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纵队参谋长兼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夫克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大队长，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同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参谋长。
  以上三个纵队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除此之外，野战军还辖有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刘绍文。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参谋长程悦长，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10月9 日，以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建成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参谋长王政柱。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委关盛治，参谋长谢正浩；新编第四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堂，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第六纵队司令罗元发是福建省龙岩县人。 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福建龙岩列宁青年队队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一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雁北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司令张贤约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副团长、团长、十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先遣支队支队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副旅长、旅长。
  西北野战军成立的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及对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翌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仍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
  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周士第、续范亭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甘泅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吕梁、绥蒙两个军区。9 月中旬，由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警一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左爱，副旅长刘懋功，参谋长李振华，政治部主任胡友之；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高维嵩，参谋长刘殿英，政治部主任刘昌汉；骑六师，师长胡景铎，政委李宗贵兼，副师长杨拯民，参谋长张涛，政治部主任师源。
  彭绍辉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罗贵波任代政治委员，马佩勋任副司令员，解学恭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朱明）、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梁仁芥）、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佩勋）、第八军分区（司令员侯俊岩、政治委员甘一飞）、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黄忠学，政治委员贾长明）、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何辉燕）。1948年7 月彭绍辉出任第七纵队司令员，该纵队下辖独立第十旅，独立第十二旅。纵队成立后先留山西作战，1949年6 月从晋西开往西北。
  姚喆任绥蒙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张达志任副政治委员，樊哲祥任参谋长，饶光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左齐，政治委员李登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沈毅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1948年9 月成立第八纵队，姚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王长江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斐周玉担任。下辖晋绥十一旅、十四旅、骑兵旅。纵队成立后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了绥察战役。
  第八纵队司令姚喆是湖南省邵阳县人。 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西北野战军成立，标志着西北战场的我军无论从编制体制上，还是作战形式上，都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支部队将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西北地区，并且逐步地、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地歼灭敌人。
  “小河会议”后，彭德怀经常在盘算：西北战场是战略牵制区，一定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难以走脱了。
  因此，彭德怀决心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
  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解放军后方。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相呼应，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托，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该地有“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的一个旅及地方团队等部共1.5 万多人守备。
  1947年7 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8 月6日，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战至7 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战斗一度受阻。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后，坐立不安，担心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而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将会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开往绥德、佳县方向。又命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快速兵团”，日夜兼程，进抵榆林。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主力师之一。它共编有三个整编旅，即：整编第二十八、一二三、一六五旅。每旅各辖三个团，为半美械化装备。进犯延安时，该师只率领着整编第一二三、一六五两个旅，而每个旅亦只带着两个团。胡宗南的整个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被解放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山坳里乱撞乱窜，尤其是第三十六师，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几乎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
  全师官兵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士气一天天低落。该师想同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大部队打不上，小部队被吃掉。大队人马深入山区，交通困难，给养不足，于是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牲畜作运输工具，挖掘群众埋藏的粮食补充给养，拆毁民房作柴烧。边区民众对其恨之入骨。
  敌整编三十六师接到援榆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奔榆林。该师师长钟松十分狂妄，声言：“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决心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8 月9 日，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赶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心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彭总作战方案。
  随后，西北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 月9 日进抵距榆林320 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拿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但攻击未能奏效。
  此时，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绕走长城外的沙漠地驰援，避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部队，于8 月11日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敌军逼近，围城打援的战机已失，西北野战军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为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彭德怀决定部队12日撤离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我军虽未能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引敌军北进的战略目的，给陈、谢渡
  河南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我军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