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前宗主国：剪不断，理还乱

  融入国际秩序之难

  卢蒙巴和刚果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传统国家要想现代化，首先必须与世界保持友好和开放。这意味着，不管这个国家曾经遭到过多少歧视和压榨，它都没有办法立刻进行报复，而是必须忍辱负重，首先融入新的国际体系，获得国际上的帮助，之后才能发展。


  如果一味地因为以前的遭遇而对世界充满了仇视，甚至闭关锁国，那么不仅无法发展，反而会让国家倒退到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地位中去。


  国际关系上的成败，在于新兴国家能否保持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友好，不偏向任何一方的同时，又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既便与大国发生冲突时，也应保证不断交、不切断经贸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一旦独立，立刻与前宗主国甚至世界闹僵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这些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据空间，并不容易。


  以伊朗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最初选择了在苏联和英国之间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英国和苏联对伊朗却并不友好，苏联试图夺取伊朗西北地区的阿塞拜疆省（以著名的城市大不里士为中心），好与苏联控制的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合并。由于苏联过于强大，国际上其他大国都不愿意主持正义，眼睁睁看着伊朗的西北地区陷入了分裂之中。


  此外，由于伊朗在“二战”中一度同情德国，英国和苏联双双出兵，占据了伊朗的部分领土，“二战”之后英国撤军了，苏联却并不准备撤走，试图长期占领并肢解伊朗的西北部。


  幸运的是，这时的伊朗出现了一位奇迹般的首相卡旺（Ahmad Qavam），他主导了一场可以称为外交奇迹的行动，夺回了西北地区的主权。卡旺利用美国人对苏联形成牵制，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欺骗的方式让苏联人撤军的同时一无所获。


  卡旺首先让苏联人相信，伊朗是完全站在苏联阵营的，为了证明自己，甚至镇压了国内的反苏派。在苏联放松警惕后，卡旺又允许阿塞拜疆省获得更大的自治，进一步让苏联感到与其只要一个阿塞拜疆省，不如将整个伊朗控制住。


  接着，卡旺私下里与苏联签订协议，保证苏联在阿塞拜疆省的经济利益（特别是石油），让对方以为已经没有必要再驻军。加上伊朗人在联合国的斡旋和国际社会的施压，苏联终于撤军了。


  苏军撤走后，卡旺立刻以举行全国性大选为借口，派中央军队进入阿塞拜疆省维持选举秩序，从而在武力上控制了西北省份。当伊朗获得了全国控制权后，卡旺立刻辞职。由于他和苏联私下签订的条约都还没有提交给议会，因此不能算是合法条约，只能算是私下约定，既然他已经辞职，自然就作废了。就这样，卡旺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保持了伊朗的领土完整。


  在和苏联打交道时，伊朗取得了完胜。但是在和英国打交道时，伊朗却无法取得进展，因为英国人控制的是伊朗的石油资源。在和英国的斗争中，伊朗国内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最终导致了乱局。为了与英国对抗，伊朗不得不完全投靠了美国，从而造成了后来的伊斯兰革命。


  事实上，英国虽然在帮助殖民地独立方面有不少经验，但是在国际关系上，英国却是一个比美国和苏联都难缠的对手，绝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哪怕它是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


  除了伊朗，“二战”之后的埃及也发现，同样是在与英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尝到了苦果，即便自己想要保持中立也很难做到。


  苏丹译自阿拉伯语sultan，意为“有权威的人”。作为统治者的称号，始于公元10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自14世纪起称“苏丹”。


  埃及的现代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名叫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阿尔巴尼亚人。1798年，埃及依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领地，这时拿破仑入侵了埃及，土耳其苏丹 调兵遣将来对付这位未来的法国皇帝，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低级军官，随着一支阿尔巴尼亚（当时也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来到了埃及。几年后，这位军官成了阿尔巴尼亚驻埃及军队的指挥官。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埃及虽然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却又有很大的自治权。穆罕默德·阿里抓住机会攫取了埃及总督的职位，并把这个职位变成了世袭的，建立了阿里王朝，直到1952年，他的子孙还统治着埃及。


  穆罕默德·阿里是个典型的西化派，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武装埃及，并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在他的带领下，埃及成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最繁荣的地区。


  但是，到了他的后代统治时，由于王室无法控制开支规模，埃及的债务翻了10倍，濒临破产。苏伊士运河本来可以给埃及带来一笔固定的收入，却无法弥补王室的浪费。到最后，埃及政府破产了，作为债主国的英国和法国乘机接管了埃及的财政。埃及丧失了自主权，变成了英国的被保护国。


  直到1952年，埃及政府不断地与英国人作斗争，争取完全的独立。随着以色列的独立，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惨败，埃及的人民开始对王室不抱幻想。这一年，一群以纳赛尔为首的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王室，埃及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英国人除了依旧控制运河之外，撤走了其他地方的驻军，埃及赶走英国人的使命也基本完成。


  但就在纳赛尔认为已经完成了革命目标时，他吃惊地发现，问题才刚刚开始。原因依然在于埃及的财政。在国王时代，王室的收入总是抵不上开支，这是王室的浪费使然。但是在共和国时代，钱依然不够用。这就要说到埃及的收入。


  在世界上，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印度、美国和西欧这样有着完整的经济系统，许多国家由于自然禀赋的原因，往往偏向于某一两样的收入。比如，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中，其财政支柱都是石油，如果离开了石油，整个国家的财政就会崩溃。而埃及境内大部分是沙漠，只有尼罗河两侧宽数公里的土地以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适合于种植，这样的经济体中，财政收入是十分有限的。


  政府要想维持日常运转，必须依靠一项重要的收入：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但不幸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笔钱大部分都被英国人拿走了。由于苏伊士运河公司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甚至埃及都无法知道运河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们可以分得多少，这一切都不在国家的掌握之中。


  一方面是纳赛尔雄心勃勃的发展意愿，他试图建立一系列宏伟的工程，让埃及重回受世界尊敬的古国行列，但另一方面却由于缺乏资金，让埃及的财政捉襟见肘，更无法实现纳赛尔的发展梦。


  对于埃及来说，唯一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从运河收入中多分得一杯羹。但这种愿望却无法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英国人虽然放弃了世界殖民地，却没有放弃自己在世界上的股份，更没有放弃能够决定一些小国生死的金融系统。埃及想与英国谈判，却毫无头绪，如果不谈判，就无法改变现状。


