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1950年出现了免疫生物学。
  它发现了各种减弱和消除被植者对同种异体植片反应的手段——诸如：非致死剂量的全身X射线照射、某些肾上腺类皮质激素，特别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疗法。这一发现对研究的主要方向，开始产生了影响，并且使人们相信临床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已经为期不远了。50年代末，诸如6一硫基嘌呤之类的强力抑制免疫药物表明，可以中止狗对异体同种植片的反应。不久之后，这一原理就成功地应用于人类了。
  我所以抵制器官征募，是基于对形形色色暴政的空泛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呢，还是仅仅为了使个人的躯体保持完整无缺呢？原因可能是两者都有。我需要理想地论证其合理性吗？难道我们终生没有保有自己与生俱来的肾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征募法是由老年人的政府通过的。可以肯定，一切有损于年轻人福利的法律，都是老态龙钟的、病态的老年人制订的。他们身患心绞痛、动脉粥样硬化、漏斗脱垂、暴发性心室炎和血管扩张症。问题在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成功的自杀、跳水失误、触电和踢足球受伤；因此出现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为不断提供国家控制的尸体而进行的恢复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败了阵。自愿供献器官纲领的实施也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大部分供献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他们签名供献器官，是为了获得提前从狱中释放：一叶肺减刑5年，一只肾减刑3年，等等。在这一条款下，获释的囚犯并不受郊区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对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种措施，许多长者就要死亡。于是，4个党的参议员联盟冒着为数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参议员阻碍议事的威胁，强迫上院采纳了器官征募法。这一立法在众议院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因为在众议院中谁也不理会需要投票表决的法案条文，而且，关于这个法案，人们曾经传说，如果得到通过，那么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过了65岁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对一个众议员来说，这意味着转眼之间可以连任10届到15届。当然，法院提出了反对，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的平均年龄是78岁。他们是世间凡人，终不免一死。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肉。假使他们现在抛弃了器官征募法，那他们就是签署了自己的死命状子。
  我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运动主席。我们是躯体神圣联盟在国内组织的第6个或第7个地方分会，是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主要活动是在器官征募委员会办公室前面来回游行，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卫护肾的机能和：
  躯体是人的堡垒以及：
  征募器官的权力
  即毁灭生命的权力
  可是，我从来没有采取过像用炸弹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车啦等暴力行动。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6－A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6．A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6－A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4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40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20例接受ALG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2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126期，1968年，第1023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X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如果叫到你的号码的话，那么你就会免除服役，他们就会特别奖赏你，每年少纳750美元的税款。太妙了！ 至本书目录上一页下一页收藏本书
  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20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21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170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21岁以下的人群的压力甚至会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数将超过能够捐献器官的人数，应征者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们就把应征年龄降低到17岁，或者16岁，甚至降到14岁。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捐献的器官迟早会不够分配的。
  我是留下来呢，逃跑呢，还是到法院申诉呢？时间快没有了。再过几周，召令肯定会下达的。我不由地觉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难耐的感觉，似乎什么人在一声不响地锯我的肾脏。
  同类相食。本世纪初，古人类学家在北京东南25英里龙骨山的周口店，发掘了一个洞穴，发现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 Pekinensis）的颅骨化石。头盖骨是从底部断裂下来的。这使得龙骨山发掘工作指挥弗兰兹·魏登里希推测，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杀掉同类，从头盖骨底部的开口把受害者的脑浆吸出来，烧熟了享宴一番——现场还有炉子和木炭——然后把头盖骨当做战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敌人的肉来吸收他的技艺、力量、知识、成就和美德。
  人类花了50万年的时间，才从同类相食的习性中挣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