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他的确该走了，百万解放军过江以后，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击他那已溃不成军的军队，他如果再不走，极有可能在乱军之中丧失掉他的那条老命。
  4 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 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 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 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
  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
  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低声问：“是否还读下去？”蒋介石点了点头，于是蒋经国又继续念道：“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死，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绝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以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
  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大叫：“战报！战报！”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宁波城里的这所住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蒋介石回忆。这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全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他带着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宁波伴读，当时的蒋母既盼孙心切，又希望年长的儿媳能拴住倔强年幼的儿子的心，蒋介石与毛氏租赁这所房间住了约半年时间。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便买了这所住宅，并将住宅修葺一新，还扩建了花园。 1921 年至1923年，蒋介石又经常与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不断上升，花园修建也日益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花园住住或玩赏。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不得已蒋介石特意派人去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请到“太康”号军舰见面，详细询问了花园情况后，他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 块银元，以防万一。”
  4 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淞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下午1 时，船泊上海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联结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如果说蒋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么对于同行的蒋经国来说，重返上海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几个月以前，蒋经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那时的蒋经国颇有热血，颇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料想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已病入膏盲，财政危机已积重难返，最终蒋经国以失败告终，往事真不
  堪回首。
  1948年8 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 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 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 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 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
  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 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 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
  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
  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