  在急于改变的心态下，纳赛尔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占领了运河，驱逐了英国人。从此以后，苏伊士运河不需要向英国交一分钱。


  纳赛尔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做法虽然痛快，对埃及造成的麻烦却是更加巨大的。作为曾经的殖民大国，英国人的手中依然掌握着国际金融系统，可以随时将埃及封杀。由于英国人在商业上的地位，当英国封杀埃及之后，几乎没有西方国家会同埃及做生意，这等于是将埃及与西方的经贸关系断绝了。


  作为备选项，埃及只好向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求助。这也决定了埃及更加被西方世界排斥。


  纳赛尔企图用国有化运河来解决财政问题，但英国人显然也不想让他得逞。1956年10月29日，就在国有化三个月后，以色列就发动了针对埃及的运河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的背后，站着的是在纳赛尔国有化政策上吃了亏的英国和法国。以色列之所以匆匆打这场仗，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英国的支持和催促。


  这一次战争导致埃及在军事上惨败，但由于英法等国的非正义性，使得美国和苏联等联合国主要国家，都反对以色列的入侵，最后以色列不得不撤出了已经控制的西奈半岛。但是，由于作战过程造成的损伤，苏伊士运河却被阻塞了，埃及花了半年的时间清理苏伊士运河，才恢复了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这次战争对于埃及财政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了。


  但这还不是结束，得罪了英国的埃及还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1967年10月，以色列再次发动了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依然在战争中惨败。这一次，苏伊士运河被封锁了8年，才在联合国的斡旋下重新开放。在8年中，埃及不仅无法从运河获得一分钱，还负担了大笔的军事开支。最后，为了恢复运河的畅通，埃及不得不与以色列签署了条约，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从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变成了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号叛徒。


  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重型打击，埃及从100年前的第三世界排头兵，变成了一个没落的国家。在国内，人们的生活持续维持在温饱水平，且贫穷者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大行其道，更阻挠了埃及的现代化。


  为了镇压宗教势力，埃及不得不采取了准独裁的做法，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感。1980年之后，为了避免经济受到更大的打击，埃及一直采取靠近美国的做法，冀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利用准独裁的方式维持统治。但由于独立之后的最佳时机被浪费了，现在的领导人都缺乏当年纳赛尔的威望去做根本性的改革。


  面对前宗主国的欺骗


  英国对埃及和伊朗以制裁和压制为主，在有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采取欺骗的手段。由于英国自古以来就有四处许诺的传统，但他们对每一方的许诺往往又是互相矛盾的，到最后，便以牺牲弱者的做法，保住对强者的许诺。至于那些被牺牲的弱者只能自求多福。


  同样属于阿拉伯世界的哈西姆家族（Banu Hashim）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没少吃这方面的苦头。


  在“一战”之前，整个中东地区（除了伊朗）依然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当时也并没有按照现在的国界分成众多的国家，在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在各个地区由一些部落制的家族统治。其中，最大的家族是位于汉志（Hejaz，沙特阿拉伯西部红海沿岸地带的统称）的哈西姆家族，它号称是继承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其次是位于利雅得地区的沙特家族（Banu Saud）。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德国、奥匈）一派，与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作战，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决定联合阿拉伯人，吸引他们抵抗土耳其。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哈西姆家族就成了被拉拢的对象。


  当时，哈西姆家族的家长是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Sharif of Mecca），他已经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任命，担任汉志总督。这位汉志总督并不感激奥斯曼苏丹，他已经意识到，阿拉伯人需要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建立属于阿拉伯人的国家。


  当英国人来联合侯赛因·本·阿里时，他乘机提出，只有英国人帮助阿拉伯人建国，双方才能联合。英国人答应了下来。根据双方的协议，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支持阿拉伯人脱离土耳其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个阿拉伯国家包括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北到阿勒颇，南到波斯湾，东到伊朗边境，只有一些已经存在的小国，如科威特、也门、阿曼以及若干叙利亚城市可能不包括在内。


  侯赛因·本·阿里是战略眼光一流的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统一的政权。如果按照他的设想，能够把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也许未来百年战乱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除了他本人以外，他还有几个能干的儿子来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些儿子分别是阿里、阿卜杜拉和费萨尔，作为他得力的帮手。


  但不幸的是，侯赛因·本·阿里的谈判对手却是英国人。他以为英国人会像阿拉伯人一样守信用，这个看法却落空了。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承诺是无比重要的，一旦承诺，就必须遵守。即便到了现在，阿拉伯人仍然遵循着与古代一样的原则：不管是做买卖还是谈政治，在谈判的过程中吵架是正常的，可一旦达成交易，做出了承诺，哪怕是口头承诺，就必须无条件履行，否则就会受到安拉的惩罚。但英国在政治实践中，却慢慢地形成了另一套规则：只要没有成为双方签字的正式条约，任何谈判时的谅解、个人的口头承诺等，都不承担强制履行的义务。


  在将侯赛因·本·阿里争取到反抗奥斯曼人的行列后，英国政府却并没有将他的要求当回事儿。事实上，就在和哈西姆家族达成协议的同时，英国人还和他的盟友法国签订了《塞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个协议将如今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许诺给了法国人。此外，英国人又将巴勒斯坦的定居权许诺给了犹太人。同时，英国人为了拉拢中东地区另一个家族沙特家族，也不会真心去帮助哈西姆家族建立统一的阿拉伯。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许诺是假的。他们给出了太多的自相矛盾的约定。


  果然，当战争结束后，哈西姆家族还等待着英国人履约，却发现形势并没有按照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奥斯曼帝国解体了，随着对它的切割，埃及完全摆脱了土耳其的宗主权，成了英国的属国。


  沙特家族所控制的半岛内陆地区内志（Nejd，位于沙特阿拉伯中部）也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只是那时的沙特还没有现在这么大，不包括汉志地区，只有首都利雅得和半岛北部广大的沙漠地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在中东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根据与英国的约定，得到了叙利亚。法国立刻也派出部队进入了叙利亚，从英国军队手中接过了控制权。在此基础上，法国再次将叙利亚拆开，分成了大黎巴嫩和叙利亚两部分。之后两地单独成立国家，就有了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碎片化，叙利亚和黎巴嫩都留下了种族和信仰纷争的种子。在中东地区，原来的黎巴嫩（小黎巴嫩）比现在的面积更小，位于黎巴嫩山以西的沿海地区，是一个以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德鲁兹派为主的地区，马龙派属于东正教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独特的一性论的教义和独立选举的大主教，而德鲁兹派则属于伊斯兰什叶派的一个分支。这两派都不属于主流的信仰派别。在法国人到来之前，黎巴嫩经过数百年的宗教冲突，已经形成了共同的议会机构，学会了和平共处。但法国人为了加强对黎巴嫩的控制权，又把叙利亚许多信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地区划给了黎巴嫩，形成了大黎巴嫩。


