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 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 10月3 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 1948 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 14 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1948年11月2 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 门，其中包括150 毫米重榴炮36门，100 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 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
  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 1949 年4 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铁道纵队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 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 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 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在护路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铁道护路部队迅速发展，截止到1947年秋，东野护路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并被编成七个步兵团，第一、第二、
  第三团由护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则分别隶属各军区领导。护路军配合后方剿匪与前方作战，担负着北满解放区的5000多公里铁路线的护路任务。
  自1947年5 月中旬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强大攻势，并取得巨大胜利后，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线路多遭破坏，前沿铁路运输不通。为加快抢修使之迅速投入作战运输，1948年2 月，护路军司令部将所辖的第六、第七步兵团合并组成为铁道第一团；将第四、第五步兵团合并组成铁道第二团。每团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抢修；第二大队担负机务、检车、给水、站务等运输任务；第三大队则担负铁路沿线和抢修现场武装防护。从此，护路军的性质也就由原来单纯的护路作战，开始向一支崭新的铁道技术部队的转变。
  铁道团组成后，根据各铁路线的破坏情况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作战意图，配合铁路职工立即投入了吉长、哈长和大郑线的紧张抢修。
  铁一团配合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一工程处，从3 月上旬开始，先后抢修了通辽至彰武、彰武至新立屯、新立屯至阜新间的铁路线，并于8 月中旬，恢复了郑家屯至阜新间的铁路运输。
  铁二团从4 月20日开始，投入吉长线的抢修工程，先是完成了孤甸子至兴隆山间线路修复和通信架设工程，后又在吉林铁路办事处的协同下，修复了饮马河大桥，使铁路从吉林一直延伸到国民党军北满大本营——长春。
  步兵第一、第二团也各抽出一个连，组成两个临时抢修大队，配合哈尔滨铁道管理局职工，参加哈长线双城至陶赖昭间的铁路抢修工程，并于6 月3 日峻工。
  上述各线的通车，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为加强我秋季攻势的战备工作，支援我军解放锦州和围攻长春的作战，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经东北局决定和中央军委批准，7 月，以护路军属部队为基础，吸收铁路员工和技术骨干1200名，另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整编成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整编工作自7 月下旬开始，至8 月下旬基本结束，全纵队共计1.7 万余人。
  铁道纵队领导机关，由护路军领导机关与牡丹江军区领导机关一部合并组成，隶属铁路修复局直接指挥。纵队司令员由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兼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后由铁路修复局第一副局长李寿轩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由何伟兼任，供给部长郑思索。纵队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由铁一团、嫩江军区独立第三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6 人组成，共计4309人。支队长于磊，政治委员杜国平，副支队长钱潜，参谋长张进，政治部主任杨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