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
  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
  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还给胡宗南打电话汇报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得知胡已逃走，陈克非大为恼火，立即给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张荣宪打电话：“张参谋长，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张原是陈的部下，两人关系极好。陈克非的意见也正是张荣宪这几日思考的问题。张说：“现在已无别的路可走！陈可令官的意见和决定，我全同意。我再做做罗广文司令的工作，一起采取行动。”胡宗南一走，其集团很快崩溃。归胡指挥的敌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接踵起义。
  到此时，成都地区的蒋军只剩下由李文率领的第五兵团，准备顽抗到底。
  李文是胡宗南的亲信，临行前胡曾来找过他。胡对李说：“我这一走，尚有反攻大计急需筹划，成都这里，是无暇顾及了，宗南恳请李兄看在党国的分上，再于此地周旋一阵，争取突围出击，远逸西康。到时，兄弟将再赴国难，与你并肩作战。”作为胡宗南最亲近的部下，李文凑集起七个军的兵力，准备和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李文的部署是：左路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由自己亲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攻，牵制该地解放军。
  24日夜，李文部刚开始行动，即遭我军的猛烈阻击。
  25日，刘、邓首长命令三、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的命令：“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我十军一部，今午占新津）。另敌先头一部（俘供系五兵团），今午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同时，致贺龙、李井泉：“请令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同日，李文率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
  我五兵团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即令十六军之四十六师向郭厚场、朝阳寺、君田坝方向出击；四十八师向清水铺、卧龙汤地区出击；四十七师由丹陵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
  当敌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一师窜到我四十六师阵地吴山铺时，该师主力随即向逃敌展开猛烈攻击，实施穿插分割。战至当日15时，歼敌第一、第三军等残部2000余人。四十八师在高河坎截歼敌第一军一部。
  与此同时，三兵团主力由东、北、西三面向逃敌展开追击。我四十六师除以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外，全部展开。至黄昏，将敌压缩于西来场东北狭小地区内。
  为迅速聚歼敌人，我十六军除以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地区扫荡散敌外，十六军军长尹先炳，令四十七师急进至寿安汤，协同四十六师作战。同时，我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地区向龙场、将军库、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
  我五十三师则由龙驹砀向简阳西南之三卫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昼夜急进，阻击李文残部。
  此时，李文向溃逃的部队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两个弃阵而逃的团长，驱赶着残部向我军阵地发起一轮又轮一冲锋。
  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顽强奋战。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川康公路向西溃逃，遭到我军坚决地阻击。我军某部的机枪连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每挺机枪平均打出了3000发以上子弹。该连连长握着两挺重机枪，一下子就打出了子弹4000余发。敌一野炮营，把20多门野炮和300多匹牲口都丢在了公路上。
  在同一天的上午，新津城内的敌人，接连向西逃窜，还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人、马、车、炮，乱七八糟地挤满了新津城内两丈多宽的大街，沿路丢下大量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这些遗物变成了我军的向导，我军指战员讥讽说：“胡宗南真会办事，到处给咱们摆下路标。”26日，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
  杨勇五兵团十六军一部向猬集于西菜场东北地区之敌第一、二、三、二十七军等残部发起攻击，俘敌5000余人。我十六军另一部在松镇地区歼敌一部，俘敌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以下1000余人。
  我十八军的勇士们也分别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龙驹场、仁寿、三叉坝、高家场一线歼敌千余人。
  我五兵团主力乘胜搜歼残敌，四十七师在童桥协同三兵团部队歼敌三十五师，俘敌1800余人。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复兴场地区歼敌第一、三军残部2700多人。四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追歼敌第五兵团司令部，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投降。至此，李文匪部的七个军，在我军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
  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
  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住西昌地区。
  12月30日，成都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贺龙将军坐在敞篷吉普车里，率部进入成都，四川全省宣告解放。
  胡宗南从成都逃跑时，为了逃命，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率部突围”，而是携几个亲信乘飞机奔逃。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7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故与蒋介石断了联系。
  蒋介石在台湾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下令派人四处查找，后来有人告知胡飞到了二亚，蒋大为恼火。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了海南，看到败军之将胡宗南，动了恻隐之心，便给蒋回电从中说和，建议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
  胡宗南派他的参谋长罗列回台给蒋介石诉说他的“冤屈”。
  蒋介石打消了“严办”胡宗南的念头，提笔给胡宗南写道：“王副司令、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问，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胡宗南不敢怠慢，12月28日飞赴西昌。
  云南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能够盘踞和溃逃的地方，在大陆西南地区，就只剩下西昌地区了。
  西昌地区，位于西康省边陲，南临金沙江，北濒大渡河，东有凉山作屏障，西有雅碧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于成都之战前在西昌地区作了一些准备。
  1949年10月中旬，胡宗南派其办公厅主任李昆岗率其第一师朱光祖团空运西昌经营该区。
  胡宗南到西昌以后，住在离西昌城有十多里远的邛海新村。
  邛海，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有方圆五百多亩宽的水面。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村的西北面是西昌技术学校；村东南是庐山，有古庙七、八间，古柏参天，道路曲折，是西昌的风景区。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张笃伦作“行辕主任”时期，在1938年至19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一二百间，散筑在半山坡上。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护工作。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即12月29日，在台湾发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胡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召集与他一同逃来的胡的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綮等，进行紧急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