  法国人的做法把黎巴嫩变成了世界上宗教结构最复杂的国家。在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马龙派、基督教正教徒、德鲁兹派、逊尼派、什叶派，以及其他小教派林立，这些人本来并不属于一个国家，却被法国人强行捏合在了一起，这让黎巴嫩丧失了稳定的政治结构，直到现在依然冲突不断。


  这次划界还为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留下了纷争的隐患，叙利亚一直对领土损失耿耿于怀，并以此为借口，在危机时干涉黎巴嫩政治。


  除了黎巴嫩之外的其余叙利亚也被分成了三部分，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直到法国人最后因为控制不住局势而撤出时，叙利亚三区才又合并为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内部又有着逊尼派和什叶派（主要是其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的矛盾，今天叙利亚的乱局也同样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在法国割据阿拉伯区域的北部时，哈西姆家族对英国人也失望了。他们决定撇开英国人单干，领头的是这个家族的费萨尔亲王（也是族长的一个儿子）。他组织了武装力量，乘着战争刚结束，法国人还没有派军队过来，就占领了叙利亚的西部地区，宣布建国，费萨尔自认叙利亚的国王，他的哥哥阿卜杜拉被宣布为伊拉克地区的国王。


  但是，随着法国人根据英法约定占领叙利亚，费萨尔却在犹豫不决中放弃了反抗，撤出了叙利亚，所谓的叙利亚国王也不了了之。


  英国人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自己的盟友，决定给费萨尔以补偿，于是从剩余的阿拉伯地区分离出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立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1921年，费萨尔亲王登上了伊拉克的王位。


  而原本被宣布为伊拉克地区国王的阿卜杜拉是费萨尔的亲哥哥，英国人为了安慰他，也给了他一块土地：外约旦。所谓的外约旦，原本属于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由于犹太人纷纷迁往巴勒斯坦地区，英国人为了便于管理，将巴勒斯坦以约旦河为界划成两部分，约旦河以西地区为犹太人的移民区，而约旦河以东则单独成立国家，称为外约旦，也就是现在的约旦哈西姆王国。


  此外，在汉志本土也成立了一个国家，由哈西姆家族的长子阿里继承。这样，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原来的阿拉伯区域本来想建立一个国家，现在却变得四分五裂，除了法国占据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之外，英国区域内又出现了英国人直接托管的巴勒斯坦，加上哈西姆家族的三个国家伊拉克、约旦和汉志，还有内志地区的国家沙特，以及海湾地区的其他小国。


  面对英国人的欺骗，哈西姆家族选择了忍受，因为他们虽然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却得到了三块碎片。然而，这三块碎片却并不容易守住。


  首先失去的是汉志。哈西姆家族扩张时，也恰好处于沙特家族的扩张期。由于石油还没有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在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收入是朝觐收入，掌握在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地的汉志王国手中。当时沙特家族已经统一了内地，年收入也只有70万美元左右，而比他面积小得多的汉志地区一年收入竟然达到了上百万美元。


  于是，1924年，沙特与汉志之间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沙特将汉志吞并。侯赛因·本·阿里出逃，几年后，这个骄傲的人带着他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死在了儿子阿卜杜拉的国土上。他的儿子阿里空有汉志国王的头衔，却没有一寸土地可以统治。于是哈西姆家族的国家就只剩下约旦和伊拉克两个了。


  此时的哈西姆家族依然没有打算放弃阿拉伯世界统一的想法，虽然沙特占据了半岛大部，但在剩余的阿拉伯世界依然有可能组成大联合。首先，伊拉克和约旦掌握在同一个家族手中；其次，英国人统治的巴勒斯坦地位依然没有确定；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法国的战败，他们已经管不了中东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了，这就给了哈西姆家族重新合并这两个区域的可能性。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事情本来对哈西姆家族有利。但就在这时，英国人再次搅局。首先是巴勒斯坦被分成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如果哈西姆家族要实现统一，必须将以色列掐死在摇篮之中。


  1948年，随着以色列的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在战争中，被寄予厚望的埃及和叙利亚完败，而不起眼的约旦在同门兄弟伊拉克的支持下，却打得有声有色。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有着切肤之痛。


  随着阿拉伯联军的战败和巴勒斯坦的建国无望，哈西姆家族的统一大业更加远去了。但阿卜杜拉国王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并入了外约旦，建立了约旦哈西姆王国。并吞西岸地区让约旦的实力大增，之前，约旦只是个人口40万的小国，随着巴勒斯坦人口的加入，约旦已经将人口翻了三倍多。


  此时，叙利亚也获得了独立。但和其他国家不同，法国人离开后，叙利亚的政治家一直缺乏独立领导一个国家的信心，趁这机会，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哈西姆家族统治的国家更加积极地与叙利亚眉来眼去，策划各种合并方案。


  叙利亚之所以愿意与约旦和伊拉克合并，除了叙利亚的政治家缺乏信心之外，还在于伊拉克的首位国王费萨尔曾经被选为叙利亚国王，只是因为法国人的到来，逼迫费萨尔吐出了叙利亚。独立后的叙利亚立刻想到了哈西姆家族的好处，许多人认为重归哈西姆家族的统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叙利亚的心猿意马让沙特和埃及感到惊慌，他们意识到，一个由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联合组成的哈西姆国家就要出现了。这个国家在中东地区显得过于强大，改变了政治平衡。沙特和埃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破坏这次合并。


  此时的埃及恰逢纳赛尔推翻国王统治之后，处于革命的狂热之中，除了阻止哈西姆家族的扩张之外，更希望由自己把叙利亚拐走，建立更广阔的统治权。


  1958年，在约旦和伊拉克还在美梦中时，一件重大的事情震惊了他们：叙利亚和埃及宣布，两个国家将完成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叙利亚已经逃脱了哈西姆家族的气场，他们失去了机会。


