力大振。这些实例对中国知识分子——正统派和立宪派都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关键在于情况不同，特别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不像中国那样被外国侵入者和占领者搞得四分五裂，因为日本没有什么资源吸引他们。天皇的朝廷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国自明亡以后就由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用武力来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其他民族，并日趋衰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力量已壮大到足以使现存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在中国则类似的力量还很弱小，缺乏高层的支持，并且没有取得这一支持的前景。“日本式”的维新在中国既受到阻碍，俾斯麦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种历史时代了。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持，组织了“兴中会”。后来有人说，兴中会曾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条不是新的）、创立合众政府（这一条是新的）”的号召。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足以证明在檀香山已订出这一纲领的材料。孙中山在他写的《伦敦蒙难记》（1896年）中没有提到；在他的日本朋友和传记作者宫崎寅藏1902年的作品中，或在他的老战友陈少白1929年所写的书中也都没有提到。还有，孙中山自己曾写道，在兴中会成立时的檀香山华侨社会是“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确实，在22个发起人中，后来大部分成了君主立宪派。）①
  ①见上引文章。提到的出处是《檀香山华侨》一书（1929年）中所载邓想着《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宫崎寅藏所着《三十三年之梦》（或译《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年）；陈少白着《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年）。孙中山的声明引自《孙中山全集》。本书作者没有核查原始资料而是根据林氏文中的引述。
  孙中山着手他的第一次武装革命行动并第一次谈到实行共和是在1895年清廷屈服于日本武力之后。广州的第一次起事，目标是夺取总督衙门。这次起事不是檀香山总部提出而是更加激进的香港分会会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会员（有人说上海的宋耀如也在其内）所要求的。但不论是哪里的会员都已把孙中山奉为他们之中最英明果敢的一员了。他们不但要他同意这次起事，还要他亲临参加。所以香港方面就把他从夏威夷召来负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实行共和的思想。（当时在香港中英文报纸上所载的一些革命宣传品中仍说要建立一个由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三个议政大臣为首的政府。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争取温和派和外国人的支持。）
  由孙亲自领导的这次起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宋庆龄后来写道，“原来打算给革命党人的600支手枪在船上为清吏截获，他的两位亲密的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①
  ①宋庆龄着《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陆皓东和孙中山是同村人，从小在一起玩耍，后来又一起砸村庙里的神像，再后来就成了政治活动中的同志——起先一同北上给李鸿章上书，后来一同在香港做地下革命工作。广州起事，陆是前线指挥。他成了第一位为革命斗争牺牲的孙中山的密友。每次有战友牺牲，孙中山都要加强一次自己的革命决心，以使这些战友的鲜血不致白流。在失败中，他的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还有他的大无畏精神。广州起事失败之后，他还在城里停留了20天之久，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危险，但他直到把一切能做的事都做完之后才离开。关于这方面情况，宋庆龄写道，“清廷下令缉捕孙中山，他逃出魔掌，潜往夏威夷，以后又到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处。”①此外，英国政府还下令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这个禁令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撤销。
  ①同注6。
  （四）百折不挠
  以后，在16年中，在孙中山的领导或激励下又举行了9次武装起事，但都失败了。当第11次起事，即辛亥武昌新军起义终于推翻帝制时，他正在美国为革命筹款。他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张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由于多次失败而在辛亥革命时又不在国内，他当时和以后经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至今还有作者在这样说。这些人忘记了当时的条件是何等困难，也忘记了孙中山坚持不懈的精神所起的强大作用——他的这种精神植根于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深刻信念。
  宋庆龄在回忆中评论道，“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我们知道，理想和远见是干革命的必要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
  “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是光明的。”①
  ①同注6。
  “百折不挠”是宋庆龄用来形容孙中山的一个词，另一个词是“不息的热诚”①。这是指他对既定目标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而不是指他的性格。所有见到过他的人都能证实，他在危机中非常镇静、在处理个人关系中非常周到耐心。
  ①《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载《宋庆龄选集》第376页。
  有些西方作者在所写的关于孙中山的书中有时给他戴上一些“帽子”，诸如“碰钉子的爱国者”、“勉强的革命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