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躲开洪水，就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了喘息的时间。”“这就是敌人谈判的目的。”朱德接过任弼时的话说道：“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二百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挨着任弼时坐的刘少奇，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问题：“现在蒋63介石正加紧做美国人的工作，希望美国人直接派兵干涉。现在许多人也担心，如果我们渡江，美国就会派兵，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毛泽东听到这里把烟蒂往地上一掷，愤愤地说道：“中国不会再有南北朝，你美国就出兵好了。美国不就是仗着它有原子弹嘛，我们偏不怕！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这笔帐迟早是要算的！”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江，不能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综合起来看，美国统治者内部，现在对在中国的问题上争吵不已，自己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干涉也难。1月26日，美国已正式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种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于1949年4月才到期，并且艾奇逊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国会已经通过了。另外，当我渡江部队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原来暂停的船只又开始为蒋军运军火。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出兵直接干涉我们过江的可能性小，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敢。但是，在我们作战准备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我们现在渡江部队的兵力部署，就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制定的。二野、三野一齐渡江。二野紧靠三野渡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二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禧集团。总之，我们准备拿出二百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的地位。”毛泽东最后总结似地说道：“不管是蒋介石也好，还是美国人也好，谁都阻挡不了我们统一中国。我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下来。和南京的谈判，结束的时间最晚不能拖过4月下旬，至于打嘴皮子仗”，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看了看周恩来，继续道，“还是恩来担当，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渡江作战部署不变，具体工作，朱老总再督促一下。少奇同志抓紧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弼时同志嘛！”毛泽东谈到这里停下来，深情地望着任弼时缓慢地说道：“以逸待劳，静心养病，如有大事，我们会向粥时同志请教的。”会议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结束。
  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蒋介石“引退”而去，李宗仁“统”而“代”之。
  当李宗仁第一次走进总统办公室时，心里真有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滋味，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总算离开了，这使他感觉就象从心里掀掉一块大石头一般轻松。他小心翼翼地坐上那张蒋介石经常坐的巨大办公桌后的坐椅上，这是九五之尊啊，这是泱泱中央之国庞大冗繁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坐上去实在让人心潮难平！
  他本是来自西南边陲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兄弟姐妹八个，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村里人都叫他“老九”。老九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初到城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谈不免有几分土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老九”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却如鱼得水，步步升迁。想当初，当他走出农家，投身行伍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日，总统前面虽有个“代”字，但毕竟可以号令天下，“总”而“统”之了。一种巨大的满足使他飘飘然有些陶醉。
  白崇禧在逼蒋下野之前曾对人说：“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诉他老蒋是耍你的，他没办法干下去了，让你当替死鬼，干不得。但他（指李宗仁——作者注）说：我有办法，他耍我，我也耍他，你们只帮我的忙好了。”当时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话不以为然，而当他坐在总统办公室椅子上的屁股还没坐稳的时候，已体会出白崇禧话的味道了。
  李宗仁官迷心窍地认为，只要取得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只要蒋介石走开，他自己便有办法。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的李“代总统”，未免也有点儿幼稚。要知道，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任何“法”都是因人而异的。同样是一种“法””对于有些人来说，至高无上，丝毫冒犯不得；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形同虚设，无法无天。
  国民党的“宪法”没有帮李宗仁多少忙。
  玩权术，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阴狠狡诈，搞人这一套，是蒋介石的专长。蒋在“引退”前，早把一切算计周全，岂能让李宗仁真能“代”而“统”之不成？
  蒋在“引退”前三天，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下命汤恩伯为专任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蒋的意思很明显，要让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把江南军力紧紧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
  蒋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并改组广东省政府，派薛岳接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这些人，全都是一色蒋的亲信。通过这些任命，蒋把人事棋局全摆好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空位子，让李宗仁坐上去。
  春节前夕，李宗仁为树立代总统关心部下的形象，命令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给首都卫戍部队每名士兵准备一元现洋，初一这天，他将亲率政府阁员前往慰问。
  那天，李宗仁起得特别早，身穿西服，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有集军政首脑于一身的寓意。夫人郭德洁，穿件银灰色裘皮大衣，显得雍容华贵，这将是她第一次以总统夫人露面的机会，无论从穿着打扮上，还是言谈举止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总统府官员刘士毅一大早便奉命到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取钱去了。
  按照李宗仁的吩咐，这天劳军由他亲自率领，到雨花台、狮子台一带看望官兵、发放赏银。规定10点钟以前，内阁部长和五院院长乘车到总统府门前会齐出发，但赏银必须在9点钟之前领出运到傅厚岗官邸。
  但一直等到10点半钟，刘士毅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报告总统，没..没钱啊！”刘士毅一见到李宗仁便气呼呼地报告道。
  “怎么回事？你慢慢讲。”李宗仁不免大吃一惊，强压着激动的情绪平和的问道。
  “银行说没钱可支，拿不出这么多现大洋。”刘士毅又说。
  “他们把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作为总统要几万元慰劳首都卫戍官兵，他们都开支不了，真是岂有此理！你再去责问他们，叫他们无论如何把钱给我弄来，否则前线官兵岂不说我言而无信！”李宗仁火气还是没能压住，没有钱怎么去劳军呢？而且每个官兵发一元大洋的消息，他已向卫戍司令张耀明和副司令覃异之讲过了，这话怎么能再收回呢？
  “我都快把嘴皮磨破了，他们开始说没有钱，后来会计科长说，蒋总裁有令，银元全部运往台湾存放，自他下野后，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除非取得总裁的手令，方能支领。”刘士毅唉声叹气地说道。
  “岂有此理！”李宗仁大声斥喝道。果然如此，老蒋真要让他当傀儡，连开支几万元的权力都不肯交给他，这代总统还算什么。
  这还不算，还有一件事差点没让李宗仁晕过去。
  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是孙科。蒋介石下野以后，孙科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偷偷地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春节前阁员们也都悄悄地去了上海，节后行政院便在广州办公。孙科把行政院一搬走，南京便剩下李宗仁这空头总统了，这代表政府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不可谓不毒。
  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郭德洁也认为自己也成了中国第一夫人。本来，满心欢喜，把傅厚岗69号李宗仁代总统的官邸装饰得一派节日气氛，准备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里尽情地庆贺一番，岂料想，过了一个他们有生以来气氛最为暗淡晦色的春节。
  节日一过，李宗仁便火急火燎地直飞广州，要孙科把行政院搬回南京办公。
  李宗仁到了广州，对孙科苦口婆心，劝说加哀求，请他回南京，可孙科就是不为之所动，最后干脆以身体不适，需在广州治病为名拒绝重返南京视事。后来在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的多方压力下，孙科被迫辞掉了行政院院长职务。
  让准来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呢？权衡再三，白崇禧提议让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因为何与李、白曾经合作过，多年来彼此关系较好，且何应钦也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以何组阁，既可维持总统府和行政院一致的行动，又可争取蒋派系其他人的合作。李宗仁便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带着他的亲笔信函到上海邀请何应钦来南京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