  叙利亚和埃及的合并，也终于让两个哈西姆国家明白了时不我待的道理。到这时，唯一剩下的可能性，就是约旦和伊拉克赶快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国家，至于其余的地区都已经不可得了。同样是1958年，在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不久，约旦和伊拉克也宣布建立统一的阿拉伯联邦。这个联邦规定，由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担任国家元首，约旦国王侯赛因担任副国家元首，如果国家元首去世，则由副国家元首递补。这是一种轮流坐庄式的元首制，表明家族的两个兄弟支系之间没有隔阂，并希望在未来，等两国的政治结构更紧密合并后，最终形成统一的政治制度。


  这次计划中的合并将使中东地区的实力再次出现改变。与英法等国分而治之的愿望不同，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与约旦组成的阿拉伯联邦，加上沙特，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避免了更加碎片化的局面。这对于中东国家是有利的。


  然而，突然间事情又起了变化。就在合并即将完成之时，一场政变却席卷了伊拉克。在这次政变中，预定的阿拉伯联邦元首、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遇害，哈西姆家族的统治被推翻。上台的卡塞姆将军宣布实行共和国。


  卡塞姆将军发动政变时，两国合并的文件已经签署。既然元首死亡，约旦国王侯赛因立即根据联合宪法，宣布继任阿拉伯联邦的元首。然而，这个无力的举动随即遭到反驳，卡塞姆将军宣布，伊拉克已经不再有王室，也不再有阿拉伯联邦，它退出了联盟。


  伊拉克和约旦的合并，哈西姆家族的复兴，在瞬间崩塌。


  阿拉伯联邦解体后，埃及和叙利亚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没有维持长久，由于联合过于仓促，对于政治制度的合并和政治席位的分配矛盾重重，联合共和国很快也解体了。


  到这时，中东的碎片就再也无法收拾了。哈西姆家族建立统一国家的理想也没有成为现实，中东曾经较为简单的民族结构被几条不规则的边界划成了碎片，在这些碎片上建立了众多的小国。


  直到今天，约旦的哈西姆家族依然是统治者。但在伊拉克，领袖已经换了好几茬，战争也持续了几十年。不仅是伊拉克，就连叙利亚、黎巴嫩也处于乱局之中，巴勒斯坦人还在用石头与以色列作战，沙特阿拉伯卷入了也门的纷争，中东的乱局可以说从英国人欺骗阿拉伯人、毁约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等待羽翼丰满

  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中，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并没有权力去选择是否与宗主国保持友好关系。在法属西非和中非的殖民地中，取得独立的几内亚就是这样的国家。


  西非独立之前，在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规划里，并没有让非洲殖民地独立的意图，他只想建立一个法兰西共同体，让所有西非和中非的殖民地都加入这个共同体。而事实上控制这个共同体的，依然是位于欧洲的法国本部。


  虽然并没有让殖民地独立的意图，但样子还是要做的，必须给殖民地表面上的选择权。戴高乐一方面承诺殖民地可以选择独立，但另一方面只给出两个极端的选项：如果留下，就可以获得法国的所有帮助，除了经济上，还会帮助训练成熟的政治家，帮助黑人学会管理政府；如果选择脱离，那么法国就立刻撤出，不再有任何补贴和帮助，不仅不帮助，法国还会下令所有的法国人员和资本在一夜之间全部撤离，让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自生自灭。


  戴高乐的政治安排几乎得逞，但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顶住了法国的压力，投票宣布独立。于是戴高乐只好吞下了他自己设下的苦果。在几内亚之后，其余的殖民地在两年内也纷纷选择了独立，法国的殖民地终于垮掉了。


  法国殖民体系虽然消失了，但作为首先吃螃蟹的人，塞古·杜尔和他的几内亚却成了宗主国的敌人。戴高乐说到做到，就在几内亚独立的当天，法国人全部撤离，将所有物品带走或者砸烂，导致几内亚全国的政治和经济完全瘫痪。那么，几内亚在未来是否能够承受这个损失呢？

  事实证明，离开了宗主国的“善意”，一个殖民地的确会步履蹒跚。离开法国之后的几内亚发展就是这样的。


  最初，塞古·杜尔采取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作的选择：既然法国拒绝提供一切帮助，彻底断绝了联系，那么就向当时的另一个阵营苏联所代表的东方阵营求助。苏联人响应了几内亚的呼吁，立刻派来了专家帮助这个新生的国家。由于当时反殖民地是一种潮流，塞古·杜尔也成了英雄。


  然而，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这个英雄立刻变成了国家发展的阻碍，他对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将一切资源掌握在手中。随后，他大搞个人崇拜，不仅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统治者，他的意志还成为法律。由于缺乏制约，塞古·杜尔统治的几内亚成了一个封闭的神权国家，几内亚也成了法属各个殖民地中最落后的一个。


  到了后来，由于统治基础越来越薄弱，几内亚又和苏联闹僵了，导致塞古·杜尔变得疑神疑鬼，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参与了推翻他的阴谋。


  到1984年他去世的时候，几内亚已经从一个富含矿产资源、非洲少有的降雨充沛、土地肥沃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世界的死角，没有其他国家在意它，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它。这里既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企业家。一切都掌握在塞古·杜尔一个人的手中，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腐败的利益阶层，除此之外，是遍地的穷人和无望的社会。


  正是由于几内亚命运的对比，在非洲法国的殖民地中，大部分国家虽然选择了独立，却依然和法国保持着较强的纽带联系。最典型的国家莫过于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


  这两个国家独立时的领导人，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科特迪瓦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在独立之前都曾经担任过法兰西共和国的部长。法国有邀请殖民地精英进入政治的传统，作为黑人的代表到巴黎任职，已经是莫大的荣耀。


  两人在国家独立后，首先想到的都是和法国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等待着新生的共和国羽翼丰满。然而，两人不同的统治风格又决定了两国不同的走向。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除了是一位总统，还是一位文学家、诗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黑人院士，出版有多部诗集，甚至受到过哲学家萨特的称赞。而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却出身于酋长家庭，很早就在科特迪瓦进行政治活动，参加了当地议会的选举。


  两人虽然都赞成与法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又有所区别。桑戈尔的站位首先是从法国本土立场上思考，认为殖民地与法国要成为一体，而不是分成不同的实体。乌弗埃—博瓦尼由于更早就参与了殖民地内部的政治运行，更赞同殖民地首先是独立的实体，然后在更大空间内与宗主国保持联盟关系。


