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什么处置手段，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几天的研究，最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关于对渡江作战的布置是：“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 个军，3 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黄湖之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 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布置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次日，即4 月1 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离开蚌埠，移至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粟裕作为总前委的成员，担负着参与领导和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
  这次渡江，对于粟裕来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前三次渡江的情况来看，
  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部队从江南向江北渡，往往是处于劣势，是为了保存势力；如果部队由江北往江南渡，则必定是处于主动，部队有一个大发展。
  第一次渡江发生在1940年6 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反动派却“煮豆燃萁”，掀起反共的高潮，想把新四军赶到敌后，好借日本人的手，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但是项英并没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陈、粟眼见皖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于6 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2 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2 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 月8 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的山区全军覆没。
  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渡江由南向北。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 个团渡江南进，继尔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没有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游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行动很困难。
  这一天，他们赶到了离江边只有15公里处的地方宿营。
  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的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的关系，所以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这次渡江是由北向南。
  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 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蒋介石要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9 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伪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
  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而且，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粟裕率6.5 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此次是由南往北渡。
  粟裕从前三次渡江的经验来看，长江并不是敌人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第四次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所谓“投鞭断流”云云，也只是志大才疏的秦王符坚用以吓人的狂言。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那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了征集木船，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生活，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保送大军，子孙万代光荣”，成为船工们发自内心的口号。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此，历史真应该大书一笔。
  长江北岸各船队，开始时还在远离江岸的河道、湖泊进行检修、演习，在渡江日期迫近时，必须将船全部运抵江边，这就需要挖凿和疏通河道，劈坝修渠引水运船，有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水内港不能挖开堤坝，就只好将船只从堤坝上拉过去。那些较小的舢板还好拉，而重量数十担以至于上百担的大船，要拉过高坝就十分困难。担任突击的部队，每个军约需80条到100 条船，中突击集团自芜湖到贵池一段，将有4 个军参加突击作战，再加作为二梯队的两个军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也都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船只，合计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整个运船工程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数以万计的军民，冒着绵绵春雨，日夜奋战，终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到4 月中旬，渡江工作准备基本就绪，只待命令一下，百万大军将万船齐发。
  4 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 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 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晚8 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