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
  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
  “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
  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年来，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12339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为20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
  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