  桑戈尔和塞内加尔之所以想和法国更紧地绑定，还因为塞内加尔是法属西非的中心，首都达喀尔更是西非最繁华的大城市。法国要想控制西非，必须通过塞内加尔，这就让塞内加尔更容易从法国获得好处，甚至可以截留法国在西非其他地区获得的利益。而相比起来，科特迪瓦却没有政治优势，它有的是环境优势，这里靠近雨林地区，更适合咖啡、可可等经济类作物的种植，在西非是一个经济优越的所在。科特迪瓦也不想让法国人抽取经济利益去帮助塞内加尔，但离开了法国，就无法打开欧洲市场，所以也必须和法国搞好关系。


  两个国家独立后的命运与两个总统的不同统治风格有莫大关系。首先，如果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两个人都不是合格的总统。


  塞内加尔更加贫穷，因此桑戈尔在经济上追求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但塞内加尔的计划经济并没有走太远，原因是桑戈尔不是一个大权独揽的人；此外他还有另一条原则：独立后不要做出太多改变，继续依靠法国。


  在其他国家，由于白人撤离，黑人之中一下找不到足够的行政人才，从而造成行政退化。桑戈尔对这种现象却很警惕，他宁肯重用合格的白人，也不愿意为了所谓“黑人的解放”而将职位授予那些没有能力的黑人。他虽然赞成计划经济，但人们提到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时，他立刻将这种想法否定了。外国资本在塞内加尔仍然大行其道，法国军队继续驻扎在塞内加尔，法国控制着塞内加尔的银行系统。


  这样做的好处是，塞内加尔的行政退化更加缓慢，也没有出现巨大的混乱。但这样做也带来了无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塞内加尔的经济无法独立。


  在法国时代，塞内加尔就以种植花生为主，独立之后，它没有发展出多样的工农业，仍然依靠出口花生赚取外汇。当法国取消了花生补贴，同时国内的旱灾影响了花生的产量时，塞内加尔的经济迅速下滑。


  另外，由于过于依赖法国，造成了债务上瘾现象。独立后的20年间，对外债务增长了约20倍，出口一出问题，立刻陷入了偿债危机。随着经济的熄火，塞内加尔国内也变得更加不稳定。桑戈尔从一个和蔼的受人尊重的老诗人，不得不摇身一变，转换成镇压国内反抗的半独裁者。


  就在人们以为塞内加尔正在慢慢地走向政治泥沼时，桑戈尔却做了几个令人震惊的举措。1976年，桑戈尔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允许成立了三个政党，他自己领导一个中间政党，同时建立了一个左派政党和一个右派政党。到了1980年，桑戈尔突然宣布自己退休，不再担任国家领导人。


  在独立后的国家，如何处理第一代领导人一直是重大问题，许多国家往往存在离不开第一代领导人的现象，由于他们过于有威望，国内人民只认他一个人，结果他一走，其他人没有足够的威望来让各种势力服从，国家就会就乱套。作为对策，第一代领导人只能长期执政，以保持稳定。可是，毕竟他们还是有死亡的那一天。


  但塞内加尔却是少有的例外，桑戈尔的主动离职，让塞内加尔有了政治转向的可能性。


  1981年1月1日，桑戈尔正式离职，接替他的是他的亲信迪乌夫（Abdou Diouf）。迪乌夫没有辜负桑戈尔，继续了前任开始的政治改革。在下一次选举中，他进一步取消了政党限制，让所有的政党都合法化了。


  即便如此，人们对塞内加尔的政治仍然有疑虑，迪乌夫是桑戈尔指定的，担任总统的期限达20年之久。虽然塞内加尔表面上看起来开放了党禁，也有了选举，但如果没有完成一次政党轮替，就证明这样的政治还不是稳定的。


  2000年，选举的常胜将军迪乌夫失败了。在这一年的大选中，他的竞争对手韦德（Abdoulaye Wade）在大选中击败了他。迪乌夫却宣布接受大选结果，平静地帮助对手完成了交接。2012年，韦德在一片争议声中寻求第三任期，但败于他的竞争对手萨尔（Macky Sall），他同样迅速地接受了选举结果，完成了交接。


  在萨尔之前，塞内加尔总统任期数次改变，从五年改为七年，又从七年改为五年，又调回到七年。萨尔竞选时承诺，将总统任期缩短回五年，不管什么情况，总统都只能连任一届。2016年，在塞内加尔的全民公决中，萨尔实现了他的承诺，塞内加尔的民主政治在经过了四代总统之后，变得更加稳定。


  塞内加尔在桑戈尔手中步履蹒跚时，科特迪瓦最初的日子却要好过得多。塞内加尔被法国将命运绑在了花生上，而科特迪瓦既有咖啡，还有可可、棕榈油、橡胶，是法属西非的经济引擎。


  独立之后，首任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立刻建立了专政的独裁制度。他声称，民主制只适合于成熟的国家，而对于非洲刚刚成立的国家而言，类似于酋长制的家长式统治，才是更加合理的制度。


  乌弗埃—博瓦尼同样采取了全面靠拢法国的政策，保证法国投资，与法国的贸易放在最优先位置。他也不信任黑人的自主治理能力，在政府中大量任用法国人。在法国人的帮助下，科特迪瓦迅速进入了繁荣期。


  由于有足够的外汇，科特迪瓦开始发展工业，在总统的倡导下，科特迪瓦不仅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建立了一系列的现代工业部门，包括公路、电站、港口，甚至把他的家乡，一个小村庄，打造成了雄心勃勃的首都城市。


  但在雄心勃勃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第一，政府主导的大部分工程都是不赚钱的，它们满足了总统的雄心壮志，却没有考虑运行成本。第二，由于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工程，科特迪瓦的官员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乌弗埃—博瓦尼也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人，依靠亲戚和亲信控制着国家的各个部门。


  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发展突然陷入了停滞，西方人的胃口突然缩小了，而非洲的供应还在扩大。几乎在一夜之间，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就从巅峰跌入了谷底，可可价格只剩1/4，咖啡也跌了一半。


  科特迪瓦的外债是以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作为预期的，一旦价格反转，也就意味着政府不可能偿还得起巨大的外债规模。一旦人们的预期反转，世界资本市场就对这个新兴的国家关闭了。政府收入腰斩，开支还在增加。与此同时，海量的资金仿佛预感到了危险，开始从各种渠道出逃，导致雪上加霜。


