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
  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
  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 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 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 万左右，工厂1.2 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 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 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 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
  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 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 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
  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
  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
  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 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