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乐观的领导人得民心
作者：乔丹?彼得森 更新：2024-03-24 15:12
身边的悲喜故事
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电视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容小视。
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
哈特（Gary Hart）似乎已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 Simon）、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参议员戈尔（Albert 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都被认为很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
我们用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了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哈洛德·祖洛（Harold Zulow）坚持认为应该把我们的预测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测中了却没有人相信。
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的！
我早年读过的弗洛伊德的文章强烈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虽然不像弗洛伊德那么有名，但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更深远。在他那本令人一看就放不下来的小说《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中，阿西莫夫为有头脑、长满粉刺的孩子创造出一个英雄——塞尔登（Hari Selden）。他创造了心理历史学，专门预言未来。塞尔登认为个人是不可预测的，但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可以预测的。只需有塞尔登的统计公式和行为原则（阿西莫夫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们），你就可以预测历史的走向。“哇！”这些年轻人佩服得不得了，“可以用心理学的原则来预言未来！”
这个“哇”一直跟着我。当我还是资历较浅的教授时，我非常兴奋地发现心理历史学真的存在。后来，我与我的好朋友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艾伦·科尔斯（Alan Kors）合开了一门心理历史学课。这门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探讨学术界的阿西莫夫世界。结果发现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尝试。
我们阅读了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做的相关研究，他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应用到马丁·路德身上。埃里克森说路德反抗的勇气来自他幼年时大小便的训练，埃里克森教授从路德零星的童年史料记载中得出了这个惊人的结论。这种异想天开的推论绝对不是塞尔登的本意。第一，它的原理并不能达到目的，甚至无法帮助治疗师解释患者为什么有反抗心理，更不要说去解释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反抗心理了。第二，那个时期所谓的心理历史学进行的是个案研究，而阿西莫夫清楚地指出有效的预言是针对团体的。第三也是最糟的一点，这种心理历史根本没有预测出什么来。它只是编一个故事使已有的定论合理化。
1981年，当我接受艾尔德的挑战去发展时间机器时，阿西莫夫的理念还深埋在我心里，所以我准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找出那些不能或不愿接受问卷调查的人的解释风格。但是，还有一大群不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历史。我告诉艾尔德，CAVE技术正是他所梦想的“时间机器”。我建议不仅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愿接受测验的人身上，还可以用在已经死亡的人身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他们忠实的口述记录。只要有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我还指出这类材料非常广泛，自传、遗嘱、新闻稿、录音带、日记、病历、从前线寄回来的家书、答谢辞等。“艾尔德，”我说，“我们可以来研究心理历史。”
毕竟，我们手上有塞尔登所说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我们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心理学原理，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抵抗抑郁症的能力，可以预测高成就、坚韧性。第二，我们有一个能有效测量生者或死者的解释风格的方法。第三，我们的样本足够大。
198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对21岁的大学生祖洛解释着上面的内容，他的思维、精力都是一流的。我希望说服他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我的研究生。
“你想过把这套方法用到政治上吗？”他说，“或许我们可以预测选举。我敢打赌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乐观的领导者，一个告诉他们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你需要大量的被试吗？美国选民这个群体如何？你无法预测每一个选民的投票情况，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预测一群选民。我们可以从候选人发表的政见中找出他们的乐观情况，然后预测谁会赢。”
我很高兴他用了“我们”，因为这表示他会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他果然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之后的五年里，他的成就惊人。他成了第一个预测历史事件的心理学家。
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电视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容小视。
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
哈特（Gary Hart）似乎已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 Simon）、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参议员戈尔（Albert 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都被认为很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
我们用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了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哈洛德·祖洛（Harold Zulow）坚持认为应该把我们的预测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测中了却没有人相信。
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的！
我早年读过的弗洛伊德的文章强烈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虽然不像弗洛伊德那么有名，但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更深远。在他那本令人一看就放不下来的小说《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中，阿西莫夫为有头脑、长满粉刺的孩子创造出一个英雄——塞尔登（Hari Selden）。他创造了心理历史学，专门预言未来。塞尔登认为个人是不可预测的，但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可以预测的。只需有塞尔登的统计公式和行为原则（阿西莫夫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们），你就可以预测历史的走向。“哇！”这些年轻人佩服得不得了，“可以用心理学的原则来预言未来！”
这个“哇”一直跟着我。当我还是资历较浅的教授时，我非常兴奋地发现心理历史学真的存在。后来，我与我的好朋友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艾伦·科尔斯（Alan Kors）合开了一门心理历史学课。这门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探讨学术界的阿西莫夫世界。结果发现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尝试。
我们阅读了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做的相关研究，他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应用到马丁·路德身上。埃里克森说路德反抗的勇气来自他幼年时大小便的训练，埃里克森教授从路德零星的童年史料记载中得出了这个惊人的结论。这种异想天开的推论绝对不是塞尔登的本意。第一，它的原理并不能达到目的，甚至无法帮助治疗师解释患者为什么有反抗心理，更不要说去解释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反抗心理了。第二，那个时期所谓的心理历史学进行的是个案研究，而阿西莫夫清楚地指出有效的预言是针对团体的。第三也是最糟的一点，这种心理历史根本没有预测出什么来。它只是编一个故事使已有的定论合理化。
1981年，当我接受艾尔德的挑战去发展时间机器时，阿西莫夫的理念还深埋在我心里，所以我准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找出那些不能或不愿接受问卷调查的人的解释风格。但是，还有一大群不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历史。我告诉艾尔德，CAVE技术正是他所梦想的“时间机器”。我建议不仅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愿接受测验的人身上，还可以用在已经死亡的人身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他们忠实的口述记录。只要有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我还指出这类材料非常广泛，自传、遗嘱、新闻稿、录音带、日记、病历、从前线寄回来的家书、答谢辞等。“艾尔德，”我说，“我们可以来研究心理历史。”
毕竟，我们手上有塞尔登所说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我们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心理学原理，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抵抗抑郁症的能力，可以预测高成就、坚韧性。第二，我们有一个能有效测量生者或死者的解释风格的方法。第三，我们的样本足够大。
198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对21岁的大学生祖洛解释着上面的内容，他的思维、精力都是一流的。我希望说服他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我的研究生。
“你想过把这套方法用到政治上吗？”他说，“或许我们可以预测选举。我敢打赌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乐观的领导者，一个告诉他们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你需要大量的被试吗？美国选民这个群体如何？你无法预测每一个选民的投票情况，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预测一群选民。我们可以从候选人发表的政见中找出他们的乐观情况，然后预测谁会赢。”
我很高兴他用了“我们”，因为这表示他会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他果然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这之后的五年里，他的成就惊人。他成了第一个预测历史事件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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