  科特迪瓦在挣扎了10年之后，宣布破产。繁荣的奇迹如同幻觉一般消失了。


  乌弗埃—博瓦尼对科特迪瓦最大的损害还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他打压了几乎所有反对派，以确保自己每一次选举的胜利，直到1993年他去世，也没有放弃哪怕一丁点的权力。


  在塞内加尔，桑戈尔放弃权力的那一刹那，成了政治改革的契机。但乌弗埃—博瓦尼去世后，科特迪瓦由于没有经过民主的锻炼和真正选举的熏陶，立刻变成了野心家的主战场。


  接替他的总统贝蒂埃（Aimé Henri Konan Bédié）为了保住权力，用各种手段打击政敌，但是，到了1999年，贝蒂埃在政变中被前参谋长古伊（Robert Guéï）推翻。这一次军人统治时间不长，第二年就让位给了民选总统巴博（Laurent Gbagbo）。


  2002年，科特迪瓦国内矛盾终于爆发，变成了内战。内战的双方是政府军和北方叛军。这次内战打打停停，直到2010年，才达成新的协议举行选举。新总统候选人、来自北方的瓦塔拉（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与老总统巴博各自坚称获得了选举胜利，双方只好再次用战争说话。这一次，瓦塔拉取得了胜利。


  到了2011年，科特迪瓦已经历尽沧桑，但能否持续和平，依然是个未知数。


  总结起来，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都是与前宗主国搞好关系的典型，事实上，这几乎是一个后殖民地国家最容易取得发展的道路。前宗主国在获得一定好处的前提下，帮助原殖民地国保持政治上的锐度，并保持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加强教育，等待着本土人慢慢地填补上政府的职位。


  但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最大的不同在于，当与宗主国搞好关系时，领导人能否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本国的治理结构，在本土人接手政治的同时，形成可持续的政治体系。


  如果领导人只是一味地享受成果，而忘记了未雨绸缪，很可能在一段好日子之后就会迎来艰难时刻，出现国家政治永远无法成熟的情况。那样，总有一天整个国家和社会要为领导人的懈怠付出代价。


  尤其是政治上的改革。事实上，在很长时间内，即便政治不改革，人们依然可以从经济上享受很长时间的红利，只是，这样的红利总有消失的那一天。就像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那样，当世界无法消费那么多的花生和可可时才是比拼谁的政治结构更加有韧性，能够渡过难关的时刻。最终决定成败的，是能否在国际关系还处于顺境之时，尽快地完成本身的改革，走向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多元化，谁能首先做到这一点，谁就有可能走出混乱的开局。


  在争霸夹缝中长袖善舞

  除了与宗主国搞好关系之外，还有一类人则充分利用了世界强权的夹缝，当起了时代的弄潮儿。就像本章前面提到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那样，他们发现在英俄或者美苏争霸的夹缝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牟利。世界虽然不断地强调道义，但在实际操作中，那些所谓的大国并不在意多支持一个独裁者，只要不侵犯他们的利益就行了。只要把握了这个原则，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可以长袖善舞，悠然自得。


  人们总是认为这样的人相当于玩火自焚，但塞古·杜尔直到他去世，依然保持着足够的权力和威望，只是在他死后，几内亚才遭到延迟的报应，但这已经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了。许许多多的人们都以塞古·杜尔这样的人为榜样，期待着一生中游刃有余于大国之间，但又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其中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1958年，伊拉克发生政变，推翻了哈西姆王室，成立了共和国，但接下来局势并没有稳定住。直到1963—1968年，一个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团体在伊拉克数次发动革命，最终建立了稳定政权。


  在阿拉伯地区，所有的国家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沙特、约旦和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国王执政的国家，他们大都秉持相对保守和宗教主义的理念；另一派是以埃及为代表的总统制国家，他们大都信奉左派经济理论，乐于采用计划经济和世俗化的理念来治理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中东地区，除了法国控制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了民主制之外，其余国家几乎都是君主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变迁，埃及、伊拉克等国先后发动了革命，变成了总统制国家，都采纳了世俗或社会主义作为理想。萨达姆虽然是个独裁者，但他本身所代表的是世俗化和发展主义，他也采取了许多计划经济的做法。在他的治下，加上石油开采的发展，伊拉克经济表现出很强的上升势头。伊拉克人民在周围的国家中，也过着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生活，与西方更加靠拢。萨达姆也由此成了世界的宠儿之一。


  萨达姆之所以受宠，还和他在国际上长袖善舞有关。


  最初的伊拉克由于政党的计划经济性质，依靠的是苏联。伊拉克由此从苏联进口了大量的武器，并获得了苏联的帮助以发展经济。美国由于与苏联的敌对关系，选择了支持伊拉克的邻国伊朗。


  1979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上台之后的霍梅尼新政权对老政权的朋友美国施以报复，闯入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绑架了美国的外交官。双方以这次事件为起点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伊朗也由此成为美国口中的“邪恶国家”，一直持续到现在。当伊朗和美国从好朋友变成了最大的仇人之后，伊拉克看到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机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伊拉克国内主要人口信奉什叶派，但也有一大批信奉逊尼派的人。作为一个逊尼派出身的领导人，萨达姆提拔了不少共同信仰的亲信，从而造成了国内什叶派的不满。而作为什叶派重镇，伊朗新政权上台后大力扶持全世界各地的什叶派采取暴力行动，对付异教徒，这也给伊拉克以极大的压力。加上两国在边境地区的争执，这一切，导致萨达姆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的军队进入了伊朗，试图通过一场闪击战将伊朗制服。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闪击战会变成一场可怕的持久战。


  在最初，伊拉克通过空军的狂轰滥炸，和陆军向伊朗产油地区胡泽斯坦的挺进，占据了上风。但由于伊朗纵深太大，人口太多，而萨达姆一侧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很快，伊拉克的海军被伊朗歼灭，失去了海上的主动权，伊朗的空军也比伊拉克更有想象力，甚至一直轰炸到伊拉克和约旦的边境去打击伊拉克的机场。在陆军方面，伊朗的装备虽然不如伊拉克，却用人肉攻势来做为补充。伊朗人利用杂牌军打头阵，摸出伊拉克阵地的薄弱之处，再用正规军第二波冲锋，打开缺口，最后用装甲化部队轰隆隆碾过，将伊拉克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到了1982年，伊朗已经将大部分领土收回，并准备进入伊拉克的领土了。


  但就在这时，世界形势却决定了战争的走向：萨达姆赌对了。


  随着伊朗的胜利，美国和西方开始跃跃欲试，准备插手。在之前，伊拉克依靠的是苏联，而伊朗则主要采用西方装备。但由于伊朗新政权对西方的敌视，伊朗变得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于是，当伊朗人的飞机和武器出现大量的损耗时，再也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了。


  与此同时，伊拉克却突然间变得“朋友遍天下”。之前萨达姆政府就与苏联关系深厚，由于他是逊尼派的，更是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埃及等几乎所有逊尼派国家的全力支持。而在战争中，随着对伊朗的敌视，美国也决定帮助伊拉克，并带来了西方集团。就这样，伊拉克突然间成了世界武器的最大买家。在伊朗的飞机因为一个零件的短缺而无法升空时，伊拉克却总是能够从法国和苏联购买大量的飞机。美国、苏联、欧洲都竞相把武器库向伊拉克开放，而伊朗只能从朝鲜、利比亚等国得到微不足道的援助。


  不仅在出售武器上削弱了伊朗，在封锁对方的石油出口上，伊拉克也得到了大量的外国帮助。由于双方为了不让对方把石油卖出去，都向驶往对方港口的外国船开火，西方国家派出了军舰保护商船。但是，这些国家只保护驶往伊拉克港口的商船，不保护驶往伊朗港口的商船，没有人再敢到伊朗去购买石油。


  战争进行到最后，总是资金的比拼，与伊朗无钱可用不同，伊拉克却是要多少钱有多少钱。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是帮助萨达姆的大户，每年为萨达姆提供的资金不下600亿美元。萨达姆一时间成了国际债市的宠儿，人们纷纷借钱给他，西方国家、中东国家都成了他的大债主。


  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对付伊朗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都在竞相帮助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国人帮助萨达姆搞核反应堆。而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法国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卷入到帮助伊拉克购买或者制造化学和生物武器之中。


  在战争的后期，伊拉克利用化学武器杀死了伊朗数万名士兵，并屡屡用来进攻伊朗平民，甚至对付国内的库尔德人，但由于帮助伊拉克已经成了世界巨大的阳谋，所有的国家都背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


  事后，人们会回忆起当初的举动多么荒诞，但在当时，在一窝蜂的行动中谁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为了对付“那个国际幼儿园中被孤立的小丑”，就向另一个孩子手中塞满了枪。


  萨达姆作为国际的宠儿一直坚持到了1988年。然后，两伊战争结束了。萨达姆又作为国际宠儿存在了三年。但是，在这三年里，他却意识到受宠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两伊战争中，表面上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美国人为了限制伊朗而支持他，苏联人也卖给他武器，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他的后盾。但这些支持无不是短暂和不实惠的。当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真正的情况是：

  第一，虽然整个世界都贷款支持伊拉克打仗，鼓励他多借钱，但这些债务迟早是要还的。据统计，伊拉克欠下了800亿美元的外债。


  第二，由于产油和运输设施的破坏，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减少到几乎只有战前的1/6，直到海湾战争前才恢复。在没有修复期间，已经严重影响了伊拉克的经济收入。


  第三，由于战争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亿美元，伊拉克不仅无法还债，还进一步需要大量资金进行重建工作。


  第四，由于战争的缘故，伊拉克军队人数翻了数番，加上它向东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当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和保养这些军队和武器，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让他们都复员，这些军队可能会担心未来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而起来造反，如果保留军队编制，国家财政又受不了。这个时期是最容易失控的时刻，除非再进行另一场战争，给军队找事做。


  而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的中东国家也并没有体谅它的难处，一方面，不肯减免伊拉克的债务，另一方面，又利用伊拉克的疲弱，不断地扩张石油产能，侵蚀伊拉克的石油份额。比如，伊拉克希望石油产出国协调一致，把油价维持在18美元一桶，以保证足够的利润，但是它的邻国和债主科威特却偷偷扩大了产量，将油价打在了10美元。科威特由于产量高，赚够了钱，而产量偏低的伊拉克成了受害者。


  到这时，长袖善舞的萨达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上了一辆停不下来的战车。他的野心，加上整个世界如同耍猴一样支持他表演，却不肯付账，他用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继续表演下去——出兵科威特。


  出兵科威特，是伊拉克对于国内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一种本能式反应，也的确能够缓解伊拉克国内的问题。一旦将科威特合并，伊拉克欠科威特的大笔外债就不用还了。并吞科威特的油田，伊拉克的石油储备和出口份额也会增加。另外，大量的军队有了新的事情做，不会危及政权了。


  伊拉克的大军瞬间淹没了科威特。萨达姆仍然把自己想象成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宠儿，他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些国家的体谅。毕竟科威特是一个比伊朗小得多的国家，既然大家都支持他打伊朗，也不会为了小小的科威特和他玩真的。


  但这次他大错特错了。入侵行动令世界意识到，看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上阵了。但每个国家的目的又各不相同。


  阿拉伯世界之所以反对伊拉克入侵，是意识到伊拉克正在走向称霸之路。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由于其军事力量比起伊拉克处于劣势，很担心伊拉克下一个入侵目标就是自己。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担心，一旦伊拉克取得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就控制了中东地区最大的石油资源，他的称霸就指日可待了。


  至于西方国家，则认为这是一个形成中东军事存在的好时机。在这之前，外来势力虽然已经深深地介入了中东，但很难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只能依靠卖武器、进行代理人战争、组织维和部队的方法实施背地里的控制。而伊拉克的入侵让他们意识到，可以直接在中东驻扎大量的军队，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基地，这对控制中东的油气资源尤其有利。


  最经受不住伊拉克威胁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由于是瓦哈比派国家，在中东地区一直是最保守的势力，他们善于向西方销售石油，却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但此刻，在形势的逼迫下沙特阿拉伯迅速向西方开放领土，各国则争先恐后地加入战团，首先向美国表示愿意提供军事基地的是沙特阿拉伯。萨达姆这才知道捅出了大漏子，即便他想回到过去也不可能了。


  第一次海湾战争将伊拉克人逐回其国境线之内。萨达姆也从宠儿彻底变成了“坏孩子”和“软柿子”，别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随时想捏一下。伊拉克政府又是基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建立的，需要一定的权威才能维持统治，一旦失去权威就会垮台，所以必须表现得对世界不妥协（而实际上妥协了无数次）。


  表面上看，世界是要消灭邪恶政权，保证伊拉克没有称霸能力，同时在国内实现民主，但这些目标虽然高尚，靠孤立和树敌的方式不仅无法达到，反而适得其反。


  此时，伊拉克这个依靠强力捏成的国家立即出现了内乱。在伊拉克国内，有两种反政府的势力特别强烈：一个是北方山区的库尔德人区域，另一个是南方的什叶派区域。库尔德人在萨达姆政权衰弱时，立即组织了反抗，但被镇压了下去。而在南部的什叶派本来就是伊拉克的人口多数，早就不满于萨达姆的统治，也乘机起事，同样被镇压了下去。


  但这两次镇压给其他国家进一步干涉提供了借口。加上化学武器问题，伊拉克成了一波又一波审查、一波又一波制裁的对象。直到2003年，西方决定再次出兵伊拉克，将萨达姆政权彻底摧毁。


  萨达姆的遭遇也恰好说明这些长袖善舞的独裁者到底有多艰难。如果放开历史来看，一个人采取独裁统治强力捏合国家，并依靠在国际关系上的摇摆来保持国内的平衡，他往往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却很难坚持一生。


  在非洲的领导人中，有一个复杂的群体，我们可以称其为第二代领导人。到现在为止，非洲的领导人已经更迭了三代人，其中第二代领导人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往往是领导独立的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热情、真诚地相信人的力量，但是教育程度往往不足，这造成了他们大包大揽、敢于花钱的治国作风。然而，这一代领导人由于先天的不足，往往会将国家带入系统性的经济灾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就会发生叛乱，一批军队出身的人开始上台执政，这就是第二代领导人。在这一代中，许多领导人都是文盲出身，对于国家治理更是一窍不通。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天生的本能，就是利用国际关系的夹缝获得生存权。


  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他们或者投靠美国，或者投靠苏联，获得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持自己的国内统治。


  比如，东非国家乌干达的总统阿明（Idi Amin）就是一个善于表演的人。乌干达独立后，一个叫奥博特（Milton Obote）的人担任了总理（该国最初实行总理负责制）。在当时，乌干达是一个联邦国家，而在乌干达内部，还有五个王国存在，这些王国有自己的国王，保有一定的自治权，与中央政府充满了矛盾。由于国内矛盾过于复杂，最后奥博特解散了各个王国，形成了完整的共和制，也实现了自己的独裁。但由于奥博特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于是到了1971年，军人出身的阿明将奥博特推翻。可以说，阿明的上台是获得了乌干达社会普遍欢迎的。但是，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阿明却是个文盲，并不懂得治理国家，他到底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呢？

  事实上，在他刚上台时，整个乌干达都陷入了狂欢的气氛中，这种气氛正是阿明煽动的。他释放了政治犯，许诺了各种改革，替换了腐败官员，坐在花车上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宣布乌干达的盛世来到了。


  表演完毕，接下来到了治理国家时，阿明发现自己跟不上了。于是，他决定采取联合大众打压少数派的做法，将乌干达国内的印度人驱逐了。印度人在乌干达是重要的商业群体，甚至可以说控制了工商业。乌干达人再次兴奋地陪着他一起瓜分了印度人的财富。


  印度人一走，乌干达的经济就彻底崩溃了。阿明继续发明了新的策略：在国际夹缝中寻找支持者。此时，利比亚的卡扎菲恰好处于四处扩张的阶段，在国际上选择资助对象，于是和阿明对接上了，这样，乌干达就被纳入了卡扎菲幻想的阿拉伯革命的阵营中。而邻国扎伊尔（即刚果民主共和国，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又将国名恢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裁者蒙博托是法国支持的，通过他，阿明又和法国搭上了线。乌干达本来是英国殖民地，法国认为将它拉进来，是对英国的羞辱，于是乌干达又沾上了英法攀比的光。当时苏联和美国也在对抗，阿明自然也不会放过，既然和英国人对抗，自然加入了苏联一侧。


  阿明就靠这样的长袖善舞，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层的保险套，希望这能够给他的统治带来足够的安全性。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代价并不大，由于乌干达位置实在太偏，他国对其提不起太大的兴趣，他需要做的只是不断地表演，吸引足够的眼球就够了。还是那句话，世界大国并不十分在意所谓的道义，更不在乎对一个小国独裁者搭把手，他们在乎的是争霸格局，以及是否能对另一个阵营造成损害。


  事实上，阿明的表演是很有娱乐精神的，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后，他发去慰问电报。当巴勒斯坦发动慕尼黑惨案，杀害了以色列的运动员时，他向联合国发去贺电，赞扬巴勒斯坦人和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行动。当中苏发生边界摩擦时，他自告奋勇前来调解。他的行为遭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嘲笑，但他却清楚地知道这是表演给谁看的。果然，他的表演让非洲国家趋之若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非洲，他都被看成是一个敢于反抗西方的英雄。于是，一大堆荣誉向他砸了过来。


  1975年，阿明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到了1977年，乌干达进入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看上去，他的长袖善舞让他维持一辈子并不难。


  但就在乌干达进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两年后的1979年，阿明却突然倒台了。原来，在表演过程中，阿明盯住了一个软柿子：他的邻居坦桑尼亚。当时坦桑尼亚正在经历经济崩溃，阿明认为从坦桑尼亚揩点油算不上什么大事，于是派兵进入了坦桑尼亚，试图占领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不想这次竟然捅了马蜂窝，坦桑尼亚立刻派遣大部队进入乌干达，摧枯拉朽一般推翻了阿明。阿明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全球的大人物，到他倒台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而这，往往是一个长袖善舞人士的下场。


  除了阿明，非洲还有着众多的强人们，比如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和中非共和国皇帝博卡萨投靠的都是法国人，中东的强人大都依靠苏联，还有一些以美国人为后盾。他们大都相信自己可以长袖善舞，但最终，在他们死后甚至死前，都将国家带入了一片混乱。即便那些能够熬到善终的，依然是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世界并非一片光明，事实上，由于强权争霸的存在，每一种强权几乎都有不讲道理的一面，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他们并不在意牺牲几个遥远小国的人民。一个国家只有自己想办法避免产生那种游走在争霸夹缝中的领袖，避免成为国际争斗的棋子，才有可能最终成为幸存者。但这样的选择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依然充满了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